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文教育
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在数千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创新发展。今天，我们要研究、审视语文教育，固然需要“拿来主义”，借鉴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母语教育的成功经验，但更应该总结梳理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宝贵的经验教训。爱德华·席尔斯在《传统》中说：“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代才能成为传统。”[4]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极为珍贵、极为丰富的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好好整理挖掘。
1.语文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分为大学和小学两个阶段。西周时有乡学和国学。乡学主要学习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写字）、数（计算）等“六艺”。国学包括大学（上庠、东序、右学）和小学（下庠、西序、左学），小学主要学习书、数，大学主要学习礼、乐。《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宋代朱熹说：“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教之以格物……致知”。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编写了我国最早、影响最大的教科书。《论语》就是孔子教学的真实记录。孔子教学的主要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四科，《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所说的“文”，不仅指语言文字，也包括文学、历史和哲学。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说：“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清代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卷二中写道：“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论语·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礼记·礼运》里说：“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当时的史官“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些载文记言的史官，既是最早的语文学家，也是最早的语文教育家。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的学科划分，但在教学实践中却包含着语文教育的基本理论，语文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从《礼记·学记》、韩愈的《师说》、朱熹的《朱子读书法》，到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王筠的《教童子法》、唐彪的《家塾教学法》等，涉及汉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蕴含着丰富的语文教育理论与方法。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主要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服务的，特别是隋唐兴科举以后，学校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应试教育”。
2.语言文字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
在我国古代，语言文字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秦始皇统一六国，首先采取的国策就是“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语言文字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5]
语言文字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与考察，都要看他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如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6]《汉书·艺文志》也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书令史。’”[7]这里所谓“讽书”，就是指背诵默写。能够背诵默写9000字以上经典的人，才有资格担任郡县史的职务。还要用各种书体进行考试，考得好的才能担任尚书、御史、书令史等职务。直到唐代，国子监的“书学”还被列为“常贡之科”，汉字书写经考试合格后，可以授予官职。《新唐书·选举志》曰：“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
相反，汉代吏民上书，如果写了错别字，尚书令史有责任检举揭发。《说文解字·叙》说：“书或不正，辄举劾之。”[8]《汉书·艺文志》说：“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9]
正因为语言文字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种重视识字写字的风气，后来发展成为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内容的专门学问——“小学”，作为经学的附庸。所以在先秦两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语言文字著作，即所谓“小学”经典作品。《汉书·艺文志》把“小学”列为九种“六艺”的最后一种。《尔雅》是中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的书，也是古代最早的词典，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是儒家经典之一。《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作者不详，时间应当不早于战国，因为书中引用了《楚辞》里的内容。清代的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中说：“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10]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家多小学家说》中说：“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是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1]可见，语言文字在当时是何等重要。
3.识字写字是语文教育的基础
一个人从小到大，读书治学，成就事业，无不是从识字写字开始的，所以识字写字是语文教育的基础，因而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早在35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汉字书写教学的实物案例，周代已有汉字教学的明文记载。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童蒙识字教材是周宣王时期太史籀编纂的《史籀篇》，现已亡佚。秦代陆续出现几部著名的识字教材，有李斯编写的《仓颉篇》，赵高编写的《爰历篇》，胡毋敬编写的《博学篇》，被称为“秦三仓”。这些识字教材，既是进行识字写字教学的课本，具有教育价值，又是用于文字规范的字书，实际上是国家的正字标准，具有“书同文”的规范作用。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2]
汉代承秦代遗风，识字写字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后来陆续又有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扬雄作《训纂篇》。现存的字书《急就篇》，在集中识字的过程中注重实用百科知识的传授和思想教育，而且整齐押韵，朗朗上口，读写结合，易学易记。工具性与思想性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汉魏丛考》中说：“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13]
到汉和帝时，贾鲂作《滂熹篇》。人们以《仓颉篇》为上卷，扬雄的《训纂篇》为中卷，《滂熹篇》为下卷，称为“汉三仓”。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出现了集大成的经典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这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解释汉语言文字的重要工具书。
魏晋以后，识字写字教材层出不穷，但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正如李运富在其《语文教育的历史借鉴》中指出：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宋代王应麟的《三字经》、钱塘老儒的《百家姓》等，这类蒙学教材具有综合性，融识字教育、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于一体。也有在识字基础上偏重某一方面教育的教材，如：宋吕本中的《童蒙训》、朱熹的《童蒙须知》以及明代的《增广贤文》等，主要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生活中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唐李瀚的《蒙求》、宋朱熹的《小学》、元陈栎的《历代蒙求》等，侧重对儿童传授历史知识；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王应麟的《姓名急就章》等，内容偏重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以及农工商各行各业的实际知识、实用技艺和生活常识等；《三言杂字》《七言为人杂字》《农庄杂字》《包举杂字》《士农工商买卖杂字》《日用俗字》《山西杂字必读》等，属于面向民间大众的识字用书，有点像现代的扫盲识字课本。唐代以后出现了带有故事性或可读性比较强的幼儿教材，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史学提要》《十七史蒙求〈编年歌括〉》《名物蒙求》《落实歌略》《太公家教》《弟子规》等。[14]
识字教材代不乏书这种情况，也正说明识字写字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基础。
