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学生的学习
（一）留苏预备部的学习
1951年，我国首批留苏学生到达苏联后，被安置到相应的高等院校学习。在没有任何俄语基础的情况下，新中国的第一批留苏学生，犹如一群赤手空拳的战士冲上了前线。曾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张璇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我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我们几个听课的还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13]
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不仅要从头学习一门语言，而且也要完成相应的专业课程，还要快速适应来自异域的文化，这是他们出国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原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获苏联列宁格勒创伤外科矫形外科研究所医学副博士学位的郭子恒回忆道：
开始的第一年，我们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学习俄语。除了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外，处于清醒状态的全部时间——包括走路、乘车、购物、进餐，甚至于去卫生间等一切活动——无时不在背诵俄文单词或常用句。俄汉词典和记单词的小卡片一刻也不离身。最初那种有眼不识字、有耳听不懂、有口张不开的苦涩，比之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饥寒交迫还要难耐得多。[14]
由于不适应当地生活以及对学习的困难估计不足，大多数留苏学生在心理、身体上都不太适应。195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林伯渠对留苏学生的情况进行了调研与考察，认识到俄语学习的重要性。
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更多一些时间（或者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尤其在政治上应先说明赴苏学习的必要性，加重其责任感；并须详细告诉他们到苏联以后的生活情形（如饮食、气候，这些是可以渐渐习惯的）。[15]
这一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随即做出批示，立即着手筹建留苏预备学校，指定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三人负责。1952年3月，留苏预备部开始招生。留苏预备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一年的时间内，培养好一批“学习好、纪律好、身体好”的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留学预备生。
留苏预备部的成立和建设时间很紧，最初入学人员的学习条件比较艰苦。
由于是临时组建的学校，条件因陋就简，上课在鲍家街，住宿在石驸马桥。后者为鲁迅先生昔日执教过的女子师范，院内还留有“记念刘和珍君”的石碑，前者今日为中央音乐学院。没有礼堂，就有一个饭厅，因此，看电影只能在露天，即使冬天也是如此。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电影就是天上飘着雪花，身上披着棉被，在露天观看的。[16]
在留苏预备部，俄语学习排在所有学习任务的首要位置，时间的投入也最多。其次是政治学习，其目的是让学生保持较高的政治觉悟。
在留苏预备部里，我们只学三门课程，即每天两节俄语阅读和两节俄语语法，每周两节政治课。俄语阅读课由当时在京的苏联专家夫人担任教师，她们都住在西郊友谊宾馆，每天用专车接送。她们不懂汉语，我们又不懂俄语，所以开始时还得由语法课老师陪着，必要时翻译一下。后来我们慢慢地掌握了课堂用语，就由专家夫人一人上课了。自然难免会出现彼此都不明白对方意思的时候，那就比比划划，又说又写，实在搞不懂时，也只好让它过去。此外，每三四周还有一次高水平的专题大报告，内容涉及政治、时势、外交、军事、文学艺术、外国历史、个人修养等。由于这些报告都是由比较高级的领导或知名专家做的，所以都很精彩，听后受益匪浅。经过一年的学习，绝大部分留苏预备生都实现了自己留学的愿望。[17]
（二）语言学习
从1952年开始，留苏预备部承担了留学生出国前的俄语培训工作。虽然进行近一年的俄语学习，但是一踏上苏联国土，这种语言上的不足还是暴露出来了。(https://www.daowen.com)
到苏联后大家陆续被分配到各个学校，在莫斯科的最多，以学工科为主。上学期间生活艰苦倒不要紧，主要问题是俄语的学习。出国之前在留苏预备部只学习了九个月的俄语，突然转变了整个语言环境，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非常大的挑战。特别是对我这种靠自学完成中学教育的人来说，困难更是可想而知。跟当地学生一起听大课，我们根本听不懂，做笔记能记下几个字就不错了。当时闹了不少笑话：两个同学下课回来，有人问今天上了什么课，其中一个同学说听到讲马克思主义，可能是政治课，另一个同学坚持说是历史课，因为听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这样的词汇，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是数学课，讲的是序言。[18]
为了更好地度过语言这一关，大多数留苏学生花费了较多的时间。1961年毕业于基辅工学院的李绍贵回忆道：
大学第一年上课天天“坐飞机”，老师讲的内容听不明白，也记不下来。每天一下课，我们就赶紧找苏联同学的笔记拿来抄。一般是借女同学的，因为女孩子上课记得认真，字迹也工整容易辨认。先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再抱着字典查明白每个单词和每句话的意思。抄完笔记，再找来老师推荐的参考书阅读，务求做到理解老师讲的内容。日复一日，就这样抄了一年多的笔记。
