二、学业考核活动
（一）自学考试活动
1981年国家开始实施自学考试，民办高校抓住这一机会，纷纷开设各自考专业的辅导教学班，并逐渐扩大招生规模。在此之后，民办高校的教学活动主要围绕自学考试来进行，学生进入民办高校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取得自考学历证书。他们最终能否获得学历证书，就是看其有没有通过规定课程门数的考试，同时学校也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检验自己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在此大背景下，自学考试就成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学生学业考核的最主要形式。
这种自学考试每年举办两次，分别是4月和10月。考核内容主要以国家规定的专业考试科目为主，一般是十几门。学生只有全部通过这些考试科目，才能拿到相应的文凭。差哪科就补哪科，可以一次就及格通过，也可以再次、多次考试。这种考试属于国家或省牵头统一命题，民办高校在这种学业考核活动中主要起组织、管理、助学的任务。为了保证自考通过率，各民办高校全体师生都全力以赴。这一点可从北京中华社会大学组织的自学考试活动中窥见一斑：
我们走访北京市“自考办”、海淀区主管自学考试单位后，经过多次交换意见，最后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具体分析各种情况（包括生源文化基础、教师水平、计划安排、管理干部工作量等），终于形成一致的意见和主张。总的构想，概括为“分三步走，达到两个目标”：第一步，用两个学年学完自学考试1l门课程，利用4次开考机会（第二至第五学期）把11门课程普考一遍。第二步，利用第五次开考机会（第六学期），补考未及格的课程。通过这两步，取得大专文凭的同学力争达到30％以上。第三步，利用学生毕业后的10月开考的机会，追加一次考试（即补上第一学期不能参加的当年10月的自学考试），动员差一两门的同学参加应试，单科串讲，争取再有一些同学拿到文凭，把取得文凭的比例上升到50％左右。这样专科学生参加自学考试，依此作为一个周期来评估教学质量，是合理的科学的。按照这样的设想，我们把每学期报考3门课程都纳入教学计划并付诸实施。这样做的结果是：1989年4月有10名同学取得大专文凭（占39.6％），1990年10月又有6名同学取得大专文凭。[118]
这是该校对档案秘书专业1987级学生自学考试做的相关计划，通过调查、讨论得出的三步走策略。除了充分利用每年的考试机会外，该校还通过大会小会、思想政治课反复地向同学们讲解自考的重要性。为了增强说服力，学校还列举不少已经毕业成才的学生来激励他们。此外，还通过班主任、科任老师的个别教育、指导等方式，做实做好学生工作。
自学考试文凭的含金量，被公认为是比较高的。为了取得理想的自考通过率，上到学校领导，下至各院系的教师、班主任，都全力配合这个考核活动。通过自学考试的难度不小，有的学生屡败屡战，从开学考到期末，从期末考到毕业，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考试才能全数过关，获得文凭。
当然，这一时期除了自学考试这种学业考核的形式外，民办高校还开设有一些与市场密切相关的专业，这些专业并不需要参加自考，因此考核方式也不同，一般采取平时成绩与学校考试考查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1988年，某校根据课程计划和安排，对88级电视电声专业的学业考核做了计划，规定考试（包括期中、期末、学年）成绩与平时成绩按8：2评定。对于平时成绩，主要视完成作业情况而定，其具体做法是：“按课程逐段布置作业，每18节课布置4—6次作业，按时交作业由任课教师批改，计入平时成绩……推迟两周交作业的不予评定成绩，每段作业少交1次的扣2分，少交2次以上的不计成绩。54学时以下的课程（如音响与电声、电视设备）不组织期中考试。”[119]这种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能比较科学、合理地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使学生知道自己的弱项所在并明确学习目标。
（二）文凭考试活动
1993年，北京市15所高校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校。学历文凭试点为民办高校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自学考试之间找到了第三条出路。1994年8月4日，国家教委同意辽宁省进行试点时提出：“自考机构统一考试的课程为专业教学计划所设课程的70％（一般为12—15门主干课程），其余30％的课程在省教委和自考机构的监督下由学校负责考试。”这样，民办高校的教学活动逐渐围绕学历文凭考试来进行，学生的学业考核活动在原有的自学考试基础上又增加了学历文凭考试。此时，还未拥有学历文凭考试试点资格的学校仍须努力，争取早日成为学历文凭试点校，而拥有试点校资格的高校则逐渐将重心转移到文凭考试上来。
学历文凭考试和自学考试一样也是每年两次，只是时间不同，分别是在1月和7月，考核科目也达十数门。学历文凭考试既是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手段，又是衡量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为了获得较高的文考通过率，也为了尽早实现“学历校”的梦想，民办高校上下齐心，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这一考核活动的通过率。在民办高校中与学生接触最多、关心学生最多的是班主任，他们在文考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处于发展重要关口的民办高校，都会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来加强学生的文考，这一点我们能从上海剑桥学院2000年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感受到。
我们在新生入校前后，就为他们拾遗补缺，帮助他们打好专业学习的基础；我们还强势推行集中早自修和晚自修制度，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我们建立了全日制辅导员教育管理制度，给每150名学生配1位辅导员，规定从周日到周五下午这段时间，辅导员必须和学生一同学习一同生活。[120]
实际上，国家规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成绩可以替代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相同专业相同课程的成绩，这为提高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单科及格率和毕业取证率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有些学生根据这一规定，两种考试都参加，以提高自己的考试通过概率。当然参加这两种考试须有一个恰当的计划，否则会给自己增加考试的压力。
