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学生的课外生活
当时的中国留苏学生为了能更好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克服了语言和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和遇到的困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所以他们花在休闲娱乐上的时间少之又少。加之当时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形下，国家仍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支持留学，因此，留学生根本没有资本去浪费和挥霍时间。据留苏学生徐世平回忆：
出国学习期间，不论是文化补课，还是专业学习，全体同志都是废寝忘食，拼命学习，弦绷得很紧，不分白天和黑夜，也很少过星期天。[21]
为了更好地调节留苏学生的情绪，提高学习效率，当时的一些苏联大学对中国学生规定：每个周末所有学生不许再看书，必须出去休息，而且还指派专人陪同和监督。纵观整个留苏学生的课外生活，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学校的各类体育活动。苏联大学生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除了正常的专业课程学习之外，开设的辅修课程有体育、音乐、军训、外语、实习等，对中国留学生的要求和苏联同学一视同仁。对此，沈菊生回忆道：
刚刚学会越野滑雪之后，我就参加了他们的20公里越野滑雪课程。一路跌跌撞撞，没走多远就浑身上下全是雪，呵出的气凝结在头发、眉毛上，成了一个雪人。从早上九点钟出发，直到下午五点钟才回来，一进门，我就倒在床上起不来了。[22]
陈非也记得在大学体育课堂上的情形：
每个人都要选修一个体育项目，苏联老师看我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建议我去练拳击。我说我体重太轻了，老师说你可以练超轻量级呀，我想练就练吧。结果第一天就被陪练的同学打得鼻青脸肿，歇了好几天才缓过来。第二次去训练又被打得鼻青脸肿。[23]
二是校外的劳动教育。苏联大学高度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每年暑假，共青团都要组织大学生到农庄参加义务劳动，或组织学生到新开垦的土地上去劳动。苏联农业生产都是机械化作业，每年收获季节劳动力非常紧缺，因此暑假期间，许多家境较困难的大中学生常常到农庄劳动，挣得几百卢布补贴学费。中国留学生去集体农庄劳动，主要是联络感情，体验生活，与农庄庄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工资，因此很受欢迎。另外，中国留学生留学期间原则上不允许回国，所以暑假期间的活动主要是参加集体农庄或建筑工地的劳动。1958年暑期参加劳动的陈佩贤回忆道：
我们去哈萨克科克切塔夫州一个新开垦的农场，主要任务是在劳动基地参加小麦的翻晒。该地区天气炎热，条件非常简陋，蚊子密集，个头大得吓人。此外苍蝇太多，而且都是那种绿头大苍蝇。吃饭时，刚端上买来的热汤，这些家伙一闻到油香味就一头扎到热汤中。由于供应有限，而且防不胜防，我们只好一边把苍蝇撇掉，一边继续喝汤。而且由于没有制冷设备，肉制品很容易变质，所以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到达之后就开始腹泻，情况非常糟糕。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中国留学生心中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能丢中国人的脸。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劳动，任务终于圆满完成。劳动结束后，受到了当地州政府和农场的表扬，给我们四个中国留学生和一个带队的苏联同学发了金质奖章和证书。[24]
三是暑期的旅游。为了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多地了解苏联的风土人情，苏联共青团中央在50年代多次组织外国留学生暑期沿着伏尔加河和顿河游览，许多中国留学生借此机会饱览了苏联的迷人风光。1953年留苏、曾任地矿部副部长的许宝文参加了1954年暑期的旅行。对于这次旅行，他回忆道：
1954年7月，我参加了莫斯科共青团为留苏外国学生组织的旅行团。豪华的游轮从莫斯科出发，沿伏尔加河而下，一路上，我们经过了斯大林格勒、喀山、乌里扬诺夫斯克等城市，一直到达位于伏尔加河入海口的阿斯特拉罕。回来时溯流而上，还特意去看了伏尔加河、顿河上的船闸……两岸，忽而是郁郁苍苍的森林，如同一道绿色长廊；忽而是一望无际的肥沃草场，三三两两的奶牛悠闲地踱步；忽而是连绵挺拔的白桦林，在凉爽的夏风轻拂下树叶闪闪发亮，发出飒飒的声响；林间偶尔露出小教堂金色的屋顶、几幢红瓦白墙的乡间别墅，还可以看见一些人在垂钓，一些人躺在青草地上晒太阳。这就是一幅祥和、美丽、清纯的俄罗斯风情画。[25](https://www.daowen.com)
对于这样的旅行，许宝文有这样的评价：
