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计量模型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内生性的来源主要有忽略变量和逆向因果两大类。由于本节的解释变量贸易开放程度为省份层面数据，而被解释变量职业声望值为个人层面数据，且贸易开放度包含滞后多期的数值，所以逆向因果问题较小。对于忽略变量问题，因为贸易开放度与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而造成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性，所以需要找到与省份贸易开放度相关性较强，而与其他变量不相关的工具变量。一般而言，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主要有以到海岸线的地理距离衡量的地区国外市场接近度（黄玖立等，2006）和地区历史上的开放程度（Fang and Zhao，2009），且大多数文献的时间跨度较短或所含地区较为有限。我们的贸易变量涉及自1950年到2013年的省份贸易开放程度，所以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困难。由于数据和资料的限制，我们使用历史数据和地理数据相结合的办法构建了工具变量。在近代历史上，洋务运动和通商口岸的开设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发展最为迅速；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贸易发展的情况较为相似。^[2]所以我们采用1865—192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指数衡量这一阶段贸易的增长；^[3]同时以天津、上海和广州三大通商口岸为中心，测算各省会城市到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并将各省划分为北方地区、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计算三个区域各自所含通商口岸的关税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作为权重，乘以各省到最近港口的距离，得到其加权的地理距离。^[4]最后，我们将加权地理距离乘以1865—1923年的贸易增长数值，得到各省份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贸易开放程度。所以历史上各省份贸易开放度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ic为各省份到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Dii为三大港口的内部距离；我们将地理距离取倒数乘以100，并按照各地区海关总税收额占全国的比重wr进行加权，海关税收数据采用1882—1910年全国48个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淡水和台南），数据来源于滨下武志（2006）；tradet为1865—192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指数；进出口总额数据、进出口指数数据来源于Hisao（1974）、滨下武志（2006）和郑友揆（1956）。(https://www.daowen.com)

稳健性检验方面，由于在贸易开放度指数计算的过程中，我们假设1983年以前全国各地区开放程度相同，而事实上各地区改革开放之前的开放程度仍存在差异；所以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各省份目前的贸易开放程度代表省份开放度，用国家层面1950年以来的贸易指数代表开放程度的变化情况，用两者乘积表示省份开放度的发展，因此劳动者所受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可表示为：

其中，tradec表示问卷年份各省贸易开放度，tradecountryt为1950—2013年全国贸易开放指数，我们选取时间t为劳动者出生时、14岁时和当前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