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语文教育实践
胡乔木（1912—1992）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位学者型领导，被公认为“党内第一支笔”。1946年在延安，他曾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编了一套初中语文教材《中等国文》，田家英、曾彦修（严秀）为其助手。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教育工作。毛泽东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学可以分科教学，并指定胡乔木负责建立一个组织来领导解决语文教学问题。于是，胡乔木兼任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主任，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教学改革和文字改革工作，探索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从而为新中国语文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并逐渐形成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追溯语文课程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胡乔木对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事业的卓越贡献。
1.高度重视语言文字与语文教育
1951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这一文件就是胡乔木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文件指出：“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为了落实毛泽东“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93]的指示，胡乔木邀请吕叔湘、朱德熙撰写《语法修辞讲话》系列稿件，并请叶圣陶拟定《标点符号用法》。《人民日报》从1951年6月6日开始连载《语法修辞讲话》，同时配发了胡乔木组织撰写并审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针对当时我国语言文字方面存在的混乱状况，指出：“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使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力量。”1951年9月26日，《标点符号用法》以政务院出版总署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光明日报》《语文学习》《语文教学》等报刊予以转载。政务院于1951年10月5日发出《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此外，胡乔木在汉字简化、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94]正是在胡乔木的积极努力下，形成了全国性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规范的热潮，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为语言纯洁健康而努力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各类报刊、出版物和党政军机关文电的语言文字水平。
2.主张“文道统一”
“文道统一”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文”即语言文字，也就是所谓“工具性”；“道”即思想内容，相当于今天所谓“人文性”。前者是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后者是基础教育各学科共同的任务。在胡乔木看来，“文”即“语文规律的价值”，“道”即语文的“政治的价值和一般知识的价值”。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掌握“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他主编的《中等国文》即以此为主线，充分体现了语文的工具性。他在《关于〈中等国文〉的七点说明》中，明确指出了“文”与“道”的关系：“本书确认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的掌握。在这个方针下，本书打破向来国文教材偏重文艺或偏重政治的缺点，一方面对于常见的各种体裁的语文兼容并包，使学者了解凡应用语文（包括一切说、写、读）的地方都是学习国文的地方；他方面将应用语文的若干重要规律的说明也列为正式课文，使学者知道语文也是一门科学，除选读成文外，也可能和需要用一般科学的方法来学习。”同时又指出：“本书读文除着眼于国文教学的价值即语文规律的价值外，同时着眼于政治的价值与一般知识的价值；这是任何一篇文章的三个方面，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虽在第一个方面，但对后两个方面决不允许忽视。”[95]
这套《中等国文》教材吸收了当时解放区根据地语文教育的成功经验，符合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政治立场鲜明，编写体例新颖，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时代精神，对解放区和新中国初期的语文教材编制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认为：“这里提出了‘汉语汉文规律’的概念，这概念就是对中国汉民族的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文学语言）的语法修辞的规范要求。这一点在过去所有的语文课本里从未提出过。从五四以来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上看，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和瞿秋白同志提倡的大众语运动的积极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方面。”顾黄初认为，胡乔木提出的“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这一说法，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尤属难能可贵，是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察、分析、研究语文现象的武器的结果。[96]
