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对写作的高度重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文在整套试卷中所占分值多数是50％（1953年占60％，理工农医类考生占70％）。二是答题顺序的变化，1952年先考测验（包括阅读和基础知识）后考作文，从1953年开始，改为先考作文。三是作文命题由贴近学生实际逐渐转向突出政治。如“记我熟悉的一个人”（1953），“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4），“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1955），“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我的母亲”（1957），“记我的一段有意义的生活”（1959），“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1960），“读报有感”（1964）。四是作文题的数量有变化，由一道变为两道。在这16年里，有12年都是每年出一个题目，有4年是每年出两个题目。凡是有两个作文题目的，都是由考生根据自己的专长任选一题，增加了选择性。五是从文体来说，以记叙文为主，议论文次之，散文和应用文更次之。如1961年“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是记叙文，“一位革命前辈的事迹鼓舞了我”是议论文；1962年也是两个题目，但体裁有变化。“说不怕鬼”是议论文，“雨后”是则散文；196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记事”是记叙文，“唱〈国际歌〉时想到的”是散文。1965年“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是应用文，“论革命与学习”是议论文。[4]

当时也有人主张只考一篇作文，后来又不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被采纳。因为以前也曾有过这种议论，如阮真《国文科考试之目的及方法》（1932）就曾指出：“通常所谓学生国文程度之好坏，仅据一篇作文以定分数者，实缺乏科学的根据也。盖学生对于各种文体，各种题目，恒以知识经验之差别，而各有其短长。仅据一篇作文以判断其国文程度，固未得为甚当也。”[5](https://www.daowen.com)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考试，一是题目密切配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实际，紧跟当时形势，突出政治立意；二是题型单一，题量较少，题干设计也比较简单；三是写作题目采用传统的命题作文形式，数量由1道变为2道题，学生可选择，更有利于发挥所长。这一时期的语文考试总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