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翻开中国的文化艺术史，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总是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书画艺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萧条的地区往往成为书画艺术的“盐碱地带”。文化地理学认为：“经济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派生关系，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的经济活动也逐步向高级形态发展。这不仅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升级。例如人类为了吃、喝、住、行而创造的各种食品、饮料、房屋、车辆既是物质产品，具有经济属性，又蕴含着人类的创造智慧，引发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住所文化、交通文化、旅游文化等等。这说明经济活动是文化创造的推动力。”^[2]

嘉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具备发展农业、商业的有利条件。明清以来，嘉兴已经成为全国赋税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这里桑林遍野，集市商贾云集，历史上称其“生齿蓄而财货阜，为浙西最”。^[3](https://www.daowen.com)

经济的发展为书法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后盾。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为当地的书法家们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4]他们可以尽情地畅游于翰墨丹青的海洋。同时温饱无忧也促使他们更加注重对高雅文化的追求以及对子女的艺术教育。甚至有些富庶的人家为了附庸风雅、彰显身份，纷纷慷慨解囊，购买书画以彰显自己的独特身价与艺术品位。有些官僚、富贾凭借雄厚的财富支撑，大搞收藏，广为网罗名家名作，对书迹的保存、研究、鉴赏都有积极的作用。这些现象都促进了明清嘉兴地区书法事业的繁荣，形成了良好的书法艺术氛围。另外嘉兴地区文风淳厚，自古有“文物之邦”的美誉，嘉兴士人多“师古好学”。弘治《嘉兴府志》记载：“嘉禾之俗，人士好学而崇学，衣冠文物焕然可观。”万历《海盐县志》言：“士人学务宏博，文擅典雅，辞章书翰皆有师法，小民皆知教子孙以读书为事。”清代学者朱彝尊更是言道：“乡之士大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典籍。”事实上，唐代至清光绪年间，高中进士的一千九百四十五人中，嘉兴地区就出现状元十二人，榜眼、探花、会元五十一人。^[5]嘉兴及周边地区的官学、私学相当普遍。自宋代起即有士绅在其家乡置义田、开义学，创办各种私塾、家塾、族塾、学馆、义学、书屋、书院等，以使子女以及乡里子弟能够接受好的教育。而书法教学在当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