只有切实做好了计划，才不至于为接踵而至的考试感到迷茫。由于学历文凭考试给学生带来的压力不逊于自学考试，学生也必须努力备考。在备考的过程中，有些人能坚持下来，有些人则承受不住繁重的学习压力中途退学。在考试压力和重负之下，有的学生也是牢骚满腹。2000年入学的一位民办高校学生就谈过这种情况：
如果你不努力的话，或想通过突击来通过考试，呵呵，八成考试就只能“横眉冷对卷子纸，俯首甘咬铅笔头”了。考完十六门课程，才准予毕业，否则，这学可就白上了，差一门也不准毕业。我们学校每年就是因为有些学生读不下去就退学了，这大约能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唉，他们既没有学到更多的知识，也没有文凭，真为他们感到可惜了。其实有时想想我们也怪可怜的，比一比公办大学的学生，有的人考试不及格可以补考，甚至补考交上钱就及格了。可我们呢？我们如果考试不及格，只能“从头再来”，直到考过为止。[121]
文考是除自考外为学生开辟的又一条取得学历文凭的道路，这种考试活动只限部分民办高校在校生参与，属专科层次，是民办高校整体走向全日制教育的重要推手，也激励、帮助了不少在校民办大学生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
（三）考核活动的多样化
随着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越来越多的民办高校取得了高等学历教育资格，可以独立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这种改变，让学生的学业考核不再局限于自考或文考形式，也可以和公立高校一样，根据不同专业的情况自主进行学业考核和测查。
这一时期，拥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在学生学业考核的类型上，一般分为学校自行组织的学业考核、职业技能考核以及全国、省一级举办的考试。学校自行组织的考核活动，不拘陈规，形式多样，考试内容可以根据本专业课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2001年，宁波大学科技学院的做法是：
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一次开卷考试中，学生所要回答的39道问答题，如“台湾中华文化与大陆中华文化的差异”“传统文化可纳入新文化建设的十大因素”等，内容广泛，综合程度高。学生反映，这样的考试灵活，有难度，摆脱了死记硬背的模式，能考出真实水平。[122]
遇上严格要求的任课老师，为避免被老师“揪辫子”，学生只能潜心苦思、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了。2005年，一所民办学院的张老师对学生非常严厉，在学业考核上也毫不留情：
这位女老师是工科出身，教学作风严谨，绝对不认同任何敷衍了事、不尊重科学之行径。所以，她对艺传系音乐专业录音工程方向的同学们很不满意（这个专业方向是工科，要求学高等数学），不断向同学们和我“咆哮”，如果谁期末考试不及格，她绝对不会放他（她）过关的。这个班的二十几名同学“谈张色变”，早早就跑来找我“商谈大计”，央求我劝张老师放他们全班一马，而张霞老师的回答只有一个词：No！[123]
民办高校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拥有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对学生就业有直接的帮助，因此学校都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职业技能考试。2007年4月，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组织179人参加2007年春季中高级摄影师职业资格鉴定，全部考生都通过鉴定；5月，又成功引进中级公关员职业资格考试，65人参加有46人获得证书。参加职业技能认证或考试，符合国家对培养高等职业型人才的要求，也拓展了学生能力培养的空间。
另外，对于全国和省组织的大规模的统一考试，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考试等，民办高校都非常重视，一般会成立相应的考务中心，专门负责此类考试。民办高校对考纪考风问题相当重视，2004年，北京人文大学就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加强了考风、学风教育：
首先，召开以教育、引导为主，以管理规范为辅的诚信教育主题班会，另外加强管理，严格要求，及时制止学生中发生的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通过一系列教育引导和管理，减少了学生违纪行为，最终为学校营造了良好的学风、考风，也树立了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124]
有时候，一些学校不得不出狠招，通过严厉的手段来制止考试舞弊现象。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就曾把两个在英语四六级考试中舞弊的学生开除，并为此开展警示教育：
广泛搜集学生九大类型的考试作弊案例，并在校园电视上不间断地进行播放教育；在校园内拉出“考试失败还有机会，考试作弊遗憾终生”等警示标语；赏罚分明，考试诚信班级仅一个老师监考，而“考风差”的班级则有三位。这些措施对学生的触动非常大，在去年学期末考试和今年年初补考中，全院没有发现一例舞弊行为。“靠真本事拿奖学金”“决不给班级抹黑”等想法可谓深入人心。[125]
可见，只要措施得力，学生尽管面临很大的考试压力，也不会触碰舞弊这条“高压线”。学校扎实的考风和学风建设活动，保障了各种学业考核活动的顺利进行，促进了学生能力素养的全面发展。
三十年的民办高校发展历程，学生们经历了不同的考核形式，从自考到文考再到自主多样的考核，每种考核活动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点，每种考核活动都对民办高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考核活动的变化发展中，民办高校的学生评价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经过自考和文考的实践，民办高校在学生评价方式上开始走向多元，即将步入“后学生评价时代”[126]。作为拥有了综合考核学生自主权的民办高校，只有不断地在考核活动方式上推陈出新，科学地对学生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为社会输送一批批合格的建设人才。
