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术后感染，噬菌体治疗“显身手”
噬菌体是专门“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克星，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对公众而言，噬菌体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可能有些读者还记得高中生物课本中，科学家赫尔希和蔡斯利用同位素标记噬菌体，以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经典实验。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一半奖金也被用于表彰Smith和Winter在噬菌体展示技术领域的贡献。
自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以来，抗生素应用已走过了90余年的辉煌历史。但是，医疗、养殖、栽培及食品加工等行业对抗生素的滥用，也导致多重耐药甚至全耐药的超级细菌不断涌出。因此，作为比抗生素治疗起源还早的疗法，噬菌体治疗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实际上，在格鲁吉亚、俄罗斯和波兰等国，由于冷战时期抗生素短缺等原因，噬菌体治疗一直沿用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器官移植术后感染是一大临床难题，特别是发生超级细菌感染的患者，往往病情进展迅速、症状严重，可用抗生素有限，治疗十分被动。近年来，科学家们开始尝试利用噬菌体制剂治疗移植术后超级细菌感染。向大家介绍两个噬菌体治疗的成功案例。
2017年，美国姑娘马洛里·史密斯（Mallory Smith）的离世对关注噬菌体治疗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悲痛的消息。Mallory从小患有洋葱伯克霍尔德菌感染导致的肺纤维化，25岁时因病情恶化，令她和家人面临两难抉择：要么选择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噬菌体治疗，要么选择肺移植。虽然已有细菌感染且已经扩散到胸腔，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还是接受了Mallory，并于当年9月进行了肺移植手术。但是，Mallory在肺移植术后很快出现感染复发，无抗生素可用，且情况十分危急。为此，Mallory一家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噬菌体治疗。
在治疗团队的努力下，Mallory的噬菌体治疗方案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紧急批准，为Mallory寻找噬菌体的消息也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然而，伦理审批和筛选制备噬菌体的过程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虽然Mallory在噬菌体治疗48小时后苏醒过来，但仍于次日因病重离世。(https://www.daowen.com)
噬菌体治疗虽然未能及时挽救Mallory的生命，但另两位青年萨赫（Sacher）和Zheng得益于因Mallory而创建的噬菌体目录网站（https：//phage.directory）已汇聚了世界各地噬菌体研究者登记的噬菌体毒株信息，在关键时刻大大缩短了寻找噬菌体的时间，避免了悲剧的重演。
2018年，在第38届国际心肺移植协会年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噬菌体应用与治疗创新中心的阿斯拉姆（Aslam）等人报道了另一例肺移植患者进行噬菌体治疗的案例。该患者术后感染了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在接受静脉注射和雾化吸入噬菌体鸡尾酒制剂治疗后，出现了耐噬菌体的菌株，但新菌株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减弱，最终被噬菌体联合抗生素成功治愈。这一成功案例展现了噬菌体治疗在细菌感染领域的光明前景。
2017年8月朱同玉、郭晓奎和陈立光教授共同创立了上海噬菌体与耐药研究所，并于2018年初启动了噬菌体治疗超级细菌的临床试验，同年8月14日，首例入组患者通过噬菌体治疗痊愈出院，摆脱了困扰其多年的超级肺炎克雷伯菌尿路感染，这是国内首例获得伦理审批的噬菌体治疗案例。2018年5月，研究所与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联合申请的噬菌体治疗临床试验也通过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为抗生素治疗无效的肾移植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选择。
目前，噬菌体治疗依然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噬菌体制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细菌抗噬菌体突变、噬菌体筛选制备的时效性等制约因素，依然有待进一步突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噬菌体治疗必将在器官移植术后感染等超级细菌防治领域大显身手。
（文：吴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