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一）回族学校教师的日常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但是囿于回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等客观原因，回族教育的发展也遇到过一些困难，改革开放以后又实现了快速的发展，这可从回族教师的日常生活状况中反映出来。
冯志远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关帝中学的一名普通支教教师。1958年，大学毕业的冯志远老师离开上海的妻子，孤身来到关帝中学，开始了艰苦的教学生涯。在关帝中学，他一口气教了语文、历史、地理、俄语4门课程。教学任务的艰巨使他的生活变得很紧张，除了从早到晚不停地上课之外，还不分昼夜地为学生们备课、批改作业。在生活中，他又是学生们和蔼的“父亲”，和学生们一起住宿舍，一起吃食堂。由于长期的辛苦工作，冯志远双眼视力下降很快，但他把孩子们的学习和课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愿让花时间去看病，最终双目失明了。冯志远是孩子们最喜爱的老师，孩子们不愿让老师离开学校。失明后，冯志远就担任了学生们的“盲人教师”，课堂上仍旧精心授课，课余则耐心解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
冯志远深爱着回族地区的学生，爱当孩子们的老师，爱教师这个行业。虽然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教学让他失去了双目的光明，但他的心里一直光明敞亮。这光亮来自可爱的孩子们，也来自他对孩子们快乐生活、成长成才的期盼和憧憬。作为民族教师群体中的一员，冯志远的生活经历是民族地区教师生活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地区各项社会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和非民族地区横向比较来看，一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仍欠发达，教师的基本生活状况仍难以尽如人意。在宁夏彭阳县沟口乡的交通闭塞的山村里，有一位坚守着教育理想的山村教师杨静芳。和冯志远状况相似，杨老师平时的课程教学时间很长，白天都是在讲课和辅导学生作业中度过的，晚上没有电灯，就只能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给学生批改作业，备课并自学参考书。教室里上课条件简陋，天气冷的时候，杨静芳老师就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学生买炉子、煤炭、烟筒，让学生在暖和的屋子里学习。平时学生生病了，杨静芳老师就当起了医生，用自己准备好的常用药品给学生治病。[25]
也许以上所述不能全面反映回族教师的生活状况，但人们可以看到生活在回族贫困地区教师的生活和教学条件，亟须改善。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更好地发展民族教育，促进全国范围内教育的均衡发展，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回族学校教师的教学活动
回族学校的教学活动，在新中国发展的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文革”期间，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宁夏银川市的中小学教学活动突出政治挂帅，强调学生“学农”“学工”“学军”，学校组织师生去工厂、农村、连队，由工农兵教员站讲台上课。这样的教学显然不能说“现在工人师傅讲十分钟，胜过以往十节课”[26]。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回族学校教学活动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教学多有忽略，以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得不扎实，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不理想，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的大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民族地区更需要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参与经济建设。回族地区的教育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教学工作转到了以提高质量、培养合格人才为主的轨道上来。鉴于民族地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实际情况，许多地方拓展了现有的教学资源而开始采用远程教学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2003年开始，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实施了“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通过声光图像，使远在深山峡谷、大漠戈壁的中小学能共享名校名师的优质教学资源。到2005年，远程教学已经创建出了教学光盘播放点、卫星教学收视点、计算机网络教室这三种模式。同年报社记者到甘肃省临泽县平川镇中学采访，还听了一节七年级的地理课——《澳大利亚》。教师高维忠在课前就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下载了澳大利亚的城市、动物、农牧经济等资料，并做成了课件。在课堂教学介绍澳大利亚时，教师从容不迫，“教室内的电视机上播放着悉尼市壮观的歌剧院、堪培拉市的优美街景，模样奇特的袋鼠、鸭嘴兽，还有大群的绵羊在青青的草地上悠然地溜达……学生们聚精会神、兴致盎然地盯着电视画面”。通过远程教育的形式，学生们学到了更丰富的专题知识，学习过程也生动有趣。张掖市党寨中学一名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按动键盘，我们插上腾飞的翅膀；按动键盘，我们遨游知识的海洋。”[27]
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改善了，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很多学校开展了对学生的感恩教育、责任教育活动，将感恩、责任教育活动穿插于平时的教学事务和生活导引之中。在泾源县白面镇的民族小学里，回族老师纳玉成为了让学生们写具有真情实感的作文，自己创设了一个情境：(https://www.daowen.com)