[1]关于民办学校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存争议。本章借鉴相关学者的界定，将那些产权归个人、团体及私营企业的学校，以及由公立学校转制的学校（如民办独立学院等），纳入民办学校范畴，对我国20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农民集资创办的“民办学校”亦加以适当的考虑。
[2]王书春：《创造众多中国第一的民办教育家信力建》，载《法制日报》2001年2月9日。
[3]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4—115页。
[4]廖经池、梁士洁：《湖南中山进修大学二十年》，载《中国高等教育》1999年第7期。
[5]于陆琳主编：《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十周年文集（1982—1992）》（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169页。
[6]国家教委：《关于同意辽宁省进行国家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工作的批复》，教成[1994]8号。
[7]王碧惠主编：《北京民族大学建校十五周年专集（1984—1999）》（内部资料），第75页。
[8]王碧惠主编：《北京民族大学建校十五周年专集（1984—1999）》（内部资料），第75页。
[9]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志编辑委员会编：《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10]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0页。
[11]金忠民、李若驰、王冠主编：《中国民办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35页。
[12]陈宝瑜：《民办高教的探索与实证》，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6页。
[13]陈宝瑜：《论民办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14]黎守法、李永斌、胡彩芬主编：《民办教育在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15]张立勤：《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75页。
[16]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志编辑委员会编：《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17]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0页。
[18]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
[19]张建平：《风雨彩虹求实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0]张立勤：《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6页。
[21]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56页。
[22]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23]陈宝瑜：《关于民办大学学风建设的探讨》，载《上海高教研究》1990年第1期。
[24]曹家麟：《私立学校探访》，载《经济工作导刊》1994年第2期。
[25]王书春：《“黑老大”被感动，离去时泪流满面》，载《沈阳日报》2001年3月1日。
[26]徐恒堂：《新亚，温馨的大家园》，载《江西日报》2004年6月18日。
[27]《坚持诚信为本 高举责任大旗》，载《文汇报》2006年4月28日。
[28]万润龙：《吉利大学的办学辩证》，载《文汇报》2006年6月10日。
[29]何富仁、王大力：《独树一帜育人才——西京大学强化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纪实》，载《光明日报》2000年3月28日。
[30]于其、张哲号：《掀起质量革命——丁祖诒和西译的第四次创业》，载《光明日报》2002年7月28日。
[31]王书春：《创造众多中国第一的民办教育家信力建》，载《法制日报》2001年2月9日。
[32]《广东民办学校不准收取教育储备金》，载《中国青年报》1999年2月17日。
[33]张立勤：《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34]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35]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页。
[36]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
[37]黎守法、李永斌、胡彩芬主编：《民办教育在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38]孙军：《“互动教学”走俏青岛中小学校园》，载《教师报》2001年3月4日。
[39]陶小青：《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培养新世纪合格人才》，载《上海教育》2002年第17期。
[40]陈光：《农业中学大有可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页。
[41]蔡汉平主编：《康大之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康大学校教研论文集》（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42]张立勤：《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43]张建平：《风雨彩虹求实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44]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45]张立勤：《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46]陈光：《农业中学大有可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5页。
