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制定了民族教育政策，藏族教育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和师生关系等方面呈现出独有的态势和风貌。
（一）藏族学校教师的教学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宗教对藏族教育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拉萨初级中学建立之初，教师来源范围比较狭窄，于是让一些活佛来充任学校的老师[45]，他们的教学活动主要是在该初中开设的经师喇嘛班里进行，指导学生诵经礼佛。在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这属必要的过渡性质的教事安排。
“马背学校”的巡回教学活动，对于教师的体力和意志都是很大的考验，因为藏区牧民居住分散，从一个教学点到另一个教学点距离很远，教师大部分时间在马背上度过。教师在这个教学点待一段时间后，就要骑马去下一个点教学，各个教学点都轮教一遍。当再回到当初那个教学点的时候，已经是十天半个月之后的事了。这种教学活动时断时续，往往等到老师回来的时候，学生上次学过的内容有不少已经忘记了，出于无奈，教师只好从头再来。这种重复就导致耗时较多，影响了教学的进度，学生的进步也不明显。
十年动乱期间，全国各地都开展阶级斗争的教育，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专业师生到甘南宣讲儒法斗争史时，同藏族牧民一起联系实际批林批孔。讲到春秋战国到秦这一段历史时，突出了“复井田还是废井田”“礼治还是法治”“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尊天命还是反天命”这样四个问题，[46]阶级分析和阶级教育全面铺开并不断强化。教学内容受政治的影响严重，整体上不切实际，空泛少物，正规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被边缘化，教育的方向性错误使得藏族教育遭受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藏族教师尝试寻找出路，通过自身多年积累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经验自编教材。1972年7月，中文教师张廷芳在拉萨的西藏师范学校开始了教学生涯。虽然遇到了诸如高原反应、学生汉语水平低、学生对汉语没有兴趣等困难和压力，张廷芳没有退却，选择了迎难而上。年轻的张老师以日常的口语为基础，自己编写汉语入门教材：“早晨起来，面向太阳站着，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大家一起做早操”，“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三十天，唯有二月二十八”……[47]通过将难说的汉语变成这种朗朗上口的简洁字句和实用知识，学生开始喜欢上了汉语，也喜欢上了张老师。
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有了跃升，民族教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培养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这首先要归功于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少数民族教师们。1983年，卓玛和父母从印度返回家乡后，便成为了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的藏族女教师。担任英语教师后，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卓玛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备课、教学上，经过不懈的努力，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西藏大学文学院藏学系的桑达多吉教授在每一次的讲课中，都给学生朗诵许多诗篇。学生拉巴次仁说：“听着老师耐心地为我们讲解每一首诗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构思，简直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在和学生讨论到西藏礼仪文化时，桑达多吉说：“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时回老家探亲，家乡的乡亲们都争着请新婚夫妇去做客。在一户乡亲家，主人给前来做客的夫妇俩敬茶，滚烫香甜的茶盛在茶杯里，茶杯放在茶托上，不懂喝茶礼仪的丈夫把茶杯接了过来，却把茶托留在了主人手里，主人拿着茶托暗自发笑。由于喝茶时的礼节不对，夫妇俩十分尴尬。”[48]桑达多吉教授就是这样，善于将小故事和大道理融入讲授的内容中，将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学生也听得入神，受益匪浅。
对于藏族教师来说，汉语文的教学是重点，也是难点，因为学生都生活在本民族的语言环境中，平时的会话交流以藏语为主。在给藏族学生上汉语文课的过程中，有些教师积累了一些心得并加以归纳提炼，对解决汉语文教学难的问题起了较好的作用。
我教两个藏族初中预备班。他们在小学阶段，只学了两三年汉语文，很多学生连汉语拼音的二十一个声母都念不来，写不出，叫他们读课文，也只有一两个人能张口，而且发音不清，读不成句。