4.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在我国源远流长，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也是我国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然而，我们今天说起古代的文学教育，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古代的文学教育，重在其教化作用，即用多样化的文学作品，包括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和精练含蓄的文学语言，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其繁荣和发展，激励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掘。文学作品本来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但由于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属于所谓俗文学，在古代正统知识分子看来，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直到唐代的韩愈，还坚持“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15]。小说、戏曲作品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被人重视。所以，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主要是诗歌和散文，尤其是诗歌教育成为古代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周礼·春官宗伯·大师》说：“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先秦政治文化活动中，赋诗言志风气盛行的前提，是当时上层社会诗教的流行和普及。诗歌不仅用于政治活动，也用于日常生活。《论语·季氏》中记有孔子与儿子孔鲤的一段对话：“‘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汉代官学立有“五经博士”，其中就包括《诗经》。由于《诗经》一直被选作各类学校的教材，不仅学生要读，甚至连东汉学者郑玄家的婢女都能熟读《诗经》，日常生活中能以《诗经》应对。据《世说新语·文学》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按，此句出自《诗经·邶风·式微》）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按，此句出自《诗经·邶风·柏舟》）”(https://www.daowen.com)
六朝时期，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社会各阶层弥漫着浓厚的爱诗风气。不少贵族子弟从小就能作诗，如梁简文帝“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16]；昭明太子“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17]据《南史》《北史》等书记载，庾肩吾、任昉、丘迟八岁，谢惠连、薛道衡十岁即“能属文”。六朝人所说的“文”包括诗。
读诗作诗既是唐宋士子的生活方式，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科举考试中，写诗是重要的考查内容，应考成功为官后，以诗歌赠答、奉和应制也是常有的事。写诗读诗不仅是文人士子入仕和进入上流社交场合的重要手段，而且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遍布于佛寺道观、酒肆客舍的题诗、题词，大多出自民间无名诗人之手。在唐代的私学教育和家庭教育中，诗词文赋是重要内容。如韩愈《符读书城南》：“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杜甫《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读《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吕祖谦教导他的学生说：“凡观《诗》，须先识圣贤所说大条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又横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诗》之类皆是。”“前人于诗，有举之者，有释之者。举之者，断章取义；释之者，则如《大学》之《淇奥》，乃正释《诗》之法也。又《诗》体宽，不可泯著，然亦不可只便读过，若只便读过，亦不见其言外之意趣。”[18]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大量早慧的少年诗人，如骆宾王7岁写《咏鹅》诗，王勃、李贺也都是很早就开始作诗。宋代多次选拔神童，成绩优异者可直接授予官职，如《宋史·晏殊传》载：（晏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1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诗意氛围和诗词创作的高度繁荣。
用诗词选本作语文教材，也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的。唐末胡曾的《咏史诗》、宋代杨简的《历代诗》等，都曾被选作教材。宋代谢枋得的《千家诗》因为“率皆显明易解之作，以此启迪童蒙，甚便”（清代黎恂语），所以“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20]明代程敏政在《咏史绝句序》中说：“余家居见塾师以小诗训童子，乃首以市井无稽韵语，意甚不乐，因以所记古七言绝句咏及史者，手书授之。上自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余年，以时比次，得数百篇。又以其猥杂而不便于一览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间世之治乱、政之得失、人才之邪正贤否，大抵略备。”[21]
《唐诗三百首》是清人孙洙专为教学而编的唐诗选本。作者说：“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百首亦莫能废。”[22]“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成了俗谚。
5.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密切结合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孔子在《论语·泰伯》中倡导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宋人陈祥道解释说：“学始于言，故兴于诗；中于行，故立于礼；终于德，故成于乐。”[23]《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善也”。《中庸》说：“修道之谓教。”《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学记》曰：“教也者，长善而救失者也。”一个人的语言文学素养应是为修身做事服务的。宋代程颐说：“古之学者，修德而已。有德者言可不学而能，此必然之理也。”朱熹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知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张栻在论述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时说：“岂将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24]
明代冯时可说得更明白：“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学问，士人之器具也；节义，士人之门墙也；才术，士人之童隶也；德行，士人之栋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尝以此教不肖，而谆谆然令其厚养心地。”[25]
即便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样的识字课本，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教会学童识字写字，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工具，但其中也都包含着对学童进行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内容。如《千字文》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书中“都邑华夏，东西二京”一段共30句，盛赞洛阳、长安的宫殿豪华，文物盛美，作者周兴嗣的用意就在于提醒偏处江东一隅的梁朝君臣不要忘记中原故土。所以，明代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26]可见，识字教育与“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6.语文学习的方法是多读多写
在古人看来，语文学习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多读多写。《论语·子张》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仅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还有“读书百遍而其义自见”[27]，“《文选》烂，秀才半”[28]等名言，无不说明语文学习必须多读多写，才能博学于文。至于学习语文的方法则是灵活多样的。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韩愈则提倡言必有据，“无一字无来历”。苏轼的《送安惇落第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其实，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就是好的方法。在我国历史上，很多人十几岁就已遍读诗书。
7.语文学习贵在学以致用
语文学习贵在学以致用，也就是要有助于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交际交流。孔子教授门徒，包括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其中的言语、文学，直接与语文教育有关。言语指应对（包括外交）辞令，而不是日常用语。文学则用《诗经》作为教材，不仅要求学生熟读背诵，还要能用于政治活动。《论语·子路》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阳货》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世而书。”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顾炎武《日知录》中说“为学须有补于世”，这些都强调了文章对社会的实用价值。
8.语文教育要注重社会实践
要学好语文，掌握语言文字这一交际工具，就要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注重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说的都是读书与实践的关系。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中说：“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这里“患不行”，就是担心自己不能照着去做。所以韩愈强调“强学力行”，“力行”即努力实践。欧阳修在为《薛简肃公文集》写的序中说：“君子之学也，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学习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做事，然后才是做文章。这也符合古人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理念。[29]陆游诗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顾炎武“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不愿做徒有虚名的“文人”“讲师”，因而他治学一向注重实践，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强调学问必须能运用于实际，有益于国家社会，“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30]他不愿做空头文人，更以那些欺世盗名的文人为耻，“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31]；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32]。这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很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