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论及其争论

对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其社会分层和流动可分为“市场转型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市场转型论”由Nee（1989）首先提出，并在Nee（1991，1996，2000）等文章中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市场转型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生产剩余由再分配权力所有者垄断，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生产剩余不再由分配者垄断，而更多由市场完成，人力资本等自致因素的作用将高于政治地位，直接生产者的市场权力比再分配权力更具优势；因此，市场的发展提高了直接生产者的职业地位和流动机会。

Nee（1989）指出，尽管Szelenyi（1978）研究了社会主义的再分配过程，但并未解释为什么市场化进程将有利于生产者，也没有考虑权力和特权转移的内在过程。因此，Nee提出了市场转型的三个基本议题：（1）市场转型议题，如果生产剩余不再由再分配者垄断，而是更多地通过市场和交换进行，直接生产者将获得更多的市场权力；（2）市场激励议题，市场机制对直接生产者提供了激励，而再分配制度降低了对生产者的激励；（3）市场机会议题：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将包括权力、激励和机会的改变。市场转型理论认为，直接生产者在转型中获得了提升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这三个理论命题将导致的结果可概括为：（1）再分配权力相对于市场权力的降低；（2）人力资本回报率增加；（3）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机会。Nee（1996）检验了这一理论，发现在中国农村，生产者从市场机制中获益，获得利润机会增加，且社会分层机制发生了变化，生产者的机会更加多样化。

“市场转型论”引起了激烈争论。一方面，Nee及其支持者强调新兴市场体制对分层结构的影响（Nee and Matthews，1996；Cao and Nee，2000）；另一方面，很多学者认为，“市场转型论”考虑了新兴市场制度可以形成新的利益，但没有考虑现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同时，政治权威的存在、官僚机构的讨价还价以及政府在经济风险和收益方面的干预仍将发挥重要影响，因此政治资本的价值可能并未下降（Rona-Tas，1994；Walder，1995；Bian and Logan，1996；Parish and Michelson，1996；Szelenyi and Kostello，1996；Xie and Hannum，1996；Raymo and Xie，2000；Zhou，2000）。例如，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经济有很强的影响力，至少在地方层面，政府是成熟的经济活动者，而不仅仅是管理和服务者（Oi，1995）。Oi指出，地方政府在提升本地经济方面拥有特权和利益，所以能够对城市居民提供相对较高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尤其是在城市，单位也为其劳动者提供福利，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所以地位优越的劳动者仍具有结构性优势。不仅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转型进程中，市场本身也可能成为不平等的来源。(https://www.daowen.com)

在实证方面，大量文献检验了市场化转型中再分配权力和市场权力的变化趋势。Bian and Logan（1996）利用天津居民收入数据的检验发现，尽管市场体系成为劳动者收入的重要影响机制，但政府部门仍然是收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干部对阶层分布和收入均有显著作用。除了对政治权力和再分配制度的作用的质疑外，Xie and Hannum（1996）甚至没有发现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回报率提高的证据。

这种对转型时期社会流动机制的截然不同的理论解释，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Nee（1996）进一步修正了相关理论，指出不同类型劳动者的收入同时上升，但速度较慢。同时，其他学者从政治市场的变化（Parish and Michelson，1996）、政治制度再形成（Stark，1996）以及工作类型的组织安排（Zhou et al.，1996）等方面出发，认为经济转型进程和市场制度是嵌入于现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对转型进程中资源分配的解释必须考虑现有制度安排和互动过程。此外，Szelenyi and Kostello（1996）和Walder（1996）从市场和不平等关系的角度总结了转型以来的社会流动问题，认为市场的平等效应只有在定义的本地市场中才起作用，当市场更为深入地渗透进社会时，不平等的程度反而增加；同时，直接生产者在对本地市场的参与中获益，但如果资本形成变为可能，也可能造成不平等的二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