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转型与社会流动

Nee（1989）指出，市场化转型引入了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削弱了原有的再分配体制。直接生产者从市场中获益的机会增加，社会分层机制开始发生变化，劳动者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加多样化。同时，人力资本回报率开始上升（Bian and Logan，1996），成为决定劳动者社会阶层地位的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会的增加、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市场中产阶层开始兴起。刘欣（2005，2010）指出，由于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在既有结构基本不变、在体制外培育新的市场力量的过程，因此原有的公共部门再分配权力与新兴的非公共部门市场权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变动的动力。所以，新兴市场中产阶层包括私营企业所有者、管理人员，以及企业的技术型劳动者，他们构成了市场权力的重要所有者。此外，工业化推动的资本深化促使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和工业部门，为提升农民收入、减轻农业贫困起到了关键作用（章元等，2012）。

市场化转型以来，社会分层和流动在多个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民营经济的兴起，并且在资源分配和社会群体间利益分布方面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有更大比例进入市场部门，这显示了市场制度对人力资源的竞争，削弱了传统的国家再分配的制度基础，成为促进社会流动、改变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1978年左右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大量农村隐性失业成为严重问题。因此，政府鼓励农村建立乡镇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剩余劳动力。这一措施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就业，但随后由于技术水平、资源限制等问题，乡镇企业的作用达到了极限。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增加城市服务需求，为经济特区等地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非熟练劳动力成为必然趋势。但是直至80年代末，城乡人口流动仍然极其严格（West and Zhao，2000）。9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迅速增长，对劳动力需求也开始上升，因此人口流动的限制大幅降低。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流动人口大幅上升。(https://www.daowen.com)

城市经济的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知识青年的返城，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因此政府首次鼓励劳动者以自我雇佣、自主经营形式创业。改革开放之前，城市经济中几乎所有劳动者均在国有或集体部门，自我雇佣人员极少。所有劳动者均从属于所在单位，且为终身雇佣制，工资由国家计划决定。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将所有劳动者均纳入了国家控制的就业体系中。1980年，私有和个体经济就业的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比例仅有1%。这一体制排斥了市场竞争，降低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在90年代中期大约有半数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政府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向市场，只保留战略性行业和基础行业。这一措施使得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的比重从1990年的90%下降至2008年的30%左右。在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这也促进了城市私营部门的发展。到2000年，国有集体企业就业人员比重为64%，私有和个体经济比重为36%。2018年，城市国有集体经济就业人员比例为35%，而私营个体经济达到65%以上。^[1]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虽然生产剩余更多的是通过市场分配，不再由国家机构垄断，但由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地方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Oi，1995；Walder，1995）。因此，公共部门在劳动者工资、社会福利等方面明显高于非公共部门；更重要的是，公共部门属于“体制内”人员，存在较高的进入门槛，与“体制外”的非公共部门劳动力市场有清晰的界限（Meng and Zhang，2001）；两部门在就业、收入、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Bian and Logan，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