这种“文道统一”的语文教育观，在胡乔木领导语文教学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1951年3月23日，他在教育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到各科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是人民经常生活中推动向前、进步的要素，所以它不是特殊的、外加的，而是与各科密切关联着的，它是整个教育内容的一方面，特别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方面……它应该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地贯穿到全部课程中去。”语文教学“内容包括文学和语言两个部分，二者所担负的任务不同，所以不能互相代替。……语文教学目前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可联系起来，但不能混淆”。他还指出：“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各科中间去，不能牵强附会，不能代替科学的内容，而是加强科学的内容，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是一两天就能实现，需要长期地、有系统地去进行。”[97]“中小学的文学教学除经过文学作品进行思想教育，并教给学生一些文学基本知识和文学欣赏能力外，还应通过文学教学发展他们的语言，培养他们说和写的表达能力。不学习政论性、科学性的散文，也不易满足普通教育的需要和学生的需要。……文学教学不应割断历史，不仅应教现代文学作品，而且也应教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使学生认识我国历代人民的生活和我国文学的悠久传统。目前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一个基本缺点，就是割断历史，基本上不选古典文学作品，选的也非常零碎而没有系统。这样的教学使我国青年学生对文化遗产茫然无知，对民族历史毫无感情上的联系，这是必须纠正的。”[98]
正因为如此，叶圣陶作为新中国语文教材的总设计师，对胡乔木在语文教育方面的深厚修养和独到见解曾给予高度评价。叶圣陶1949年5月26日的日记记载：“胡乔木来访，谈语言问题及中学国文教本编制问题。此君亦党方之能‘化’者，儒雅谦和，颇可佩。一谈即是半天。”[99]可见二人之相互敬重，关系密切。
3.注重语文的实用性
胡乔木特别重视语文教育的应用与实践，倡导学以致用，主张让学生学习在生活实用的语文。他在《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和课程》（1944）中说：“中学生往往学了五六年，不能胜任一个壁报的记者或一个合作社的会计，这是因为过去教育的方针是要训练小文学家和小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明白事理，能在实际生活中宣传或计算的工作者。”[100]所以，他主编的中学语文教材，除强调内容的科学性以外，更注意内容的实用性。他在《关于〈中等国文〉的七点说明》中特别指出：“本书对于说和写的基本要求，不是美丽而是合于实际和逻辑……为了适应学者的实际需要与读写水平，本书并没有选很多‘名文’，却选了很多朴素平易的文字，在不足时还由编者写了若干篇以为补充。说明语文规律的课文，全部是编者写的。这些文章不但形式上与向来的文法教材不同，内容上也不全一样，特别是由实用出发而不由定义和公式出发。”[101]因此，这套教材非常注重选文的实用性，选了很多文字朴素平易、内容贴近时代和生活的“普通文”。既有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新思想和新生活的“自撰课文”，如《刘志丹》《接近群众》《三湾改编》《说服群众》《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等，也有适应生活需要的日常应用文，如借条、黑板报、书信、日记、表格、对联等，古文和文学作品却很少，目的是“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102]。
胡乔木注重实用的语文教材观，也贯彻到他领导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他以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主任名义向中央提交的《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请示报告》（1953）指出，“汉语”课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语言规律的基本知识，并学会正确运用这些基本知识来说话、写作、阅读和作进一步的研究”。“高中阶段因限于人力和经验暂不设汉语课（未学初中汉语课的学生应补修一下初中的汉语课），但应通过古典文学的教学，有计划地教一部分文言文，使学生获得文言文的初步知识。”文学课的范围“包括小说、诗歌、戏曲、文艺理论、传记、书信、报告文学、杂文、政论文等。选材应力求限于有定评的杰作，以便养成学生较高的审美水平。除选入课本的短篇和节录外，应着重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基本的名著（包括直接看戏剧电影），并在课堂上进行生动的讨论。”[103]“《文学》课本里选的东西要精一些，现时的作品可以灵活一些支配，譬如在教学里留出伸缩余地让教师自己去补充。报纸上刚发表的作品立刻选入教科书是不完全恰当的。”“学生读文学作品不能单靠课堂上讲授，更多的是在课外。”[104]可以说，这些观点既是他主编《中等国文》教材时编写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他在语文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深刻体会，反映了胡乔木的语文教育思想，至今对语文教材编写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https://www.daowen.com)
语言课定名为“汉语”课，也反映了胡乔木注重实用的语文教材观。在1952年9月20日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苏联的教学大纲中，中学是“语法”和“文学”分开的，课本也是分开的，认为我国中学语文教学也应该如此。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写道：“凡平日留心语法者，如叔湘（吕叔湘）、莘田（罗常培）、声树（丁声树）诸君，咸谓语法非万应灵药。可以为辅助而不宜独立教学，使学生视为畏途。此大可注意也。”胡乔木认为，这部课本除了讲语法，还得包括语音、正字、词汇、篇章结构，再加点儿语言学的初步常识，为了名副其实，不如称作《汉语》。[105]
