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创立，也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正如恩格斯曾经强调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5]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对西方文明传统的一种继承和转化。法国学者雅克·阿塔利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做出过全面概括：“犹太教告诉他贫穷让人无法容忍，生活的价值在于它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基督教使他怀揣梦想，对能够获得解放并人人互助友爱的未来充满希望。文艺复兴赋予了他理性思索世界的志向。普鲁士让他确信哲学是科学之首，而国家则是一切权力的可怕心脏。法国给予了他信念，让他懂得大革命是解放人类的条件。英国人使他对民主、经验主义与政治经济学饱含热爱。最后，他继承了整个欧洲对普世价值与自由的迷恋。”[16]这一段话使我们不仅认识到了列宁后来概括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论”的正确性，而且也使我们认识到了西方文明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和创立的重要意义。
（一）古希腊罗马文化
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其丰富的想象、深邃的思考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古希腊哲学更是开启了西方哲学传统，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在中学时期的宗教作文中就曾谈到过斯多亚派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这说明马克思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熏陶。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更是使我们认识到了马克思在古希腊哲学方面的深厚造诣。
同时，希腊罗马神话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非常熟悉希腊罗马神话，而且经常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用。“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提到宙斯、雅典娜、阿波罗、普罗米修斯、海格立斯、安泰这些神和英雄的名字；可以看到他们引用‘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美杜莎的头’‘奥吉亚斯的牛圈’‘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阿莉阿德尼的线’‘斯芬克斯之谜’‘阿喀琉斯之踵’‘特洛伊木马’‘戈尔迪之结’这一类来源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典故。”[17]由此可见，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形象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语汇。
“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18]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武库”“土壤”“素材”等字眼，充分肯定了希腊神话对于古希腊文学艺术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且，马克思还形象地将希腊神话和文学艺术比喻为“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并认为它们虽然是“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却能够“显示出永久的魅力”。
恩格斯在讲到摩尔根描绘的“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时强调：“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恺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跟这些成就做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多么丰富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19]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对古希腊人在史前各文化阶段的重要发明给予了高度肯定。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立，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这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糅合利用。
（二）理性主义文化(https://www.daowen.com)
对于近代西方文化渊源的认识，我国有学者主要强调作为显性理性主义的古希腊理性和作为隐性理性主义的希伯来精神。从表面上看，古希腊理性和希伯来精神是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理性层面，一个是信仰层面；但从深层来看，二者是一致的，它们同属“逻各斯”与“努斯”、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理性主义传统，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物和表现，二者互相契合，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动下，这种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再经过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阐发，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经过康德先验哲学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西方理性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巅峰。
“逻各斯”与“努斯”这两个概念分别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提出来的。“逻各斯”（或“道”）强调的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事物固有的本质和规律；“努斯”（心灵）强调的是作为独立自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存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精神被柏拉图贯彻到本体论和人本学之中，为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受阿那克萨戈拉“努斯”精神的影响，苏格拉底把人的精神世界置于首位，着重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原则，从而对近代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其实体哲学中，试图通过“实体”的运动、变化来实现“逻各斯”的客体性原则和“努斯”的主体性原则的融合，但由于他在认识论和人本学领域依然固守柏拉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未能很好地解决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从而为近代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提供了理论土壤。
作为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另一个重要来源的希伯来精神，是通过基督教经典教义体现出来的。在《圣经》的“上帝创世说”部分，基督教既强调上帝是“逻各斯”精神的人格化，认为“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又强调上帝是“努斯”精神的人格化，认为上帝是绝对的创造者和绝对意志的代表，从而实现了“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在上帝身上的统一。基督教的“原罪说”宣扬人由于超越了上帝规定的界限而背上了渎神之罪，人要想获得救赎以实现灵魂不朽，就必须虔诚忏悔以等待神恩的降临。这充分体现了希伯来精神所蕴含的人与神之间的对立、人的主体自由性与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冲突。
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号下，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等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试图通过恢复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以实现把人从中世纪神权和王权的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目的，他们强调以人性否定神性、以理智反对迷信、以自由反对专制，从而使“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从天国回到尘世，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真理和幸福。而宗教改革运动却试图改变基督教出世禁欲主义，号召人们以入世禁欲主义面对上帝和现实生活，尤其是马丁·路德的“天职观”把“神召”与世俗职业生活联系起来，以这种职业伦理观念作为核心精神的新教伦理，确证了经济生活的理性化、合法化，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
笛卡尔哲学发扬了古希腊理性的“努斯”精神，在认识论领域高举主体性大旗，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光辉命题，强调以“我思”主体作为哲学活动起点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断凸显出来：一方面，“逻各斯”精神强调客观必然性，人的自我确证以这一必然性为前提；另一方面，“努斯”精神强调主观自由性，对象世界应该在人的自我意志中得到确证。在意识到理性主义所具有的这一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康德试图通过其先验哲学来化解这一矛盾，既强调理论理性中的“逻各斯”精神，又强调实践理性中的“努斯”精神，但由于他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仍然未能突破二元对立的窠臼，从而在肯定了主体的意志自由的同时却割裂了现象与本质、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把辩证法运用于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中，期待以此来解决“逻各斯”与“努斯”、必然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他首先假定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思维就是存在本身。基于这种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理解，黑格尔强调在哲学反思活动中，思想就是主客体的统一，这就在本体论上改变了“逻各斯”与“努斯”的分裂状态，使其在思想的不断完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同时，黑格尔还假定，思维不仅能够认识存在，而且能够创造存在，思维活动遵循着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规律，使人类精神不断走向丰富和成熟。可以说，黑格尔辩证法以思维的自我超越使西方理性主义达到了“理论的巅峰”，但其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的辩证法其实无法真正解决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相反却导致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危机随着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分裂而日益暴露出来。
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危机之所以日益暴露，主要是因为它尊奉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这种“文化史观”片面地将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归结为一种观念史，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潜心钻研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20]，还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并成为其中的一员。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承袭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把“自我意识”看作现象世界的本质和基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黑格尔基本立场的同时又具有鲜明青年黑格尔派理论色彩的以‘自我意识’为本体的理性主义文化观”[21]。恩格斯服兵役期间，在柏林大学旁听了哲学课程，也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虽然他当时赞同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但他同时也认识到黑格尔哲学同神学有一定的联系，“认为在消除了黑格尔哲学超人的神秘性之后，就会出现‘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本质”[22]。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了自身历史观的转变之后，逐步认清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唯心主义实质，并展开了对这种所谓“文化史”的无情批判。马克思谈到过：“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2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24]正是通过对这种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无情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真正实现了文化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一点上，我国学者李群山提出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也就是对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颠覆和矫正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立过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