这样的旅行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一次丰富的人文、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每到一个城市，苏方都要带领我们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介绍历史和风情。在喀山，我们参观了列宁曾经就读的喀山大学；在萨马拉，我们参观了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在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参观了列宁的故居。在斯大林格勒，我们的视觉和感情受到强烈的冲击。在这片卫国战争中厮杀最惨烈的战场上，随便抓起一把土，里面都有几颗炮弹的弹片。在参观烈士陵园的时候，我们看到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儿子的墓。她把儿子奉献给了苏联人民的正义事业，这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26]
在劳动与旅游的过程中，留苏学生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招待，无形中加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陈艾平对此有这样的回忆：
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中国人民从来就是热爱劳动、朴实、智慧的人民。随着解放后中苏友谊的不断加强，他们所称呼的“毛泽东派来的人”——中国留学生，更是到处受到以好客闻名的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我们的同学常常被一个在街头碰到的普通工人或职员像亲友似的邀请到家里去做客，去了解他们所引以为荣的生活状况。甚至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也常被邻桌的苏联同志热情地邀过去为中苏友谊干几杯。[27]
四是生病疗养。由于学习紧张和生活上不适应，一些身体较弱的留学生到苏联不久就病倒了。这种生活习惯上的反差，留学生在通往苏联的列车上就有很深的感触。陈先玉回忆道：
记得当时在列车上，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让大家哭笑不得。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乘火车长途旅行，大家都不大习惯，吃不下，睡不好，特别是女同学，非常怕闻奶油味，不敢进餐车。有一位女同学几天没好好吃饭，一心想喝点稀粥，吃点咸菜。我们找餐车负责人，要求煮点大米粥，特别强调只用水和少量大米。对方一一应允。稀粥做好了，正要端走时，一位厨师突然放进满满一勺奶油，并一本正经地说：“只有大米怎么行，应当增加些营养。”去端饭的同学一下愣住了，这位女同学还是没喝到中国式的稀粥。[28]
对于生病的中国留学生，苏联政府实行同等国民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这就使中国留学生更深地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优越性。据留苏学生萧似男回忆：
1954年春天，即一年级下学期，在一次感冒之后，我的双膝关节突然红肿，同房间的朱莉叶说我患了关节炎，需要住院治疗……除了药物治疗外，我每天要做物理治疗，理疗的医生对我也非常友好，说要把我当成女儿。因为我学习过度劳累，睡眠不好，理疗医生不仅设计了关节炎的治疗方案，而且设计了治疗神经衰弱的方案。记得我每天都要站在一个圆筒内接受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的像针一样的水柱，从细到粗，直径不同，同时又从冷到热，从热到冷，全身皮肤除头部外反复受到不同直径和不同温度高压水柱的刺激。每当这种治疗之后，感到全身都受到按摩一样舒适。我在医院整整住了三个月。不仅关节炎治好了，心肌炎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苏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疗养制度，中国留学生对此印象深刻。苏联政府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很多疗养院，使各界人员在患病之后或繁忙的工作之余，得以恢复健康或消除疲劳。除了疗养院外，苏联还有许多漂亮的休养所，设施齐全，环境优雅，供人民休闲度假。政府统一发放专门的旅游度假票，凭票可以在指定的旅游休养所免费吃住游玩一周左右。苏联的国家干部、工人、教师、大学生以及留学生一般每1—2年可以轮流游玩一次。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和当地居民一样享有免费休假待遇。
我们中间好些同学的身体都不算好，再加上饮食习惯的突然改变，生病的很多，这对于当时学习是—个很大的威胁。学校党、团和工会组织总是派人到宿舍来了解并改善我们的饮食起居，怕我们着凉，每人都加了一床被子。有肠胃病的人则享受着营养保健的特种待遇，病情较重的被送到南方的疗养院。假期中为了使我们很好地消除疲劳，在冬天又将我们送到休养所，夏天又送到黑海、亚速海边上休养。由于中国同学有着差不多出了名的用功情况，在学期结束时校方总是再三谆谆劝告我们在假期中少看些书，多做些野外活动或其他体力方面的工作，借以锻炼身体和恢复脑力，而且每次出门旅行总有学校委托的较年长的苏联同学或讲师、助教来帮助我们，替我们奔走张罗，多方联系，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休息得轻松愉快。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忘记那种牺牲了自己的暑假休息，专门为了别人而劳累整个夏天的可贵的人们。[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