藏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有本民族的语言，其母语环境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方式，以致在学第二语言的时候常常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用心的教师在遇到困难时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就用带读的方法教他们，遇到长句，还拆成几截来念。然后，就让全班齐读、分组读，再单人读，检查并纠正他们读错的地方。学生对这种教法很感兴趣。我还选择那些有对话的课文，让孩子们分角色朗读，他们感到新鲜，积极性很高。经过这样反复训练，学生们朗读课文的能力普遍有所提高。接着，我又根据课文内容，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引导学生说汉语，引导他们背诵课文。对背诵好的加以表扬，以后，在每天授新课之前，都叫几个学生站起来背诵头天所教的课文。[49]
时间久了，很多藏族学生已经自然而然地有了自觉背诵的习惯，当老师把课文教完之后，学生也就把整篇课文背了下来。教师在课后还利用多种机会和学生用汉语对话，学生在不断的积累和熏陶中进步，其汉语的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相应的提高。看来在汉语文教学中，教师应针对语境等方面的缺失，多创设汉语环境，重点加强学生“读”的能力，要求学生平时多读多背，让学生经常“沉浸”在汉语文的语境中，这样学生的“说”“写”“译”等能力就会稳步提高。
在课里课外，教师不仅教学生文化知识，对于藏族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也倍加关注。这需要老师心系教育事业，运用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耐心培养成长中的学生。蒙桂珍是西藏拉萨市城关区立新小学的优秀藏族女教师，有一天学校放学后，蒙老师看到班上的学生用弹弓打路灯灯泡比赛。第二天的课上，蒙老师给学生出了一道数学题：一个灯泡值多少钱，全班50名同学每人每天打坏一个灯泡，一年给国家浪费多少钱？对于这样的题目，那几个用弹弓打灯泡的学生以为肯定会得满分。可是蒙老师给学生们讲的是打灯泡的危害，那几个学生听后，羞愧地承认自己错了。其中被同学们称为“神弹手”的普布次仁当即在班上保证，以后再也不做损人利己和破坏公共财物的事了。[50]这种道德教育让学生懂得了为何要及如何去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受制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少数民族教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也面临着一些生活上的压力。2004年，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伊克乌兰乡角什科村寄宿学校，记者见到了教务主任姚南老师。作为学校7名教师中的一员，他承担了学校一年级的数学课以及一年级和四年级的藏文课的教学任务。姚南对记者说：“我平均每周要上42节课，在正常情况下，一个老师每周应上14节至16节课，现在我1个人干了3个人的工作。”其实，除了这些课程外，姚老师还担负着学校自习课和晚间辅导课的任务，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的铜普中学，学校教师住的是危房，上课的教室也是危房，很是担惊受怕。2004年，李洪升校长和记者聊起学校的条件，还心有余悸地说：“昨天初二的一个教室顶棚突然掉下来了，幸亏没有伤到人，吓死人了！我们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教学的！”[51]
2005年5月，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的“帐房学堂”里，孩子们以砖块为凳，以膝盖为桌，“雪花顺着冷风灌进哗哗作响的帐房，20岁的藏族女老师俄科措侧着身，一手扶着摇摆不定的黑板，一手拿粉笔流利书写着藏文”[52]。在青海海东地区，教师上课用的教学工具简陋，办公桌上放的砖头是用作压住课本的“镇纸”，毛茸茸的布块是简易的“黑板擦”，教师所用的圆规是用一根线的两头绑上钉子和粉笔做成的……[53]尽管学校没有资金买教具，但教师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自己动手制作，也给平淡的教学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藏族教师的教学活动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他们的工作热情和专业发展难免受到影响。在财力和资源比较匮乏的藏族地区，绝大部分教师都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人们不仅可以期待他们教学活动的质量能逐步提升，而且从教师们的坚持和努力中也能看到藏族教育的美好未来。
（二）藏族学校学生的学习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前，藏族教育活动的表现形式为寺院教育。1949年以后，藏族教育主体上进入了世俗化的发展道路，虽然仍有寺院教育的一些印迹。1956年建立的拉萨初级中学，在初中班和预备班里，学生不仅学习普通中学的一般课程，而且学习藏传佛教里的经典，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开始了“晨念”课。辩证地看，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要功能的现代民族教育，也承担着继承弘扬藏族文化传统的任务，这就要求在校园中培养一批批勤奋、智慧、学有所长的藏族学生。
