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形成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部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的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1806—1856）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而且深入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从而彻底清算了他们以前文化信仰的旧哲学基础，实现了和以往文化史观的最为彻底的决裂，并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原理，最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正式形成。
（一）与唯心主义文化史观实现最为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立起自己的文化理论的，而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唯心主义实质却也对他们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致使他们在青年时期孕育的文化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痕迹。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历史的物质前提的强调，彻底清算了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理性决定论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性的人本主义哲学，实现了与旧的文化史观的彻底决裂，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正式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孕育萌芽时期，可以说主要是黑格尔理性决定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深受其影响。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曾把自我意识和理性看成是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在对《林木盗窃法》进行批判时，他把不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称为坏国家。由此可以看出，理性决定论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较深，这种唯心主义文化史观导致他也曾经把历史发展的动因主要归结为自我意识和理性的作用。
在逐步认识到黑格尔理性决定论的唯心主义实质这一致命缺陷之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转而走上了唯物主义道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影响非常明显，极大地推动了他们逐步克服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消极影响，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费尔巴哈强调的抽象人性的人本主义也给马克思、恩格斯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消极影响。作为一个人本学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仅仅从生物学上的自然主义视角来考察人，抹杀人的历史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差别，把人看作抽象的、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把理性、爱和意志力归结为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自身”。在走上唯物主义的道路之前，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在对人及其本质的理解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人本主义的印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无论其能指与所指都是费尔巴哈式的，即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费尔巴哈的印痕也是十分明显的，这表明在马克思实现文化观转变的过程中，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其影响是深刻的。”[72]
为了实现与上述旧哲学世界观的彻底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当时德国的哲学思潮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
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进行批判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人只是在口头上讲了一些“震撼世界”的词句，可在实际行动上却是最大的保守主义者，譬如施蒂纳就只是把由感性形体的个人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返回点”，认为这种个人是离群索居的“唯一者”，是不受任何现实条件制约的利己主义者；人类全部历史就是一个去除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前提制约，向无前提的、绝对独立自主的个人发展的过程，就是个人认识到自身价值的自我实现过程。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尖刻地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73]为了改变这种行动中的保守主义状况，他们强调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4]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提出的把革命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主张，既是他们深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验证，又是他们开始自觉地清算自己以往文化理论信仰的标志。(https://www.daowen.com)
与批判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学派相比，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进行深入批判，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置于开篇第一章，而且还在其他章节的许多地方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批判。总体来看，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深入批判、通过对它的批判来阐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构成了《形态》一书的最主要内容。在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进行比较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费尔巴哈“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这一值得称道的优点，但他们同时指出：“他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75]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并对其抽象人性论进行了辛辣和尖刻的批判。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清算自己信仰的结果是消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的影响，在批判文化史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生命存在和实际生活为本体的文化观，并揭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实现了与文化史观的最为彻底的决裂，从而确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76]。
（二）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原理
我们之所以把《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得以正式形成的标志，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中通过深入批判旧哲学而实现了与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彻底决裂，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中通过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首先，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物质前提。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否认任何历史的物质前提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77]通过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物质生产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着人口的生产和繁衍，这也是历史的必要条件；在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过程中，不仅发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发生了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语言文字等精神生产成果逐步形成，人类文化得以产生。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前提的考察，并非像以往旧哲学那样，以“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为出发点，也不是以抽象的人或人的本质为出发点，而是以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动地表现自己生活的人及其实际生活过程为出发点。这就使文化的主体实现了由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为把握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找到了现实的物质前提。
其次，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使我们认识到了精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因而意识的生产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产、社会交往、日常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8]。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文化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79]。在阶级社会，不同阶级的现实生活决定着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文化，“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80]。随着社会分工和交往的不断扩大，人类精神文化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真正的社会意义，“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81]。虽然说人类精神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却不能像唯心主义文化论者那样将其夸大为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最终还是要受到社会实际生活的制约，“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2]。
最后，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社会结构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一般进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是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劳动实现的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是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83]；物质生产劳动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只有结成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有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才有现实的生产活动；生产力决定着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而一定的物质交往关系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规模和范围，二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及其变化。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初步提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范畴，阐明了市民社会是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思想。“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84]这里所讲的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法律等政治的上层建筑，还包括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观念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它们都基于经济基础（特别是私有制和分工），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赋予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以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观念上的认同；但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尤其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先进思想意识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随着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基本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形态依次出现更替，人类精神文化也相应发生演变。“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人类精神文化发展过程，正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做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