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我国中学语文教学学习苏联的产物，尽管后来实验中止，但在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史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正如亲历者刘国正所说：“有的教育专家对我说，他认为，文学课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套课本。有的学校以这套课本为基础进行改革实验，取得好成绩。有些朋友一直珍藏着自己读过的这套课本，经过风风雨雨不曾遗失，珍爱备至。”[106]胡乔木作为这项教学实验的直接领导者，不仅关心、支持并实际指导了这次语文教学改革，不断跟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人员座谈讨论，交换意见，还在1955年11月在教育行政学院作《关于语文教学和文字改革》报告进行宣传。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汉语、文学分科教材提出批评，叶圣陶在日记中记载“余于陆之发言确愤愤，故径语记者”，借接受《教师报》《文汇报》记者采访的机会，把汉语、文学分科的“原委”说清楚。胡乔木看到采访清样后，紧急拜访叶圣陶，“为陆定一开脱，言陆常因病离京，关于语文教学方面之讨论与措施，渠实不甚详知。至其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确有未当之处”，希望他撤回报道稿。[107]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胡乔木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精神。
1978年，胡乔木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在谈到鲁迅作品的注释时说：“注文要尽量与正文相结合，不要东拉西扯，越出限制范围。注文写什么，一定要有理由。即使有些需要全面介绍的条目，也不要用《辞海》式。”注释“文字要简练、准确、干净，文学书籍的注文更应该干净。否则，与原作很不相称，就把这部书给搞坏了，就像脸上有了泥点。修辞上、逻辑上都不要有什么疵点。”[108]这些观点，虽然是针对《鲁迅全集》的注释说的，但对语文教材的注释也是非常适用的。
4.系统的作文教学观
胡乔木长期从事文字写作，深知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尤其是文章写作能力的重要，因而非常重视中学语文中的作文教学。他甚至把高中毕业生能不能写通文章同党和国家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作为衡量语文教学成败的标志。他在阅读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汉语》和《文学》课本之后，对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同志系统地谈了他的作文教学观。
关于作文教学的重要性，他说：“国家和人民对作文教学要求很高。学生高中毕业，若是能够写通文章，那就是汉语和文学教学的成功；若是学生高中毕业还写不通文章，那么无论怎样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教多少文学作品，还是教学的失败，人民群众会有很多意见。”作文教学“成功了社会上就欢迎，失败了社会上就责备，这是非解决好不可的”，“解决作文教学的问题应当作为语文教学改革会议的重要议程”。
关于作文教学的内容安排，他认为，《汉语》和《文学》课本“对作文教学没有很好的解决”。“《汉语》课讲语音、词汇、语法，对怎样掌握语言，使用语言，讲得不够，譬如标点符号、修辞、作文到初中三年级第二学期才讲，那么这以前怎样使用标点符号进行作文呢？”“把作文放在文学课里教，也不够；因为那只能教学生写一个人物，一段故事，或者一种风景，日常讲清楚一件事情，说明白一种道理，发表一种议论却不一定写得好，甚至写一封普通的信也没有把握。作文应当是汉语和文学的综合课程。”
关于作文教材的练习设计，他认为：“说理、叙事、议论、描写，都需要作文练习。作文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口头作文各年级都应当有。譬如出去参观回来，教师叫学生每人就所见所闻讲三五分钟，用自己的话把观察到的东西说出来……再譬如，拿给学生一篇书面材料，要学生缩写，五千字缩成五百字，使学生学会抓要点，学会概括、摘要，这种本领不仅在中学、大学有用，直到学生成了学者都会有用。”“还有教师在课堂上说一段话，要学生用自己的话记下来，也是一种作文练习。把叙述变成对话，把现在式变成过去式，把第三人称文章改成第一人称……都可以作为作文练习。甚至让学生写一则报纸的新闻消息，学着打一个电话，也是作文练习。这应当有许多设计，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应当配合学生的程度，适应多方面的需要，逐步前进。多样的，活泼的作文练习，学生一定会有兴趣。学生要能够说很清楚的话，写很明白的话，并且说得写得都准确。”
关于作文教学的系统性，他认为：“这要从小学起直到高中、大学，提出一套科学的设计。小学、初中、高中要求可以不同，但都需要设计。要像专科学生，从操作模型到操纵机器，都能掌握熟练技巧。作文也要定出指标来。要使学生进行逻辑的训练，有理由，有结论，有原因，有结果，说话、作文，都能言之成理，清清楚楚。”[109]根据胡乔木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草拟了《中学作文教学初步方案》，报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经胡乔木审阅同意。
胡乔木是公认的文章高手，尤其擅长写社论、评论等，深谙写作规律，有许多真知灼见，这对中学作文教学也有重要启示作用。比如他在中央党校讲《科学态度与革命文风》（1978）时说：写文章“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包括杂文在内，要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也就是说，要求努力做到符合于科学态度”。“一篇写得好的文章、作品是作者对他所要写的东西作了长时期深入观察的结果。”[110]他提出评论的三个标准：一是使人看得懂，二是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底，三是能说服人、打动人。首先，题目要小，题目小了才容易写得具体；其次是文章的结构不能平淡。农业生产喜欢坦荡的平原，文章则喜欢起伏的山岭。不是常说“文似观山不喜平吗”？文章想写得生动，就得有变化；当然更主要的是看能不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没有感情和激情。文章写得好不好，“这还不只是个写法和感情的问题，而且是个逻辑问题”。“总起来说，就是文章要有变化，有波澜，有辩论，有疑问，有批驳，有激动。没有这些，文章是不会好的。”[111]他指出，夹叙夹议是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相结合的写作方法，评论文章应该尽量作到夹叙夹议。他认为《资本论》是夹叙夹议的典范，“有事实、有形象、有分析、有议论、有讽刺、有攻击”。[112]这对当前我国作文教学和高考作文强调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以及思辨性写作、应用写作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