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对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郭嵩焘试图通过拟折上奏朝廷、印制出版著述、跟同僚友朋探讨交流等多种方式传播思想学术，倡导时代新风，推动思想潮流和制度变迁。郭嵩焘对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撰写奏疏，一经采纳，其政治建策上升为国家决策，从而推动了政治思潮和制度变迁。郭嵩焘向朝廷奏准设立领事馆，推动了晚清中国外交思想与制度的近代化进程。他又向朝廷奏准纂辑通商则例，促进了晚清中国的法制近代化。此外，郭嵩焘首倡湘军水师、厘金之制，影响了晚清中国的军事和财政制度。
二是从教办学，培养学生，为社会政治改革培养了后备力量。同治九年（1870）郭嵩焘掌教城南书院，发现和培养了张百熙、瞿鸿
等属意门生。张百熙（1847—1907），进士出身，曾任广东学政。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奏荐康有为而一度被革职留任，后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瞿鸿 （1850—1918），历任工部、外务部尚书，政务大臣等职，常与郭嵩焘交流思想与学术。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讲求征实致用之学，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戊戌变法期间，该堂刊行《湘学报》，成为维新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光绪八年（1882），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专祭王船山，出版书籍，培养人才，对湖南的教育有一定的影响。
三是跟同僚友朋书信往来，交流讨论，带出了一批政治人才和文化人才。郭嵩焘的国际法认识对马建忠等人的影响，即是一例。马建忠是郭嵩焘出使英法的随员，在郭氏的影响和支持下，多次参与万国公法会的学术活动，并去学堂学习国际法。朱克敬曾多次向郭嵩焘借阅国际法著作，后来撰写刊印了万国公法一书，对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郭嵩焘对严复的大力培养，造就了一位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在英期间，二人过从甚密，成为忘年交。他们多次一起参观考察，交流探讨中西学术政制。后来，严复在《法意》卷十的按语中讲述了郭嵩焘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他的启发和影响：
三百年来，欧之所以日兴，而亚之所以日微者，亦有能一言而通其故者乎？往者湘阴郭先生尝言之矣，曰：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之未艾也。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2]
由此可知郭嵩焘对同僚友朋的影响。
四是刊印著述，传播社会政治思想，转移社会风气，引领了时代潮流。郭嵩焘特意将自己详论洋务的奏稿和书信六通，编成《罪言存略》一书，着意传播洋务思想，引领洋务思潮。这里，以《使西纪程》为例，简述郭嵩焘社会政治思想的社会传播情况及影响。
《使西纪程》，系郭嵩焘将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初八日出使途中的日记进行整理，经奕主持的总理衙门同意，于次年（1877）三月由同文馆刊刻成的书。由于御史何金焘上折参奏，顽固派趁机发难，清流党落井下石，最终慈禧太后下旨将该书毁版。
这一事件，反映了郭嵩焘及其社会政治思想对于传统华夷观的冲击力。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发表了不少针砭时弊的议论。如：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3]
这意味着西洋政教修明，自有其立国之本，触碰了大清“国体”问题。又如：
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4]
这意味着西洋大国创立万国公法，以信义为先，远胜于中国。又如：
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5]
这意味着民间盲目排外的情绪和舆论，制约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和平外交关系。诸如此类的种种议论，极大地挑战了天朝上国的神圣威严和朝野士大夫虚骄自大的社会心理。“由于其真实、理性、高雅，具有权威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厚重的文化份量由此震撼了晚清帝国。”[6]由此，朝野上下对郭嵩焘施以极为严厉的打击。
这次风波，对郭嵩焘产生了多重影响，使他刚到英国便萌生退志，最后与副使刘锡鸿双双被撤回国，在国人的辱骂声中黯然离开政治舞台；使他一身才识无所施用，更兼仰天啼嘘、志气消磨、才智遏塞；使他从此至死未能得到朝廷所用，朝廷以“所著书籍颇滋物议”为由，断然否决李鸿章为其立传赐谥的请求。[7]进而言之，这也无异于是对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忧患意识和开放精神的部分先进分子的一种恶性攻击和严重警告，阻碍了西学东渐和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使西纪程》虽横遭毁版，却仍流布士林，广为传播。该书被上海《万国公报》于光绪三年（1877）六月至八月连续刊载，又被民间书商不断刻印，有光绪四年（1878）、十七年（1891）、二十三年（1897）等数种刻本传世。事实上，该书存留于上层社会的私人空间，又在中下层士林中有着相当的阅读市场，曾进入许多士人的读书生活。曾纪泽在接任英法公使的出使途中阅读了该书，“展轮复行。阅《使西纪程》”[8]。又如，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更是大段引用该书原话：王韬对郭嵩焘有关世界大势判断的王者以安民保国为心、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批判气矜妄人等政治观点都持赞同意见，虽然“祈天永命”一语曾是御史参劾郭嵩焘的所谓证据之一。(https://www.daowen.com)
呜呼！时至今日，西洋与中土通商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尽天下苍生必若辈也。……读郭筠仙侍郎《使西纪程》，其言曰：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召公之戒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业业，克抑贬损，以安民保国为心。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斯也！……夫尊主庇民，大臣之责。胥天下而务气矜何为者！凡为气矜者，妄人也。” 观此，乃恍然于邻之不可不睦矣。[9]
