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对语文课程的贡献
吴伯箫（1906—1982），当代著名散文家、语文教育家，山东莱芜人。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语文学习》编委。1978年2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任副所长，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吴伯箫一生创作散文200多篇，出版有散文集十余种。另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吴伯箫研究专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吴伯箫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等。
1.吴伯箫的语文教育实践
第一，叶圣陶的得力助手。
吴伯箫1954年2月调到人教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成为叶圣陶的得力助手。叶圣陶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如1954年1月18日：“教部请调吴伯箫来我社编辑中学之文学课本。吴自东北来京先了解一下，再回东北师院交代，解副院长之职。余与吴虽相识而不太熟，话题不多，共谈半时许而别。”[113]2月15日：“下午到社中，与吴伯箫谈。吴今后主持语文室编辑文学课本之工作，聆其所谈似颇有办法。余老实告以余之短处即在不会组织力量，不善作领导。”[114]2月22日：“吴伯箫领导中学语文室，似颇有办法，亦复可慰。”[115]9月22日：“至文叔室，与安亭、伯箫、仲仁共谈中小学语文编辑事。最困难者仍为选材。得可诵之文篇供学生阅读，为语文编辑首要之事，而其难得实非局外人所能意料。”[116]叶圣陶在《〈吴伯箫散文〉序》（1982）中回忆吴伯箫时说：“他为人诚恳朴实，表里如一，是全社同志共有的印象。我们俩经常讨论语文教材的编撰，有时似乎谈得极琐屑，近于咬文嚼字。其实决非咬文嚼字，准确的意思和准确的记载非由准确的语言来表达不可，所以一个词也不能随便，一处语法错误也不能容许。在这方面从严些，对学生的语言、认识、品德都有些好处：这是伯箫同志和我共同的信念。”[117]刘国正回忆说：“伯箫对工作全心投入，一丝不苟，与叶老配合得很好。比如编辑初选的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等文字，一一亲自审阅，经他同意再送叶老审定。伯箫不光审阅，还自己推荐课文。他推荐的课文，不是在书本或报刊上标出所选的文章给大家看，而是亲自抄写一遍，用毛笔写成优美的行楷，抄件本身就是艺术品。”[118]
事实上，吴伯箫不仅负责中学语文室，也分管其他学科，而且亲自审阅修改书稿。董振邦《在人教社成长》（2006）说：“1955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分管物理学科的副总编辑吴伯箫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每一章里都有伯箫同志的修改笔迹。”“伯箫同志特意找我到他的办公室，用一句‘怎么这几章的笔迹跟其他章一样呢’，委婉地激励我努力胜任工作。”“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审稿子、改稿子，深入到编辑室、组，从思想上、业务上给编辑干部以指导和帮助，是我社的好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119]王占春曾回忆1950年代听吴伯箫读书辅导报告时的情形（2006）：“很多人对苏联的文艺小说近乎狂热，而且经常组织读书报告会，吴伯箫同志的读书辅导报告总是很受欢迎。他用那富有诗人、文学家气质的语言，解说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苏联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形以及描绘女主人公共青团员丹尼娅在白雪皑皑的山上风驰电掣的情形，至今还深深烙在我的印象中。”[120]
即使对没有分管的学科，吴伯箫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叶圣陶日记》1954年1月21日：“致书安亭、萃中，谈数学课本事。薰宇、蔡德祉等按计划编三种课本，而教部调来之吴君谓不宜用，可用东北译本。同人中亦以为吴言可据。余意则以为此是变更计划，宜经详商，何去何从，则最后当由教部决定之。”[121]
第二，汉语、文学分科教材一线总指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语文教学改革。花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集中优秀力量最多，中央领导最重视，改革力度也最大。中央指定胡乔木负责，教育部副部长、人教社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直接领导，吴伯箫是一线总指挥。他不仅亲自推荐课文，审阅教材，还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作家和一线教师的意见。《初级中学文学课本》《高级中学文学课本》，他与叶圣陶、朱文叔是校订者。《初级中学汉语课本》，他与叶圣陶、吕叔湘、朱文叔是校订者。《叶圣陶日记》1955年3月18日：“与吴伯箫、朱文叔、张毕来、蔡超尘、王微、刘国正等人开会，开始审读中学文学课本的文稿。”5月28日：“始与吕叔湘、吴伯箫讨论初中汉语课本。”