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知器”与“明道”
《易传·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道”是无体之名，是指宇宙万物运行的过程、规律和真理;“器”是有质之称，是指宇宙万物存在的形态、状态和样态。“道”“器”一体同存，体用一如。阴阳转化推移，事物交感化育，互为裁节，顺沿变化，此谓“变”“通”。运用其中的道理，施惠于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由此观之，事业不是职业，职业关切私利，事业关涉公益。关于“事业”，南怀瑾大师曾如此讲演:“中国文化，什么叫做事业呢?出在孔子著的《易经系传》的一句话，叫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对社会大众有贡献，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的社会，都是一种贡献，这才算是事业。”[1]
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正可谓“举而措诸天下之民”，当得起“事业”二字，对得起“伟大”称誉。自古至今，凡圣人、贤人、善人皆以教化为重，以此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旨集于教育教化。如何教育教化，让千年圣传一脉贯通、绵延不绝，实是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大关键。
笔者认为，教育这一伟大事业的运作与发展，必须形而下与形而上相结合，需要“知器”，更需要“明道”。但在本书中，“道”与“器”概念本身的内涵、深意和理趣以及两者关系并非探讨的重点，总体上只是借用其延伸之义而已。教育之“道”侧重道德伦理之“心性文明”，集中在一个“仁”字;教育之“器”侧重科技知识之“物质文明”，集中在一个“智”字。如何道器不离而相用，把“仁”与“智”融合贯通，创造一种“知器+明道”的新教育文化，这是本书的主旨与鹄的。也只有“器”“道”结合，才能化育完整的生命，让生命不仅繁茂知识技术之枝叶，而且深具智慧德性之根基。如果化育生命，仅仅重“器”，则生命无论表面上多么繁华灿烂，往往根基不稳，徒有其表。所谓文质彬彬，不仅要“文”，而且要“质”，两者兼备，方能相得益彰。
实际上，创造“知器+明道”新教育文化的历史探索与努力一直在进行当中，但受历史限定条件或说历史演变规律的制约，虽有极大进益，但一直没有成就圆满正果。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龚自珍、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中西调和”，孙中山的“人尽其才”，王国维的“完全之人物”“四育”，胡适的“实用主义”，蔡元培的“完全人格”“五育”，陶行知、陈鹤琴的“生活教育”“活教育”，都追求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精粹的基础上，学习和吸纳外国文化教育优点，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教育。
在这一追求和创造“知器+明道”新教育文化的过程中，先贤们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定力，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倒向“全盘西化”的立场。虽然历史的演变充满了起伏跌宕，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局面，甚至有时候如黑夜迷雾般让人不辨东西，彷徨迷惘，但“知器+明道”这一火种一直没有熄灭。比如，康有为在提倡吸收西方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对“文明之地，道德反衰”十分警惕，“然则所谓富强者，则诚富强矣，若所谓道德教化乎?则吾未知矣。是其所谓文明者，人观其外之物质，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风俗言之，对忠信已浇，德性已漓，何文明之云”[2]。梁漱溟在赞赏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我国传统的“情志教育”，“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包固有的知识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3]。蔡元培在重视实利教育的同时，也对极端实利主义加以批评，“惟今日实利教育之趋势，殆有以致用诸科为足尽教育之能事，而屏斥修养心性之功者，则未敢以为然也”[4]。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以无穷之力推进到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文化自信，吹响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号角，“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他大力号召，“推进学术理论创新，构建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值得教育界深入思考。我们提出“知器+明道”的大教育观念，既是接续前贤努力，以期薪火相传，也是感应当下新时代新气象而发出的一声报鸣，以期同道相和。
