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审视近代语文课程

前些年，学术界兴起一股“民国热”。民国时期的课程理念每每被提及，成就如何如何大，当时的语文课本被大量翻印，不免让人产生今不如昔之感。其实，今人看到的民国教育，只是一些毕业于名校的精英笔下的点滴印记，只是一个“美丽”的掠影而已。如果把这些印记当作民国教育的全部，显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我们固然应以史为鉴，借鉴前人的经验，继承优良传统，但应保持清醒头脑，审慎对待民国语文。不要说民国时期的受教育人数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是精英教育，现在是面向人人的全民教育。即便是民国时期的语文课程本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如蒋维乔在《论小学以上教授国文》（1909）中说：“今之谈教育者，辄鳃鳃然虑曰：学堂中之国文日益退步也。”[38]邰爽秋在《科学化的国文教授法》（1922）中说：“中学校入学试验的国文卷子，七八百本中，找不出一百本清通，没有别字；高等专门大学生，几百人中，也还时常有人写出不通的文章，写出奇怪的别字：这真是现今国文教师应该反省的一个大问题！”[39]

梁启超在为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所写的序（1927）中说：“在今日学校各项课程之中，最为重要者，固属国文；而同时教授最感困难，教师最感缺乏，学生除有生性特别嗜好外，最感干燥而无生趣者，惟有国文。”[40]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梁启超分析道：“各项科目，皆有显著的标准，而国文惟有象征的涵义……如有人云开方较三角为深，微分较代数为浅；两直角之和等于一锐角，则无论何人，皆知其荒谬绝伦，他如史、地、化、理、生物各课皆然。惟国文一道不然。既无一定的标准，以一己之好恶情感，定古文之是非深浅。例如，性不喜佛者，则以昌黎《原道》为《圣经》。性喜高玄者，则以史迁《伯夷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迷离恍惚之文字，为神龙变幻，其味无穷。如此类者，皆堪发噱，而皆有各持一说，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究竟以何为是非深浅之标准？”[41]

可见，在梁启超看来，语文缺乏理科那种明确的标准、因人而异是其最感“困难”的根本原因。

胡兰成《对广西现行规定初中国文课本的一点意见》（1935）说：“初中国文决不能以文字清通为已足。不幸至今尚未见有适合此目的之国文课本，而政府规定采用之傅东华编《复兴初中国文》缺陷尤多。”接着具体分析了这套课本存在的两大“缺陷”，一是“所选的文章十有九不合现代的需要”，二是“文法太多”。从作者所列举的第三册来看，全书共40课，描写家庭及个人身世之感的10课，理论文17篇。讲文法和文章作法的习作“在分量上既太多，在质量上这些文法也太抽象太繁复”。“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学生因读熟了文法而学通造句，也没有因熟读了文章作法而学通写文章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傅东华的课本实在太糟了。……我希望政府洞察此中委曲，换掉傅东华的国文课本。”[42](https://www.daowen.com)

朱经农生动地记载了当时中学国文课堂上的情景：

旧式中学校里面教授国文的实在情形，人人都知道的。一个教员拿了几张油印的讲义（或现成的国文课本）在课堂上逐字逐句地讲解。下面听讲的学生真是七零八落。那种精神涣散的样子，实在叫人看了短气。坐在前面的几个学生，虽然“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表面上总算还在那里看讲义。至于坐在后排的学生，有的在讲义旁边放着一本英文教科书，自己在那里阅读；有的低着头做他的算学题目；有的女生还在桌子下面打手工；有的偷看小说；有的简直睡着了。教员勉勉强强敷衍完了一点钟，夹着讲义去了；学生也就一哄而散。试问这样研究国文，究竟有何结果？有一天我去参观一个私立学校，看他们上了一堂国文课，心里觉得烦闷非常；出了校门，信步走过一家小茶馆门口，看见一个“说书先生”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讲故事……我在茶馆外面立了五分钟，不觉发生许多感慨。我觉得学校里面的国文教员如果都有这位“说书先生”那样的魔力，那就好了。为什么教授国文不能像说书这样有趣？[43]

当然，梁启超、朱经农所描写的可能是那些相对一般的学校里发生的情景，但这也足以启示我们，对近代语文教育的考察应当尽量全面和客观，切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