[47]张建平：《风雨彩虹求实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48]梁红岩：《木兰女子初长成》，载《大连晚报》2001年4月13日。(https://www.daowen.com)
[49]刘焱：《一些中学生凌晨三点起床读书》，载《南京日报》2003年11月11日。
[50]雨花编辑部编：《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
[51]龚明斌：《中外私立学校比较：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载《全球教育展望》1995年第1期。
[52]黄如天、朱捷：《民办学校一奇葩：兰州科技外语学校特色办学》，载《兰州晨报》2003年8月29日。
[53]王洛奇：《“活动引擎”：激发学生才艺情趣的“大舞台”——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促进个性发展、能力育人》，载《文汇报》2009年10月15日。
[54]廖经池、梁士洁：《湖南中山进修大学二十年》，载《中国高等教育》1999年第7期。
[55]林小英：《教育政策变迁中的策略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56]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57]《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志》编辑委员会编：《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58]《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志》编辑委员会编：《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59]陈宝瑜：《民办高教的探索与实证》，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6页。
[60]
《海淀走读大学校志》编委会编：《海淀走读大学校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61]《长江职业学院志》编辑委员会编：《长江职业学院志（1984—2008）》，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62]金忠民、李若驰、王冠：《中国民办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63]浙江树人大学校庆活动筹委会编：《浙江树人大学建校十周年校庆纪念集（1984—1994）》（内部资料），第6页。
[64]陈宝瑜：《陈宝瑜论民办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65]《海淀走读大学校志》编委会编：《海淀走读大学校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4页。
[66]《西安欧亚学院史》编写委员会编：《西安欧亚学院史（1995—2005）》，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67]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68]《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2004—2009）》，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69]汤中白：《社会力量办学的成功经验——为武汉成才自修大学十年校庆而作》，载《成才》1995年第5期。
[70]《西安欧亚学院史》编写委员会编：《西安欧亚学院史（1995—2005）》，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71]任万均：《“三个一切”的理论与实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72]徐宝宁：《西安欧亚职业学院：更新服务理念 丰富教育内涵》，载《中国教育报》2001年6月5日。
[73]陈向阳：《赋权抑或规训：高校学生评教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2年第2期。
[74]《海淀走读大学校志》编委会编：《海淀走读大学校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75]《海淀走读大学校志》编委会编：《海淀走读大学校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页。
[76]任万均：《“三个一切”的理论与实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77]西安欧亚学院史编写委员会编：《西安欧亚学院史（1995—2005）》，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1页。
[78]李世成、李在庭：《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建校25周年（1985—2010）校庆文集》（内部资料），第174页。
[79]西安欧亚学院史编写委员会编：《西安欧亚学院史（1995—2005）》，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80]刘丽红：《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学督导策略探析》，载《中国高等教育》2012年第2期。
[81]胡卫、方建锋：《民办学校的运营》，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82]铁流、徐锦庚：《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83]于其、张泽浩：《掀起质量革命——丁祖诒和西译的第四次创业》，载《光明日报》2002年7月28日。
[84]夏立宪：《长沙市早期民办大学研究》，载《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
[85]于陆琳：《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十周年文集（1982—1992）》（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230页。
[86]于陆琳：《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十周年文集（1982—1992）》（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324—325页。