（三）专业学习
为了保证留学生更好地集中精力投身学业，早日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教育部会同人事部、外交部联合制定了出国留学生学习注意事项，包括学习计划、组织纪律、学习态度等，要求留学生严格遵守。留苏学生也深知自己肩负着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重任，所以在专业学习上非常用功，用自己的汗水和坚毅谱写了中国留学生的精彩篇章。长期从事铁道科学研究的沈菊生向笔者展示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典型的作息时间表：
我们大学生一般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课程结束；我们用半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还要上俄语课；四点下课后赶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抄笔记到晚上七点，这时图书馆已经要关门了；回到宿舍，用一个小时做点简单的晚饭；然后上晚自习，要么继续抄笔记，查字典，要么温习当天的功课。大学前三年，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的。[19]
作为一位女生，留学苏联的杜斌有着更细腻的心理感受：
为了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每天上课之前，我都要把老师要讲的内容事先预习一遍。一下课马上借来苏联同学的笔记，跑到图书馆一边抄一边理解，晚上将老师讲过的内容完完整整回忆一遍，这叫“过电影”。一旦发现有不清楚的问题，马上起来查看笔记，直到所有问题都明白了才能放心地睡觉。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些中国男同学对我说：“你看人家苏联女孩子都花枝招展，你们怎么也不打扮打扮？”我心说，每时每刻想着学习上的事，哪有那份心情啊！有时周末同学拉我去参加舞会，我坐立不宁，心里惦记着功课，总是中途就跑了。[20]
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在最初的几年里，甚至于在全部留学过程中，过的都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由于学习和思想压力巨大，个别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精神抑郁、头晕头疼等病症，无法继续正常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员，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罹患了关节炎、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回国医治。对于这部分中途退学人员，使馆充分尊重其个人意见，周到地安排了他们的归国行程。国内方面也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面对艰难处境，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
（四）政治学习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十分强调各种类型的政治学习，但此时的留苏学生主要任务是业务知识学习，所以政治学习的方式、时间和内容都和国内有较大的不同。1958年春，国内掀起了反右运动，但留苏学生不进行反右斗争，而是搞“红专辩论”。萧似男这样回忆他的“红专辩论”：
红专辩论时，我的主要罪状之一是学习方向不端正，背离国家培养计划，所以是走白专道路，之二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其实我仅仅用课余时间参加学生科研小组工作，我牺牲自己的休息，充分利用苏联学校提供的好条件，在学生时代打好从事科学研究的技能。我没有影响正课学习，门门功课都是满分。我看看八条，明明要求我们刻苦学习，为什么我执行了八条却错了。所以我不服气，不接受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回击，争辩。这就进一步激怒了党团支部书记，但是我不能屈从，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关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享乐思想，主要是指我1957年回国探亲，做了一套银灰色凡尔丁的西服。我没有隐藏而且在一次与苏联朋友的聚会上穿了。有同学看到后给我扣上资产阶级享乐思想。
中苏关系紧张后，留苏学生的政治学习逐渐增多。为了更好地组织开展留学生的政治学习工作，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留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由蒋南翔、范长江负责。当时留学生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在国内问题上，充分认识到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领略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二是在国际问题上，明确对修正主义的态度。通过一定时期的学习，部分留苏学生对国内“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提出疑问，有的留苏学生提出对苏联修正主义如何认识、中苏团结是否还能持续下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