薛福成深受该书影响，以至于他在出使前将该书推荐给刚开始亲政的光绪皇帝御览。郭嵩焘闻讯后写道：“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叔芸用是以相启沃，于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10]出使之后，薛福成的实地考察再次印证了郭嵩焘所言的西洋美政。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西洋国政之美，至为清议所排抵。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欧洲，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证之。[11]
这表明，随着时移势迁，郭嵩焘及其《使西纪程》对于晚清新学建构、中国走向世界，逐渐发挥其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在另一个方向上，郭嵩焘晚年创办校经堂、思贤讲舍、禁烟公社，着手培育新型人才，从“人心风俗”入手，自下而上推行改革方案。这种通过社会改革来推动政治改革的思路，与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政若合符节。郭嵩焘对于湖南新政的重大影响，王元化先生讲得十分清楚：“由于他（郭嵩焘）与主持湖南新政的陈氏（陈宝箴）有着密切关系，我以为湖南新政的‘开民智’（办学办报）、‘公官权’（地方自治）大概都受到了他（倘不是最主要，也是很大）影响。”[12]
概言之，郭嵩焘是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倡导者、引领者和践行者，虽然他生活的时代还处在转型萌发期，但其学术研究、社会实践活动，仍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对晚清政治文化转型有着不宜低估的影响。
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郭嵩焘自有其局限与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思想成就和历史贡献。
其一，郭嵩焘对于西方和西学的认知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就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而言，他从西洋以商立国出发，以为西方国家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通商，“并无争地之心”[13]。这也导致了他在外交实践中过于谨慎小心，以为战无了局，主张消极避战，这一点在对中法战争的看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时任中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赞成“中国欲保和局，必修战备”[14]的对外政策，奉行以战促和的积极防御方针，显然比郭嵩焘、李鸿章等人更为高明和实用。[15]
他对于西方自然科学，从天文算学到声光化电再到博物诸学，都有所接触和涉猎，但他毕竟是中国传统教育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显然难以为他深入理解新兴的西方实验科学提供良好的基础。到了出使之时，他已经年届六旬，“多病衰颓”[16]，只能对西洋各门专精之学望洋兴叹，惭愧不已。他并不懂英语，无法直接阅读英文学术经典，又缺乏系统的西学训练，故其西学知识的体系性、逻辑性并不太强。
就西学观而言，他似乎并未坚决反对西学中源说，其“西学之渊源，皆三代之教之所有事”[17]之类的说法，颇有些西学中源或泰西近古的味道。 “这种认识上的矛盾，充分反映了郭嵩焘在中西文化选择过程中的两难心态：一方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割不断的情结，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18]
其二，思想的全面性、系统性、彻底性不够。如前所述，郭嵩焘的社会政治思想散见于他的经学著作、读史札记、奏稿、书信、日记之中，并没有全面阐述其政治主张的专门著作。据此，我们只能从他的基本观点、思路来把握其思想的整体和全貌，而不能奢求他能为晚清中国提供一个内容完备、体系严密的先进方案。
实际上，他主要是在上下通情的意义上来理解西方议会制度，未能把握民主理论的本质特征，如人民主权、人民自治等。他一再强调西洋社会政治风俗“非中国所能及也”[19]，不免触犯朝廷忌讳，被世人斥为“媚外”。此外，他晚年仍相信天人感应之理，迷信宅基墓葬风水之说，表明他对近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在理论认识上还不够深入，在生活践履上也不够彻底。上述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郭嵩焘及其社会政治思想的现实影响力。
其三，赋性褊狭、立言太快等个性缺点。郭氏说“性本疏拙”[20]，并非全是自谦，他的日记撰述常有粗疏错漏，著书立说虽多有考证，但更擅长于阐发义理。他自省“然吾之为量，亦太褊矣”[21]，也反映了他缺乏容人之量。他“嫉恶太深，立言太快”[22]，做事认真，嫉恶如仇，常使同僚侧目相视，而出言太快，立言太峻，往往使人惊疑不安。他扩充器识，见解独到，有时又难免“恃才傲物”[23]。他高扬“正学”“圣学”，常常以“圣贤” “君子”的高道德标准来要求身边的普通人，动辄将人斥为小人，有时显得过于严峻，不近人情，这也无形中损害了他的形象和正确思想的传播。
上述三点其实反映了一种时代条件上的局限性。晚清中国社会风气尚未开放，西学东渐进展缓慢，排外仇外情绪强烈。郭嵩焘因其耿直个性、对西方的开放态度而备受打击。他曾计划将自己出使西方国家获得的新认识和政见写成专书，后不得不作罢。这就丧失了系统批判晚清社会弊端，深入探索君民相维体制，以及全面梳理思想的一个大好机会。这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遗憾。[24]
郭嵩焘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尽管他出使之后已经颇具近代国家观念，但在实践中总是将忠君与爱国混同为一，未能赋予爱国以独立的、更高的政治价值。他强调设官为民、立君为民，强调为政治国要依据“民情”，但这个“民”，仍然是抽象的。比如，他对于商民，一方面呼吁政府要放手，让拥有一定资产的商人广泛参与到各项洋务新政中来，这似乎是为新兴的阶级力量代言，但他对于富商巨贾、商绅豪强又有一种厌恶之情，出任地方大员时不惜对他们多方派捐，甚至强征，表现了他对于商民的某些矛盾心态。同样，他对于农民，一方面对于山野小民颇为同情，也很信赖，如署理广东巡抚期间曾计划派副将杨紫云（字青山）回湘招募朴民，别开一军，以利攻剿太平军余部；另一方面，对于顽民、莠民却深恶痛绝，要求严加惩治，特别是敌视农民起义，参与剿杀太平军。[25]
虽然我们对于前人不能苛求太甚，但这些局限性确实制约了郭嵩焘的思想成就和历史影响。在大多数国人思想守旧、风气未开的道咸同光时期，郭嵩焘因先知而寂寞，因拒绝向顽固的当权派屈服而仕途多乖、终身受挫，因此，“郭嵩焘作为一挽澜者，不仅未能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卷以去”[26]。郭嵩焘的挫折，无疑折射了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多重困境和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