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兴教办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封建农奴制在西藏还没有完全废除，在政府所办学校之外，私塾和寺院教育依然存在，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两种教育形态共存。为适应新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藏族人民不断打破旧社会、旧教育的种种束缚，聚合各方力量办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对推动社会主义新藏区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的第一年，随军进藏的爱国人士李安宅、于式玉等人在解放军昌都地区教育委员会的大力帮助下，建立了西藏教育史上第一所现代正规小学——昌都小学[38]，并成立了董事会。随后，昌都地区的一批新型小学先后在盐井、丁青、类乌齐、波密等县城建立，许多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以放羊放牛度日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走进课堂接受教育。1956年9月，又创办了第一所中学——拉萨初级中学，藏族人民的基础教育体系基本上建立起来。拉萨初级中学初期设置了初中班5个、初中预备班2个、师资训练班2个和经师喇嘛班1个。[39]虽然学校部分课程的设置还夹杂有宗教的内容，但这是藏族新旧教育过渡所需的平衡，是必经的一步。

为了扩大藏民的受教育面，藏族各牧区陆续建立了一批“马背学校”。“马背学校”的办学形式灵活，教师在各个学校之间巡回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资源不足的困难，但这种游离分散的状况也产生了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文革”期间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短期培训的办学机构，这种强调阶级斗争的教育场所是“左”倾思潮的体现。如1974年西北民族学院的师生来到西藏甘南草原开门办学，开始时他们把《儒法斗争史讲稿》翻译成藏文，用汉藏双语给藏族干部和群众进行试讲，再针对试讲中发现的问题反复修改，以使所讲的内容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后来讲课形式不断趋于多样化，如大会宣讲、小会讨论、个别辅导等，对于几十里外距离较远的放牧点，师生们翻山越岭对正在劳动的牧民进行宣传和个别辅导。[40]不过对于藏族干部和群众而言，这种形式在统一思想、工读结合、民族团结教育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藏族的办学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因为藏族聚居区大多位于高寒地带，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恶劣，加上藏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均增加了办学的困难程度。藏族教师俄合敦的办学活动，就是在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白玉民族完小进行的。作为该寄宿制小学的校长，为了让学生来校接受教育，他经常骑马去牧民帐房进行家访或请学生父母来学校谈心，耐心做思想疏通工作。[41]为了减少学生的流失率，到1988年为止的27年里，他已经见过了六百多名学生家长，足迹踏遍了千里草原。这所小学教学条件简易，办学过程艰辛，但办学的成果却令人欣慰。在这风霜雨露的近30年中，已经培养了532名小学毕业生，其中7人考上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来说，可谓是前所未有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社会向心力增大，重视和发展教育成为共识，藏族办学活动也不断推进。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屋脊之屋脊”的阿里草原，一所名叫“爱心小学”的小学坐落于冈底斯山群峰之中的日土县。日土县作为全国最富裕的县域之一，虽然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元，但能识文断字的人却不到20％。阿里军分区且坎边防连官兵看到此情形，便萌生了为当地群众办学的愿望。1984年夏，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的副指导员拉新元和其他人谈到该县时，便一起盘算着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条件，把平日闲散的孩子们召集到一起，办一所小学让他们上学。上级领导收到他们的办学报告后，当即指示政治部马上批复：迅速拿出具体办学方案，一定要把学校办好。[42]在办学过程中，阿里地区拿出资金给学生们买床、被、衣物等生活用品，阿里军分区为学生维修校舍，并委任拉新元和一名藏族战士作为学校的开校教师。然而学生来源却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当时的藏族牧民认为，孩子在家可以放牛羊，能为家庭增加收入，生活才能更好，背书包上学不是急事。鉴于此，拉新元等分头到牧民家里做说服工作，他们带上罐头、大米、面粉等礼物送给牧民，并结合旧社会三大领主压迫农奴及新社会牧民当家做主的事实，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https://www.daowen.com)

当16名儿童的朗朗读书声响彻学校上空的时候，连队官兵们欣慰地笑了。学校虽然运转了起来，但学生人数较少且还不稳定，有部分家长农忙时骑着马把学生接走，待闲一点又送回来。这样，学生缺课就是常有的事，在校学生的数量和教学活动的稳定性难以保证。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学校一度停办。后来牧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但一些家用电器的说明书看不懂，招工、招生、招干等都需要文化知识和技能，慢慢地，藏族牧民深刻地认识到生活中没有文化知识将举步维艰，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群众还主动找连队强烈要求继续办学。

连队通过支委会向军分区递上恢复办学的报告之后，原政治部副主任、现军分区副司令员仁多吉在党委会上说：“且坎边防连这次恢复爱民小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群众觉悟了，有了基础，能得到学生家长的支持；第二，办学的经验丰富了。我看可行。”[43]就这样，军分区为学校学生提供了上学用品，边防连为学校重新整修校舍、粉刷门窗、搭炉灶、安床铺，县教育局也送来新课桌椅，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整个校园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尝到了没文化的苦，藏族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在“爱心小学”里，还有二十多岁的“高龄小学生”，因为学校中途停办而没能接受教育，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年龄大而放弃学习。22岁的单增才卓说“不怕，30岁我也得上”，表现出可贵的勇气和决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内地学校和少数民族学校还形成了对口支援网络，东中部地区发展较好的学校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办学经验传送给少数民族学校，带动了少数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教育对口支援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对各民族的团结友爱也起到了窗口和示范作用。福建莆田于1998年夏天开始对口支援西藏林芝地区的朗县，到1999年用捐赠的40万元建立了两所希望小学，给朗县藏族人民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为朗县藏族人才的培养撒下了希望的种子。在福建莆田的“亲人们”将要离开的时候，希望小学学生深情地献上了洁白的哈达，追着徐徐开动的汽车给他们送行。学生多吉桑珠眼含热泪，动情地对记者说：“我一定好好读书，学好本领，报答叔叔、阿姨的关怀与帮助。”[44]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华民族的一体融合观念和中央政府确立的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共同发展原则，决定了对藏族同胞的教育物力、财力、智力支援活动将继续坚持并深入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