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学理论知识
（一）先秦：萌芽产生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诗经》和《楚辞》树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该时期萌芽和产生的文学理论，其显著特点是综合性、非纯粹性，观点大都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文学思想和艺术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只是一些论述的片段，并无专著。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观及其理论批评。
1.“诗言志”
这是一种文学观，其实质就是把文学艺术看作人的心灵的表现。《礼记·乐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美学著作，因为这里的“乐”，是指配有歌、舞的诗、乐、舞统一体，所以《乐记》其实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是儒家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要观点：
（1）音乐的本源在人心感物，注重外界事物对人心的感发。
（2）音乐对社会政治有重大的反作用，即“治心”，认为音乐是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指出音乐创作必须有高度的真实性，提出“唯乐不可以为伪”，应当是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
2.“思无邪”
这是一种文学批评标准。《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即思想内容；无邪，即“归于正”。孔子认为《诗经》的各篇内容都是符合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
3.“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
三者都是孟子提出的。
（1）以意逆志：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
（2）知人论世：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品德、遭遇等状况，以及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而更好地理解诗意。
（3）知言养气：这是孟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正气，指的是人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很高水平时所具有的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知言养气说，虽不属于文学理论批评，但此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较大，对后来文论中的“文气”说具有奠基作用。
4.“兴观群怨”
兴、观、群、怨概括了文学的社会作用。《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1）兴：可“引譬连类”，是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而言的。指诗歌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能够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在诗歌吟诵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2）观：可“观风俗之盛衰”，是就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而言的。孔子认为：“观”，不仅要观诗的客观内容，也要观诗人的主观意图。
（3）群：可“群居相切磋”，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但孔子也强调“群而不党”，朱熹诠释为“和而不流”。
（4）怨：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主要指“怨刺上政”，即对现实不良政治的批判，也包括发泄个人的牢骚与不满。
（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
两汉时期，文学从学术中分裂出来，文人分为“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前者指儒生学者，后者指文章家，相当于今天的文学家。这种文章的概念，与魏晋以后文论所指的文章概念是一致的，主要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文学的独立与自觉，催生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专门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获得重大发展，并走向全面成熟。
1.汉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
具有奠基作用的文学理论著作首推《毛诗大序》。汉代训诂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后来前三者都已经失传，只有毛诗一直流传至今，作者说法不一，有子夏、毛亨、毛苌之说。毛诗在每篇之前均有题解，后称之小序，非一人所作。《关雎》题解之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称之为大序，可能为毛苌所作。《毛诗大序》提出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成为后世两千多年封建正统文学批评的纲领，影响极大。其主要观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1）“发乎情，止乎礼义”说。该说继承“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突出强调文艺必须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2）“讽谏”说。明确提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并指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和作用。
（3）“六义”说。认为诗经在内容上包含三大类别即风、雅、颂，在表现方法上主要是赋、比、兴。
（4）“情志统一”说。进一步发展了前人关于诗歌的情、志结合的思想，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阐明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而“志”是在“情”之中的。这就比较明确地指出诗歌是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更进一步。
2.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著作
（1）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重要的政治、学术著作，《论文》是其中一篇，是我国最早的探讨文学问题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主要内容包括如下：①论述作家的才能与文体性质特点之间存在适应与否的问题，“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即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因而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之习。②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认为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③对文章的价值给予崇高的评价：“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突破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原则，极大地鼓舞了文人作家的创作和研究热情，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入发展。④对文学批评态度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指出文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要实事求是，不要求全责备。
（2）陆机《文赋》。