[122]他在《关于教材的几点意见》（1979）在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哪套教材比较理想”时说：“理想的教材不容易编。被全国采用并得到一致赞扬的教材，不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没有，就是从辛亥革命以来七十年也没有。若从集思广益，研究的时间比较久，付出精神劳动量比较大来考虑，就觉得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领导编的第一套语文教材，可以提一下。”[123]在刘国正看来，吴伯箫对这套课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花的时间最长，耗的精力最多，同他的志趣最相符，给他的打击也最大”，称赞他是“中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是应图画凌烟的功臣”。[124]
即使在汉语、文学课本停用以后，吴伯箫仍然重视相关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开发，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知识读物《汉语知识》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对此，张中行追忆道：“文学、汉语出生不久就都停止，合为语文一种，已编成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成为新古董，陈之高阁了。勉强说，汉语课本还有余韵，是汉语课本停止以后，人（郭翼舟和我）和书（课本）废物利用，由吴伯箫（领导语文室的副总编辑）布置，编了一本《汉语知识》，正式出版发行，也许有一些人买了看看吧。”[125]
第三，语文学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吴伯箫虽然后来离开人教社，但对语文教育仍然情有独钟，积极参与相关学术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从事四十年的教育工作藕断丝连，不胜留恋”[126]。
一是出任全国中语会副会长。1979年12月25日至31日，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简称“全国中语会”，即“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的前身）在上海成立。吴伯箫应邀赴会，并且在发言中就语文课本、语文的教读和作文谈了他的看法。罗竹风《悼念吴伯箫同志》（1982）曾回忆他们参会时的情景：“当时所谈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从调查归纳到理论上加以研究，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以便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所遵循。”[127]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圣陶被聘为名誉会长，吕叔湘被选为会长，吴伯箫、苏灵扬、张志公、罗竹风、陈哲文、于漪、刘国盈为副会长。吴伯箫在《谈语文教学》（1979）中说：“董纯才同志曾体谅我参加编写中学语文课本廿年而调离了教育战线，安慰我说：‘不要紧，教育科学研究所聘你当特级研究员。’苏灵扬同志（即周扬夫人）从教育部打电话给我，要我跟着吕叔湘同志参加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工作。调文学研究所以后，周扬同志要我跟学校多联系。这是这些老同志对我的鼓励，我怎么好辜负他们？”[128]毕竟他在人教社工作近30年，众多老领导、老朋友忘不了他。对他来说，参加语文教育学术活动，也有“飞鸟恋故林，游子思故乡”之感。
二是担任中国写作研究会（“中国写作学会”的前身）首任会长，并兼任《写作》杂志主编。1980年12月24—27日，中国写作研究会在武汉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吴伯箫被选为会长，聘请叶圣陶、朱东润为名誉会长，陈荒煤、吕叔湘、叶至善等9人为顾问。会议决定成立编辑委员会，吴伯箫任主编，负责会刊《写作》和《写作研究丛书》的编辑工作。1981年，中国写作学会在北京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吴伯箫特约叶圣陶、吕叔湘到会讲话。他应邀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兼职教授，希望写作课教师“一方面教课，一方面练笔。自己要会写文章，说话才有根据，体会才深切，课才能教好”。[129]
三是积极参与语文教育有关的其他活动。1977年9月，在邓小平的关怀与支持下，教育部组织人教社编写“文革”后的第一套中小学各科教材，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在北京西苑饭店、香山饭店租房办公。吴伯箫这时已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班，仍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1981年《语文学习》杂志举办中学语文教师议论文竞赛，他应邀担任评委。另外，他的《写真情实感》（1979）是为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编辑的《作文选评》所写的序，《特级教师笔记序》（1980）是为沈阳师范学院《特级教师笔记》所写的序，《一封复信》（1980）则是给《中学生作文选评》读者的信。