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包括藏族学生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学生，在新社会意气风发地刻苦学习，准备为国家和本民族的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藏族各年龄段的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均表现出好学、坚毅的品格。1951年，贡呷当钦来到西康省（中国旧省名，后撤销）水利厅训练班学习，他抓住每一段空隙时间看数学书，做练习题，每天都学到深夜。“他从小学的加减法开始，坚持每题必做；有时，一个难题做上两三天，也毫不灰心和动摇。就这样，他用半年时间，学完了小学六年的算术课本，学会了打算盘，接着，又开始学初中代数。”[54]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学习、不断积累，他已从当初的那个放牛娃成为了一名合格的藏族水利技术员了。1958年，当记者马威·格来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预科一部教室时，看到藏族学员们正聚精会神地学习，有的在做动植物和物理课的习题，有的在复习世界地理和中国近代史。女学员顿珠卓玛说，过去她们算账是扳手指数念珠，现在却能用代数、几何求面积了。在干净整洁的宿舍里，藏族学员玛润春告诉记者，她和其他民族的学员像亲人一样，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谈到将来的理想，玛润春表示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将来上医科大学，成为一名医生。学员旺堆希望做一名工人，“将来回到西藏去建设工厂，让高原上也像内地一样到处有烟囱，到处有轰轰的马达声”[55]。在内地高校求学的藏族学生，学习起来同样刻苦用功，他们的身躯里蕴藏着吃苦、坚韧的品质。有这样一群朝气蓬勃的民族青年学生，就必定会有一个民族繁荣兴旺的前途。
除了平时的课堂学习，藏族学生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学习实践活动。1954年，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一所完全小学里，孩子们把学校称为“儿童乐园”。在记者采访学校的过程中，看到了藏族学生的课余活动场景：一群群小学生正散布在草地上和树林中，有的念着藏文，有的在跳舞、唱歌、打球……在教室的前面，一群小学生正在种菜种花。民族学生优良的学习环境，得益于各级政府始终如一的关心和帮助，孩子们也懂得了感恩和责任。有个藏族学生对记者说：“祖国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我们要好好建设我们的学校，使它变得更可爱。”[56](https://www.daowen.com)
小学生可爱得很，他们除学藏文、汉语、算术、音乐等以外，还做课外劳动、种菜、拾废铁。最有趣的是自编歌剧，下乡宣传，组织“小服务员”“小医生”等活动。[57]
从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上，看到的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快乐。1959年，新华社记者在西藏山南地区采访民族改革时，在所写的日记里记下了藏族学生的课余活动情况。
里面（院子里）有学汉语的声音：“今天是星期二，后天是星期四……”门口墙上，写着拼音字母。学生们在各种课外活动中，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提高了汉语文学习能力和各种社会活动的能力。《学记》中的“退息必有居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点，这种特点也会体现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上。“文革”时期，学生的课堂学习紧紧围绕政治运动进行，藏族地区的教材也多用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即使是孩子，也能将其中的很多内容背诵得滚瓜烂熟。
一天傍晚，有一个少年儿童，手捧革命宝书，唱着毛主席语录歌，背着一筐牛粪，向一个五保户的帐篷走去。她就是西藏自治区仲巴县片吉乡被称为“红少年”的白吉。小白吉说：“毛主席的书，是穷苦人的命根子，是革命的传家宝。我一定努力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58]
“文革”时期的政治思想教育，过度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系统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教训是深刻的。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将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教育事业也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连续推出了教育改革的举措，教育步入了蓬勃发展的正轨，学生的学习活动又充满了生机与创意。玛曲县曼日玛小学设置了职业班，一些中途辍学的孩子在这里一边学习文化课，一边学习职业技术课。通过这种“半读半劳”的学习，学生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普遍得到了提高。在课外，曼日玛小学的学生们开展多种文体活动，丰富了学习生活，做了给当地牧民传播知识的文艺酵母。当学生们演藏戏时，牧民们纷纷前来观看，都说曼日玛小学是“荒芜土地上的一块绿洲”[59]。
民族地区的经济欠发达，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学习、生活条件亟须改善。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泽库县，有一所乡一级的多福顿学校，学校是由一个简单的帐房改为教室的，设施非常简陋，教师在帐房里上课的时候，几十个孩子也顶着寒风跟着老师一起朗读课文、演算习题，这种状况令人忧心。[60]当然，也有些地方经济发展较好，教育资源和条件相对优越。玛曲县的藏族中学，兰州医学院捐赠电脑等教学设备后，学校的硬件得到改善，学生们有了自主学习、自由探究的新平台。
