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党中央高度重视语文教育。1951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且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汉语修辞讲话》。9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要求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也要多调人编写教材。[88]成立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为主任的“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指导全国语文教育工作。[89]在胡乔木的领导下，决定中学语文学习苏联的做法，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汉语拼音方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教学汉语拼音字母的通知》。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肯定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识字”的经验。

这一时期对新中国语文教育具有奠基意义的大事有：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语文教育研究与讨论、语文教学实验。

1.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成立，叶圣陶任社长兼总编辑，将小学“国语”和中学“国文”合称为“语文”。一大批编辑出版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中小学语文教师，如宋云彬、蒋仲仁、朱文叔、朱智贤、魏建功、王泗原、张中行、张传宗、吴伯箫、辛安亭、张毕来、张志公、刘国正、冯钟芸、陈伯吹、袁微子等相继集中到人教社，或全职或兼职工作，吕叔湘、吴伯箫任副总编辑。教育部颁布人教社拟订的《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并出版汉语、文学分科教材。

1966年“文革”爆发，教育教学秩序被打乱，包括语文教材在内的中小学教材被批判为“封资修大杂烩”。人教社被撤销，人员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发文，要求“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90]。一些地方开始自编《政文》教材，有的就直接用《毛主席语录》作教材，给我国语文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破坏。

随着十年“文革”结束，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主动向中央提出抓科技和教育。他抓教育首先抓教材。他说：“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他几次对教育部负责人说：“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91]在中央关怀下，教育部调回人教社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的部分编辑和出版人员，并抽调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骨干教师，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的形式编写教材。从此，人民教育出版社获得新生。“文革”结束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经过1978年版、1982年版、1987和1990年版、1993和1997年版、2000和2004年版，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修订完善，发展到2017年（小学、初中）和2019年（高中）陆续使用的统编语文教材。(https://www.daowen.com)

2.语文教育研究与讨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开展教学实验。据顾黄初、李杏林主编《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这一时期的重要论著有：黎锦熙的《新国文教学法》、董纯才的《改革我们的中学国文教学》、郭绳武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几个主要问题》《中学国文教学的一种状况》（1950），叶苍岑的《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普希金专家再论语文教学》（1953），章炼烽的《目前语文教学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54），叶圣陶的《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1955），林焕平的《中学语文教学的若干问题》（1956），洛寒的《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1961），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十年来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情况的比较》、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1962），吕叔湘的《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张志公的《说“工具”》、洛寒的《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1963）等。《文汇报》从1959年开始讨论语文教学问题，并发表《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的社论（1961）。

3.语文教学实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迅速掀起高潮。这种形势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语文教师开展教学实验的积极性。据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这一时期在全国影响较大的语文教学实验有：1953年《红领巾》观摩教学及其引出的讨论、1958年南京斯霞“分散识字法”实验研究、1958年辽宁北关实验学校“集中识字法”实验研究、1960年北京景山学校开展语文教学整体改革实验、1962年吕敬先组织“小学生语文能力整体发展”的实验、1964年《人民日报》载文介绍上海育才中学教改经验等。[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