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进程
以1999年教育部启动新课程改革为标志，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文课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拨乱反正期，语文教育工作者因“文革”被压抑的研究探索热情被彻底释放出来，积极投身于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第二阶段为新课改期，经过语文大讨论，语文界明确了改革方向，积极参与新课改，语文教育改革持续深化。这是我国语文教育界思想最为解放、教改经验最为丰富、研究成果最为卓著的时期。这一时期，语文课程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1.语文教育拨乱反正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132]教育部以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抽调编辑干部，重组人教社，制定教学计划，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吕叔湘主持召开“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北京地区语文教学座谈会”[133]，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章熊《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想法》发表于《中国语文》。朱德熙主持制订的《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语文》，成为后来高考语文《考试大纲》的基础。他还在《光明日报》发表《高考语文试题和中学语文教学》。张志公提出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改应走“分进合击”之路的设想[134]，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提出“初中语文能力过关”的改革构想，上海陆继椿、吉林张翼健、辽宁欧阳代娜等积极参加实验。
1981年7月，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王力、吕叔湘等参加，会议讨论通过张志公主持制订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1983年，邓小平指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部对中小学学制、课程进行调整和改革，人教社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邓小平题写所名。中语室、小语室分别成立“中/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语文界逐渐认识到，语文教学改革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路线，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继承与批判、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2.中语会、小语会相继成立
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简称“中语会”“小语会”）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的前身。中语会1979年成立于上海，先后在福州（1981）、北京（1984）、广州（1988）、大连（1991）、成都（1995）、天津（1999）、武汉（2003）、杭州（2008）、北京（2013）召开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吕叔湘、刘国正、张鸿苓、张定远、陈金明、苏立康、顾之川先后任会长或理事长，现任理事长王本华。小语会1980年成立于大连，先后在南宁（1984）、武汉（1989）、苏州（1994）、南京（1998）、哈尔滨（2002）、西宁（2007）、北京（2012）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郭林、袁微子、高惠莹、崔峦先后任会长或理事长，现任理事长陈先云。中语会、小语会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学术研讨、组织课题申报，进行教学观摩活动。除年会外，还以不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题研讨会的形式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如中语会的“中语西部行”“中语走基层”“语文报杯”“中语杯”“为中国未来而读”阅读高峰论坛等，小语会的“阅读教学观摩研讨会”“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活动”“两岸四地小学语文教学观摩交流”等活动，都深受广大一线语文教师的欢迎。
3.开展语文教育调查(https://www.daowen.com)
叶圣陶、吕叔湘都曾在中语会年会上提出，要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根据他们的提议，1979年冬，人教社中学语文室派出调查组，分别到四川、福建，实地调查中学生语文程度。[135]1987年，原国家教委委托华东师范大学组织实施全国初中三年级语文教学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涉及15个省（区、市）572所学校的49260个学生和2893位教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语文教学调查。调查报告鉴定委员会主任朱德熙，副主任刘国正、于漪。[136]
4.语文教育大讨论
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教育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语文教育由强调“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逐渐走向考什么教什么的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越来越重，引起社会反思与批判。1996年《中国教育报》组织“关于学生汉语水平滑坡的讨论”。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发表“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一组文章，以此为标志，社会上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讨论成果集中反映在王丽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1998）和孔庆东等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1999）里。对语文教育的批评意见主要有：语文教材陈旧落后，语文教学高耗低效，语文考试荒谬绝伦，等等。客观地说，这次讨论，确实有许多很好的意见，表现了作者对我国语文教育的高度热忱。但有些文章借讨论语文教育改革之名，散布错误言论，全盘否定我国语文教育取得的成绩，甚至说“误尽苍生”“祸国殃民”“培养听任流氓语言支配的奴隶和奴才”，等等。面对批评，时任中语会理事长刘国正发表《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危言耸听》（1998）。人教社、中语会、小语会以及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及时组织召开研读会、座谈会，并以“钟晓雨”的名义编辑出版《问题与对策——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2000）。《求是》杂志发表钟易之《语文教育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2000）。
5.语文新课程改革
1999年，教育部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课程改革。这次课改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分两步走：第一步，对当时正在使用的课程方案、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修订；第二步，研制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编写新教材。2001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试行）》《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11年“修订版”），2003年颁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17年版、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与课程标准相配套的语文教材，小学12套，初中、高中各7套。这时，教材建设“一纲多本”的负面影响已开始逐渐显现，给一线教学、教研和教材管理带来很多问题甚至混乱，导致利益分割中的无序竞争。[137]某些地方教材出现了一些政治性或民族宗教问题，引起中央关注，才有后来“部编本”“统编本”语文教材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