（三）藏族学校的师生关系
许多少数民族的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在平日的教学生活中建立了密切融洽的关系，教师的“教诲之恩”促使学生们更快更好地发展。当学生走出校门回想起学校生活时，最难忘的就是甘苦与共的老师。
1958年4月16日，新中国组建的民族调查队的队员陆蒂莲，离开北京到西藏拉萨干校任教，开始了一段让她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陆蒂莲老师为了更好地学习藏语，加强和学生的沟通交流，常利用课后或周日的闲暇时间和学生一起种菜，有时候还给学生们理发：“还记得有一位叫吉参的学员第一个让我为他剪去盘在头上的长辫。在他的带动下，班内其他男学员纷纷找我为他们剪辫子。我的义务劳动不仅促进了藏族青年移风易俗，而且用藏语沟通了师生关系，增进了藏汉民族之间的感情。”在教与学的互动中，师生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学生们也用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来回报教师，一些原本不懂汉语的学生，在陆老师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可以用汉语拼音写作文了，而且多数学生能用普通话流利地交流。
一年后，当陆老师第二次进藏时，走在拉萨的八廊街，常能听到以前的学生叫她“老师”。吉参同学已经是八廊街的交通民警了，和陆老师握手时，他用普通话告诉陆老师：“我已经参加工作啦！”说着，激动的泪水流下来。[61]虽然学生毕业离开了学校，或者教师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了学生，但是师生们在一起共同生活的难忘经历，却深深地印刻在彼此的记忆中，即使多年后再见面，旧事也历历在目，感情的闸门往往即时打开。
学生对教师有这么真挚的感情，源于教师平时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这种关照犹如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在牧区科才公社的玛艾小学，何建福老师很受学生的欢迎，1968年，当《人民日报》通讯员来到甘南草原的时候，通过与当地牧民的交谈，了解到何建福老师关爱学生的一些细节。
学生的衣服脏了，他帮助洗；住校学生糌粑吃完了，一时送不来，他把自己的糌粑分给学生吃，尽量使贫苦牧民的孩子安心上学。贫苦牧民出身的学生达绕，只有母子两人。母亲眼睛瞎了，不能劳动，生活比较困难，达绕要求退学回家。何建福就把自己的衣服、鞋送给达绕穿，还给达绕买本子和笔，帮助他坚持学习到高小毕业。达绕的母亲感激地说：“你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来的好‘格干’（老师）。”[62]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白玉小学的校长俄合敦也是这样一位慈祥可亲的老师。在学生的课余时间里，俄合敦常和其他老师一起给孩子们补习功课。到了夜晚，他总爱到学生宿舍走走，看看孩子们是不是睡得好。此外，孩子们平时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如拆洗被褥、理发、做饭等，俄合敦校长也常常帮着做。[63]俄合敦对学生的关怀备至把师生的心拉得很近，不管学校离家有多远，只要有老师亲切的关怀，藏族学生们就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在学校里就能安心地求学。
对于一些远在千里之外读大学的藏族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和老师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用心交流，共同探讨，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些学生干脆把老师叫成“爹”。在辽宁某所大学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和老师们生活在一起，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国都副教授谈起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时说：“喜欢我的藏族学生不少，其中一个男生特别喜欢我，可以说是爱吧，甚至跪着叫过我‘爹’。”[64]这触动心弦的话语，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师生间和谐融洽的关系，他们的情谊是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的重要表征。
为了表达师生间的深厚感情，有的学生给教师送上了洁白的哈达，有的学生给教师敬上浓香的青稞酒……在西藏波密县中学毕业典礼晚会上，来自贵州职业师专的熊钊老师享受到了学生们的“特殊待遇”——他所教的藏族班的全体学生端起了酒杯齐唱祝酒歌向他敬酒，每唱一遍就要求他痛饮一杯青稞酒。熊钊老师之所以受到藏族学生的欢迎，不仅因为他所带班级取得了骄人成绩，更由于熊老师对学生们无私的爱心和帮助。有一年，熊老师在贵州的老家遭了火灾，母亲和侄女烧伤严重，他本想把积攒下来的200元钱寄回家，然而这时正好有个学生生病住院了，他便把这200元钱给了这位藏族学生急用。[65]熊老师待藏族学生胜似亲人，他对学生的爱，是超越了血缘关系的师生挚爱和民族兄弟大爱。当藏族学生们毕业离开老师去外面的世界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们放不下的是这份沉甸甸的师生之情。藏族学生们懂得老师的爱，懂得老师最希望看到的是学生毕业之时能学有所成，走上社会之后能喜报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