如果套用正反合的逻辑，“正”为“明道”，“反”为“知器”，“合”为“知器+明道”。从百年千年之大视角、大尺度上看，历史的演进亦遵循着内在的逻辑与限定，逃脱不出“正”“反”“合”的三段论。前人“中体西用”“中体调和”等百般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建构“知器+明道”之大教育，但当时历史正处于“反”之阶段，自然生不逢时，虽有进益，终难成功。天道轮回，时运移转，在经历各种翻转腾挪之后，目前历史已进入“和”之阶段，此时再度提出“知器+明道”之大教育，也许恰好对应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本书借用“道”“器”概念而谈教育，也包含着对当下教育过度注重知识技能、忽视心性培养的提醒与批评。我们提倡的是，教育既要“知器”，让学生适应当今时代科技进步的趋势，不限于空谈论道;也要“明道”，让学生思考领悟人性人生之意义，养浩然大气，仿圣人之行，行君子之举。如此，才有可能把侧重“知器”的现代教育和侧重“明道”的传统教育一体打通，让教育真正道器不离、体用一如，从而中道而行，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兼具传统厚德之风和现代技术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笔者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知器”与“明道”相结合的教育。如果我们的教育仅仅培养出一大批知识性技术性人才或功利性势利性之人，缺乏扭转乾坤、光芒万丈的大胸怀大丘壑大气象，则伟大复兴就失去了人才根基。
实际上，中华文明之所以千载不绝、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高度重视教育教化，把目标指向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培养。人性论、义利观和理想人格构成了中国教育特别是传统教育的思想内核。在这种理想人格的长期培育下，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他们抛弃自身私利，甚至宁愿舍弃性命，而为国为民捐躯请命，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无畏壮举与浩然正气。尽管后来这种侧重道义的教育，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强烈冲击下而逐渐解构，在中西之争中渐趋式微，但其内在充盈的正道性、合理性并不会消泯，其所蕴含的真理性光芒只是暂时隐没而已。对于历史的长河而言，几百年的隐没只是转瞬一逝，不必因此自惭形秽，敝弃自家珍宝。(https://www.daowen.com)
反观当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加狰狞，国际和平发展环境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陷入破坏。当笔者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全球正在遭受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斗争的号角在四处吹响，生态失衡的警示亮起了红灯，一切都呈现出大破而大立的局面。笔者认为，不久之将来，每个国家、每个文明、每个族类、每个人都将面临终极大考:地球文明、人类文明、世界文明究竟向何处去?在这历史的大变局中，每个人应当如何自处与自为?我们相信，经历变局与考验、渡过磨难甚至劫难之后，人类将实现新的觉悟，世界目光将再一次转向中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仁爱光芒将重新焕发荣光，向全球绽放。
笔者认为，教育应当抓住这一千古机遇，以“中西融通，古今汇合”为基本指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寻找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结合点、融合点，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器+明道”之大教育。循如此理路登攀，中国教育必将展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坚守，“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风度，最终收获“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雍容与自信。
中国教育如同大江大河，汪洋恣肆，气象万千。笔者所在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朝阳实验学校，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可谓浪花一朵，渺小无闻，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伟大常常从渺小发端，伟人往往从平凡起步，不可因初始之渺小而放弃播下伟大的种子。
基于这种信念，笔者主持的朝阳实验学校自觉融入时代洪流，努力创造自己的办学特色，希望为中国教育汇入涓滴细流，尽到绵薄之力。近年来，我校努力构建以“润泽教育”为统领的学校文化体系:以“润泽”为教育哲学，以“润品育能，筑基未来”办学理念为指引，通过实施“规范自觉、和谐活力”的润泽管理，开设“贵品渊知、卓能强体”的润泽课程，构建“重思明辨、充满活力”的思想生长式润泽课堂，润育“博闻强识、审辨笃行”的润泽学生文化，打造“教研相长、深思力行”的润泽教师文化，以期最终达成“打造一所温润的卓越学校”的办学目标和“润养会思想的卓越行动者”的育人目标。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化育生命”是最高宗旨和根本任务，“器道结合”是育人方向或目标，“润泽”则更强调的是育人的方式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学校的“润泽教育”并不仅仅是教育方法而已，更追求的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合一，希望寻找到教育的根、生命的根。
我们希冀，通过“润泽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为“知器+明道”之教育提供一个鲜活的样本，为“知器+明道”教育的发轫而芮鸣报春……
今日播下种子一粒，期待未来森林一片!
【注释】
[1]南怀瑾:《南怀瑾讲演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2]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68页。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8页。
[4]蔡元培:《蔡元培选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