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语文课程的新生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发生了急剧变化。1898年戊戌变法，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盖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材不足，而人材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33]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推行“新政”，实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废科举，兴学堂，“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批准并颁行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拟制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成为中国现代语文课程正式发端的标志。从此，我国开始建立新学制和独立设科的教学体系。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制度的建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今天，我们要实现语文课程现代化，除借鉴古代语文教育和国外母语教育经验外，还需要了解我国近代语文课程的发展历程。认识昨天，才能把握今天，更好地面向明天。
1.开创了语文课程新时代
1904年“癸卯学制”的建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语文课程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语文课程开始逐步摆脱经学和科举的附庸，成为近代教育科学意义上一门独立的学科，揭开了中国现代语文课程的序幕。尽管仍在强调读经讲经，具有明显的经学色彩，但毕竟产生了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34]，这为日后国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并注意到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和书法、语言的练习。1909年，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沈颐、蒋维乔呼吁革新国文教学，庾冰、潘树声等进而倡导从语言入手进行国文教学改革，开始了对语文学科性质、任务及教学方法的探讨，这为语文工具论等重要理论的创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2.语文课程受到高度重视
近代语文课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大批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关注中国现代教育，尤其关心国文国语教育。中学国文教育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教育界一直受到持续关注，包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曾参与讨论，而胡适本人更有三次同样题目的演讲，期间新旧中西的层次至为复杂，很多人的见解与我们常规认知未必接近。
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共收录88篇文章，第一篇写于1904年，最后一篇写于1949年，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语文教育近150年间的代表性文献汇编。书中所收文章的作者中，就有张百熙、王国维、唐文治、徐特立、经亨颐、黄炎培、梁启超、孙本文、蔡元培、陶行知、胡适、周予同、杨贤江、朱经农、吕思勉、周谷城、陈寅恪等文化教育精英，全社会关注、关心中国语文教育可见一斑。受整个社会风尚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一大批高校专家学者不仅关注中小学国文教育，并亲身参与其中。据李杏保等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记载，就有刘半农、罗常培、何仲英、叶绍钧、黎锦熙、夏丏尊、朱自清、王森然、陈望道、朱光潜、吕叔湘等语言文学大家。他们往往能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时代、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大背景，为语文工具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3.民族危机凸显母语教育价值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以后，中华民族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文学界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国家民族蒙受了巨大灾难，母语教育的价值才更加凸显，使人们更加迫切地认识到民族语言文字对凝聚国民人心、振奋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就写到上海沦陷时他在暨南大学上最后一课时的情景：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
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35]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描写日寇占领北京后，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中学教师祁瑞宣的感受：“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糊里糊涂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36]
柏杨回忆他1931年上小学二年级时的情景：
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学生随着教师的嘶哑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形容中国命运，解释说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头发，下面悬挂着千斤重量的钢板，我和小朋友们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第一次为国家付出重重忧心。“千钧一发”是我第一个学会的成语，也是使我为爱国甘愿付出生命的起步。[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