[87]陈宝瑜：《自学考试30年社会助学的演示与启示》，载《教育与考试》2011年第4期。
[88]于陆琳：《没有围墙的大学》，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89]于陆琳：《没有围墙的大学》，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246页。
[90]刘健：《追寻浩瀚无垠的蓝天》，载《中国青年报》2007年6月26日。
[91]任万钧：《“三个一切”的理论与实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359页。
[92]毛江林、谢红梅：《崛起的足迹》，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页。
[93]毛江林、谢红梅：《崛起的足迹》，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94]蒋鑫富：《育人为本——看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如何让学生变得更优秀》，载《浙江日报》2008年6月24日。
[95]于陆琳主编：《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十周年文集（1982—1992）》（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134页。
[96]于陆琳主编：《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十周年文集（1982—1992）》（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135—136页。
[97]陈宝瑜：《民办高教的探索与实证》，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59页。
[98]陈宝瑜：《陈宝瑜论高等职业教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99]梅焕裕：《待到山花烂漫时》（未公开出版），2009年，第223页。
[100]陈宝瑜：《陈宝瑜论高等职业教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34页。
[101]西安欧亚学院史编写委员会编：《西安欧亚学院史（1995—2005）》，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102]王朝庄：《论高职“订单教育”的内涵》，载《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4年第2期。
[103]任万均：《“三个一切”的理论与实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104]郭燕杰、郝庆堂：《辽宁民办教育家风采》，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5—86页。
[105]庄明英：《晚晴文集》（第四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106]郭燕杰、郝庆堂：《辽宁民办教育家风采》，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107]于陆琳主编：《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十周年文集（1982—1992）》（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335页。
[108]黎守法：《民办教育在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109]子布：《社会力量办学园地的一棵常青树——记杭州钱江业余学校》，载《教育与职业》1985年第3期。
[110]廖经池、梁士洁：《湖南中山进修大学二十年》，载《中国高等教育》1999年第7期。
[111]于陆琳：《没有围墙的大学》，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416页。
[112]于陆琳：《没有围墙的大学》，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113]刘海、姚树伟：《好学校是怎样诞生的——高等职业学校办学实践报告》，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114]陈宝瑜：《陈宝瑜论高等职业教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4页。
[115]《坚持诚信为本，高举责任大旗》，载《文汇报》2006年4月28日。
[116]李杨威：《师生笔记》（第一辑），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117]李杨威：《师生笔记》（第一辑），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118]于陆琳主编：《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十周年文集（1982—1992）》（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144页。
[119]于陆琳主编：《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十周年文集（1982—1992）》（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134页。
[120]黄云清：《教育多样化：我的亲历与求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121]铁流、徐锦庚：《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122]方晓春、王若民：《宁大科技学院全面推行教学改革》，载《教育信息报》2001年12月26日。
[123]李有兵、战琦：《耕耘南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124]李进尧、王图强、尹令华：《北京人文大学以特色立校》，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12月1日。
[125]《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民办学院的“后起之秀”》，载《光明日报》2006年3月8日。
[126]王斌华：《学生评价发展轨迹》，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