体育课上，张强强不小心从单杠上掉了下来，头正好撞在一块石头上，顿时头破血流，昏迷了过去。女教师王琴见状，二话没说，抱起强强就往医院跑。可是没跑多远，年过40的王老师就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这时，强强的伤口还在不断地往外流血，滴到王老师身上的血和着王老师的汗水渗透了白衬衣。但是王老师始终没有放慢脚步，并且到医院后还跑前跑后地挂号付款，倒水取药……当强强醒来后，王老师却躺在了另一张病床上——因为她有多年的心脏病，这是全校师生都知道的。听到医生及在场同学的诉说，看着面色苍白、插着氧气管的老师及那件被自己的血染红的白衬衣，强强忘记了自己的伤口及疼痛，一头扑在王老师的床前，泪如泉涌，直喊“妈妈”。师生们都知道，强强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28]
老师讲完故事之后，看到学生们流下了感动的泪水，都被故事里的女教师感动了。于是纳玉成老师就对同学们说：“如果你是强强，此时此刻，你会想什么？你会说什么？也许，你会和他一样，除了喊声‘妈妈’之外，再也找不到一句能表达自己全部感情的话语。那么你就把自己当作强强，写一篇《老师，您就是妈妈》的作文，以此来表达对老师的爱戴及感激之情。”纳老师善于通过情境假设来调动课堂气氛，激发学生们内心最真挚的感受。学生们被老师的故事吸引住了，都很认真地进行角色体验、反思，以至于多位平时写作水平较差的学生也写出了生动感人的作文。
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有很多，教师的敬业精神与教学能力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毕业于宁夏大学的马吉保是吴忠中学的教师，任教期间常有自治区的一些单位想调他去工作。这些美差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对于马吉保来说，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更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对找他谈话的人说：“我喜欢教书这一行，当老师是我的理想，我的事业在学校。”[29]马吉保的坚定执着和苦心钻研，终于让他在教学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课堂教学中，他运用“专题讲座、单元过关、重点突破、总结评论”等多种手段，使学生学得快，学得实。同学们都希望能在马吉保的班里上课，很多考上大学的学生高兴地说：“我们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由于马吉保所取得的优异成绩，1986年9月他获得了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1990年还被国家教委、中宣部等单位授予“全国80年代优秀大学毕业生”的光荣称号，他的名字已经被收录在《中国教育名人录》中。在民族地区，像马吉保这样对教学工作能一以贯之用心用情的老师有很多。正是他们对教育工作默默无闻的奉献，才使得民族教育事业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三）回族学校学生的学习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学生的入学率有了明显提高。据统计，1957年宁夏回族在校小学生达到32032人，是1950年的3.5倍；在校中学生1316人，约为1950年人数的15.5倍；在校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达到514人，增长也很快。[30]回族学校及回族女子学校的建立，逐渐改变了以往回族女子入学率低的状况。时至1964年，西宁市回族聚集地已经从解放前的一所小学一百名左右的学生，发展到五所小学三千多名学生，其中女学生约占一半。在这个回民聚集区，“每天清晨，街道上可以看到女孩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情景。每所小学里，都能听到女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和歌唱声”[31]，这在回族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民族地区回民居住分散，很多回族同胞散居在山区和牧区。新中国初期一度兴办了许多所“马背学校”，对于提高民族地区的入学率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马背学校”也具有流动性大、师资力量弱、教学质量不高等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系统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为此，民族地区政府创办了寄宿制学校，这样学生可以在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进行较为专注、较高质量的学习。
笔者来到中苏边境地区的沙尔果寄宿制学校，看到8个年级的近300名中小学生，有的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有的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里做实验。课余时间，孩子们有的到图书馆看书，有的到文娱室玩跳棋、象棋，弹风琴和冬不拉。低年级学生每15人有一名保育员，负责孩子们的生活和课余辅导，宿舍内被褥整洁，衣物摆放井然有序。[32]
学生们寄宿于吉木乃县的该所学校，在课堂上认真学习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课余时间则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生活上得到了保育员的照料，这一切很好地促进了学生各项能力的发展。
除了寄宿制学校外，一些专门为回族人设立的学校也为回族学生提供了各种有利的条件，丰富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如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一小学的学生，平时除了学习国家规定的课程之外，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也很丰富，学生们可以参加书法、刺绣、编织、剪纸、舞蹈、手风琴、小提琴、数学、写作、棋类等各种兴趣小组学习，而且学校每年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元旦联欢、读书演讲会、集体舞大奖赛、六一营火晚会、暑假夏令营等等，也成为学生们十分心仪的学习、实践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