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伴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速，西方政治文化在晚清中国有了初步的输入和传播。西学东渐是指产生于西方（主要是欧洲、美国）的知识、思想观念、学术、宗教等经过各种途径缓慢地传播到中国，并对中国的知识结构、思想以及社会逐渐发生影响的过程。[95]从1583年利玛窦来华到1713年乾隆禁教的一百多年里，虽然西学一度成为士大夫的“时髦学问”，且在天文、历算、地理、测量等方面均发生相当影响，但这显然并未引发中国政治传统的近代转型。[96]
1807年伦敦会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新教传教士除了刊印宗教书籍外，还刊印世俗读物。其中有关西方政治文教、科技发展和世界地理、历史的新鲜知识，成了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了解西方国家、构筑世界图景的重要知识来源。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主张，虽未能及时转变当局决策，却无疑是应对时局较为正确的选择方案，代表了政治文化近代转型的基本趋向。
鸦片战争之后，以香港及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为据点的西学输入，由于有了王韬、李善兰等士人的参与，开始注意输入以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力学、光学、电学、医学等学科为代表的较为系统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社会科学领域，1856年慕维廉的译书《大英国志》问世，成为晚清国人认识英国历史的基本资料，戊戌年间的《湘学报》曾有书评誉之为英国专史之最。不过，郭嵩焘对此书却评价不高：
张听帆处借得慕维廉所著《大英国志》一部，所论开国纪原，全不分明。又慕维廉故教士，尊所行教，奉之为宗主，以纪国事，皆据教为名，往往支离舛互，人名、地名，又多异同牵混，甚不易读。[97]
这得益于他出使英国的独特境遇，故而识解过人。但该书将各国政治制度分为三类，即中国式的帝制（君为政）、英国式的王制（王与民共为政）、美国式的总统制（无帝王，民为政），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思想家均基本沿用此一分类。总体而言，这段时期西学的辐射范围仍然有限，与洋人有所接触的多是民间边缘人士，官方则对于了解西方政治文化并不积极，如1847年俄罗斯向清政府呈书370余种，祁寯藻因“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之故未能组织人员翻译。[98]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悉夷情” “通夷语”成了朝廷不得不解决的当务之急。郭嵩焘于咸丰九年（1859）奏请广求通谙夷语的外语人才。冯桂芬于咸丰十一年（1861）提出了“采西学”的明确主张，标志着中国人对于西洋近代科技的认识开始从“长技”上升到“西学”的层次。此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都意识到引进近代科技不能依靠兵弁工匠去“习其技”，而要通过系统的西学教育来“明其学”，这就成了创办新式学校、设立翻译机构、派遣留学生等洋务事业的思想基础。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输入，对于郭嵩焘等开明士大夫的知识世界、文化态度都产生了显著影响。“西方近代科学的基本学科门类的知识有了比较系统的引进；近代西方政治、经济的一些知识和制度设计，比如议院制度、审判制度、监狱制度、有限政府的理论、政府不能过度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个人自主之理及其意义、主权及其所属的理论等等，也有了零星的介绍；近代国际法的输入亦颇不少；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学校制度亦逐渐为国人所了解；世界史地尤其是西方史地仍颇为中国官僚士大夫所重视，并有相当的知识方面的输入；西方学术发展的源流、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及其与近代西方文化之关系等问题，也有零星的知识输入。”[99]这些西学知识的输入，初步改变了部分开明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
就知识深化而言，据郭嵩焘记载：
张力臣著《蠡测卮言》十卷，专谈洋务。……论西洋格致会分十五家:一、天文、算学；二、重学及机器之学；三、测量家学；四、植物学；五、农务学；六、数学，谓考校货物出入多寡之数也；七、世务学；八、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九、天时、风雨、寒暑之学；十、地理学；十一、化学；十二、地内学，谓辨别方物也；十三、金石学；十四、人学，谓族类、肥瘠、寿夭之别；十五、医学。[100](https://www.daowen.com)
这样的学科意识，至少让郭嵩焘在思想上意识到西学是“专精之学”[101]，在实践上注意在思贤讲舍的课程设置中引入天文算学等科学的教育内容。当时一些明敏之士也开始接触、认识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科学理论，比如，郭嵩焘在英国了解到英国两党制：
英国执政分二党。……一曰多里，一曰非克。今又易其名，一曰庚色尔法尔甫，犹言循守旧章之意，毕根士一党主之；一曰类布拉尔，犹言遍行商议之意，格兰斯敦一党主之。大抵异同二者之辨而已。[102]
但郭氏对于议会制度，更多的是从通上下之情的实际效用来理解，而对于国家为人民所有、由人民自治的民主理论甚少涉及。这反映了时人共同的认识域限。国人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及其相关理论的认识都存在着类似问题。
就文化态度而言，中国“迫不得已”与西方交接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朝野内外的排外复仇情绪和试图回归闭关自守状态的保守心理之持续存在。[103]郭嵩焘出使英国的风波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出使钦差几被朝野内外视为“汉奸”，为社会舆论所不容。接着是《使西纪程》毁版事件，使郭嵩焘再也不敢向朝廷直言汇报出使情况，只是并未放弃在同僚友朋中大谈洋务。[104]但朝廷并未对“日嚣”的舆论氛围加以正确引导，使得诸多有识之士均以郭嵩焘为前车之鉴，不敢轻易称赞西方政治文明。尽管如此，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中国与西方接触的频繁，一些士大夫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态度亦有所改变，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如王韬早年深以在墨海书院谋差而暗自内疚，后来则认识到国人应该放弃故步自封的“自域”心态：
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105]
国人应以开放态度去迎接西方的挑战。后来，康有为更要求将之定为国是：
特下明诏，著创巨痛之言，发穷通变久之道，申明采集万国良法之意。[106]
这自是后话，但也表明，一种以西学（新学）为核心的、开放性的新质文化，正在晚清中国缓慢而持续地生长，引发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