作为著名散文家，吴伯箫对语文教育还有一项独特的贡献，就是他有不少作品曾被选入不同时期的各类语文教材，滋养过亿万青少年，如《记一辆纺车》《歌声》《菜园小记》《北极星》《猎户》《难老泉》《“早”》《窑洞风景》等。《灯笼》入选现行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刘国正诗云：“雪压青松知健劲，笔干星斗仰巍峨。青衿堪慰八千卷，岁岁深情诵《纺车》。”[130]他的《就〈歌声〉答问》（1977）就是因他的散文《歌声》选入北京市高中语文课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过，应教师、学生和听众要求写的创作谈。《吴伯箫散文选》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书目。(https://www.daowen.com)
2.吴伯箫的语文教育思想
吴伯箫有关语文教育教学方面的重要论著，收录在《吴伯箫文集》下卷，如《文学——教育的有力武器》《写作杂谈》《试谈文学教学的目的和任务》《中学语文的选材标准和范围》《基础知识与基本训练要结合》《写真情实感》《谈语文教学》《关于教材的几点意见》等。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语文教材，二是语文教学，三是作文教学。
第一，关于语文教材。
吴伯箫认为，语文课本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基本教材。用这些课文作蓝本告诉学生：别人是怎样运用语言文字记叙事物、发表议论、表达思想感情的，自己应该学习怎样去做。因此，课文有示范的性质，编入课本的课文必须是精选的范文。关于选文，他认为，就每篇课文说，要思想性强，艺术性高，就全书的课文说，要包括的知识范围广。概括成九个字，就是：思想新、文字美、知识广。课文既然必须是范文，选文就特别要求文字合乎规范，构思立意，遣词造句，分段谋篇，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还提出，今后语文教材编写工作，最好专业化，人员要相对稳定，不要调来调去。从事编写工作的同志，要安下心来，集中力量，研究古今中外相应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的调查，必要时对自己编的教材进行试教，一定把这项工作搞好。
第二，关于语文教学。
吴伯箫认为，从小学到中学，语文教学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应当包括：识字，写字，阅读（包括朗读和优秀篇目的背诵），表达（说话，写作）四项要求。小学阶段大约认识3500字，初步练习阅读和表达。进入中学之后，还要继续识字，并且要学一些语法修辞等知识，但主要是学习阅读和写作。学语文像工人学开机器一样，只学机器操纵法是不行的，必须动手去操作。练习是掌握语文基础知识的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因此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要结合起来，不能分开。他也不赞成对经典名著进行长篇累牍的分析，认为讲读课中“分析课”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讲、读范文或经典，最好把功夫下在多读原文上边。评讲，分析，帮助读者去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是可以的，但不大可能超出原文，给作者原意过度增加内容。
第三，关于作文教学。
吴伯箫认为，教师指导学生把作文写得明白通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付出心血。要让学生多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多看（观察事物，体验生活，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多练（能把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使学生养成说老实话的习惯。事想得明白，话说得清楚，作文才知道应该怎么写，并写得好。他在《文风不是私事》（1958）中说：“好的文风，一要表达正确的思想，二要抒发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合乎语法，合乎逻辑。句子要短一些，去掉每一个多余的字；篇幅不要太长，删节任何多余的话。”[131]今天看来，仍能启人深思。
吴伯箫以其优秀的作品和高尚的人格，受到后人景仰和崇敬。诗人公木说他是“文章百代师，煦煦老保姆”。在他的家乡山东莱芜，如今建有吴伯箫纪念室、吴伯箫学校，泰山长安园、青岛百花苑均有吴伯箫塑像。他为我国语文教育所做的贡献，必将为后人所铭记，成为催人奋进的力量。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前这一时期，语文课程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扫除文盲、文字改革、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等政治任务，有力地推动了语文课程教学发展。
第二，语文工具论逐渐成为语文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
第三，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试验，因照搬苏联模式造成“水土不服”，后引起争议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