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开问世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普鲁士书报检察机关的极力阻挠，加上出版商对《形态》中所批判的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情，这部著作的全文没有能够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与读者公开见面。直到1932年，《形态》全书才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第一部分第五卷。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并于1848年2月公开发表。“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86]因此，《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惊天动地的出生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公开问世的里程碑式文献。[87]
（一）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立论基础
恩格斯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88]。这一基本思想确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立论基础的，也确立了这一科学文化理论所强调的文化发展“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终极性解释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思想上也占据统治地位，一定的思想观念是对一定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随着以所有制关系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政治统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9]。这就是《宣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同时，《宣言》还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历史使命，描绘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光明前景，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和策略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的彼此联系得到加强、思想觉悟日益提高，从而意识到必须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继而“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0]，并最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阶级差别，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1]。而无产阶级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由自己的先进政党——共产党来领导，因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92]。因此，在《宣言》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大声疾呼：“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3]通过对《宣言》所阐述的上述基本原理的分析，我们无疑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的历史暂时性，从而使自己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必然胜利的信念、信心和决心。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考察了“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精神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规律，驳斥了超阶级的文化观和所谓“永恒真理”的说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不存在所谓“超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是由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等精神文化终究是由其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社会因素在旧社会母体内部孕育萌发出来，导致新旧思想文化依次发生更替，“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94]。因此，绝不存在什么“永恒真理”，而且“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95]。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96]，但他们却着重强调：“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97]在人类发展史上，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与统治阶级的政权更替相伴而随，“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98]。
所以，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已经比较详尽地论证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变化发展规律，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终创立夯实了理论根基。
（二）对资本主义文化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热情洋溢的语言，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曾经起到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通过生产的不断变革，“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使“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导致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尤其是在这一变动不居的时代，资产阶级冲破了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的束缚，破除了中世纪黑暗社会的天国幻想和政治欺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9]，从而为符合人类理性要求的现代理性文化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资产阶级通过现代化机器大工业生产，开拓了世界市场，开创了世界历史，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都要先进得多的科学文化，打破了民族文化的片面性、狭隘性和局限性，使人类精神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创造活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00]。(https://www.daowen.com)
当然，作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绝不会仅仅肯定资产阶级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起到的上述“非常革命的作用”，其思想中更为精彩的部分，主要体现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缺陷、弊端和不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首先，《宣言》用辛辣、尖刻的语言，对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利己主义思想和金钱至上的价值理念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01]。这一长段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理念的核心——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
其次，《宣言》还揭露了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的阶级本质。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回击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种种责难和攻击。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在资产者看来，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针对这种谬论，马克思、恩格斯予以了迎头痛击：“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102]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人要改变社会对教育的作用，要通过消灭私有制来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此外，《宣言》还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外殖民扩张的野蛮本性和伪善面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哪怕是最卑鄙无耻的）不断向外扩张，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3]。在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还没有非常直观地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殖民扩张的野蛮本性和伪善面目，但这种感情却明显地流淌于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该文尖锐地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04]这段文字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殖民文化扩张的本性和面目。
（三）阐明了世界历史境遇下文化的发展趋势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世界历史境遇下的文化发展趋势问题做系统阐述，并科学预见了共产主义文化这一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大势，这是《宣言》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又一个突出贡献。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世界历史境遇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对于“世界历史”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形态》早就有所论及：“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05]马克思、恩格斯此处所讲的“世界历史”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术语，“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学理论，不如说是其历史观的重要内容，用以表征人类历史的整体性、有机性，特别是概括由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开创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一体化’的历史时代”[106]。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世界历史”的描述则更为详尽：“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07]这种每一个民族都被卷入世界历史巨流中的一体化、整体化趋势，“就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现象。……从历史发展来看，《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历史’现象与今天人们所认为的‘全球化’现象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108]。在对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做出了科学预见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对世界各民族文化交融问题做出了深刻阐释：“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09]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广义角度来阐述“世界文学”的，他们强调的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一种“世界的文化”，即相当于现在人们热论的“全球化的文化”。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是唯物辩证法而非机械决定论，因此，他们在《宣言》中揭示的这种文化全球化趋势显然并非所谓“文化一体化”“文化同质化”，而只是世界上各民族文化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世界文化交融现象，这正如我国学者所言：“马克思所讲的世界文化并不是一种脱离民族文化之外的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实际上是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起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功能；离开了民族文化，就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世界文化。正如自然界需要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才能保持生态平衡一样，世界文化的正常发展也有赖于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存在及其相互影响。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110]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对世界历史境遇下各民族文化交融问题做了共时性的理论阐述之外，他们还对文化发展演进规律做了历时性的阐发，揭示了世界历史境遇下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简化了社会关系，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简化了人类的精神世界，用金钱拜物教取代了天然尊长关系，导致了利己主义的盛行；资产阶级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文明，但金钱拜物教却导致了社会上物欲的横流和人类精神的空虚。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揭示的世界历史境遇下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生产力或交往形式方面所具有的绝对优势。然而，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却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基本矛盾，而且这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推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断扩大，致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了资产阶级自己了”[111]。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代之以一种更为先进的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公有制，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了最为彻底的决裂，把教育同物质生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使“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即“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发生了彻底改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2]这就使我们认识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揭示的世界历史境遇下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建设好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共产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