《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名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赋》沿着《典论·论文》的方向，着重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性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中心是论述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重点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陆机是第一次将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及其特征表述出来的文学理论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①提出作家在构思前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玄览、虚静的精神境界；二是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②论述构思的过程及情状，强调构思活动的展开，要进行丰富的艺术想象，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并强调灵感对创作的重要作用，认为灵感非常微妙，“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由响起”。③论述了各类文体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风格，在曹丕将文章分为“四类八体”的基础上，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10种文体的个性特征，进行了高度而凝练的概括，其中“诗缘情而绮靡”的提法，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强调抒情，不及言志；起到了突破以往“止乎礼”束缚的巨大作用。④从理论上总结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及其形成原因：一是因为文学描写对象之“物”本身是纷繁复杂的；二是作家的个性、爱好各有不同，必然反映到作品的内容及形式特点上；三是不同文体的内容及形式的特点，必然带来风格的差异。⑤在文学创作的表现技巧上，主张内容与形式要统一；并提出具体的写作方法：“定去留、立警策、戒雷同、济庸音”。⑥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应、和、悲、雅、艳”，且都用音乐做比喻进行阐释。
（3）刘勰《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杰出的地位：既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是一部文章学著作，又是一部文学史、各类文体的发展史，而且还是一部古典美学著作。全书共50篇，包括总论、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①总论：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也是全书的根本论点和论文的关键。②本体论：回答文学的本质问题，认为文学既是“载心”的，又是“原于道”的，即文学既是人心灵世界的体现，又是反映客观原理和规律的。③创作论：周振甫认为：“刘勰在创作论里有四个问题是有突出见解的，一是作品反映生活问题，二是风骨问题，三是形象问题，四是声律问题。”④批评论：论述了批评家的修养、态度及批评标准，为文学建立了批评方法论。
关于文学创作的构思：刘勰提出“神思”“虚静”两个美学概念，强调丰富的艺术想象、专心致志的精神状态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关于文学风格：归纳为八种基本类型，并对其基本特点进行概括，还将八种基本风格分为两两相对的四类：“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并提出了“风清骨峻”的审美理想，是“建安风骨”在文学作品中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刘勰提出“六观”并予以具体阐释：一观“体位”，考察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它所包含的情理是否相互契合。二观“置辞”，考察文辞运用是否能够充分表达内容。三观“通变”，考察文学作品在继承和革新方面的“通变”策略，是否做到有通有变。四观“奇正”，考察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否纯正，形式是否华美，以及二者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五观“事义”，考察文学作品中的客观内容与作家的主观情志是否协调统一，不可相互乖戾。六观“宫商”，考察文学作品的声律，是否具有和、韵之美。在“六观”基础上，刘勰进一步提出了“见异”的审美鉴赏要求，指出“见异惟知音耳”。
（4）钟嵘《诗品》。
《诗品》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著，与《文心雕龙》齐名，被誉为文学理论史上的“双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予以高度评价，称《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诗品》本名《诗评》，将自汉迄梁的122位五言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对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成就高下、艺术风貌进行评论，并区分各自所属的流派，追寻其渊源关系。钟嵘对于诗歌的本质、特征、创作及其鉴赏批评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感情论、自然论、风骨论、滋味论”四种。
①感情论：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感情，认为诗歌不仅是人们内在感情的宣泄，而且也是医治人的精神苦闷、抚慰人的心灵创伤的良药。该观点既摆脱儒家经学教条的束缚，又未走向泛情滥情的极端。②自然论：诗歌的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这是贯穿全书始终的重要思想；内容上主张自由抒情，形式上追求自然、清新，反对刻意雕琢、藻饰、堆砌典故；当然并不否定人为的努力，提倡把“巧似”的自然统一起来。③风骨论：是建安文学的“风力”“骨气”的进一步发展，认为“怨愤”的内容是诗歌“风骨”的体现；“怨愤”的源头是《诗经》《楚辞》。④滋味论：钟嵘最早将“滋味”作为文学理论批评标准，认为只有“使未知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主张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
（三）唐宋金元：深化扩展
唐、宋、金、元是封建社会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该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是中国古代诗文成就最高的黄金时代，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散文大家，词曲的发展达到高峰，小说的创作也开始兴盛起来。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发展，带动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化和扩展，大量诗话的出现是文学理论批评兴旺发达的标志，词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小说戏剧理论批评的萌芽，显示了文学理论批评多方面、多角度的展开。
1.唐宋诗歌鉴赏理论
（1）“兴寄”说。
唐代诗人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既强调作品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又重视诗歌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①兴：指感兴、意兴，是诗人浮想联翩、形象思维十分活跃时的一种状态。②寄：指寄托，是诗人隐含于诗歌审美意象中的现实寓意。他的《登幽州台歌》既有豪放情怀，又有忧伤悲叹，是体现兴寄、风骨的代表之作。
（2）“兴象”说。
“兴象”是唐代文学家殷璠首先提出的文艺美学概念，是从总结盛唐诗歌艺术成就中提出来的。唐诗注重“兴象”的描绘，正是为了诗歌的审美意象构成一种耐人寻味、含蓄不尽的境界，这种诗境可以引导读者发挥想象能力，在欣赏过程中实现在创造。对于如何实现“兴象”的途径，殷璠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应当有“风骨”，此处风骨的含义与刘勰“梗概多气”、钟嵘“建安风力”大体一致，同时还包括一种超然物外、避世隐居的仙风道骨般的飘逸之气。其次应当具有“神来、气来、情来”之妙，即具有自然传神、气势通畅、感情鲜明的特征。再次是构思要新颖、奇特、巧妙，且具有自然的声律之美，认为理想的作品应当是“风骨”与“声律”均备之作。
（3）“意境”说。
唐代诗人王昌龄最有价值的诗论是关于诗歌“意境”的论述，集中体现在其诗论著作《诗格》中，概括为“三境”“三格”，对意境的构成、特征、种类以及不同构思特点，都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
诗有“三境”：①物镜：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②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持思，深得其情。③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诗有“三格”：①生思：九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镜，率然而生。②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③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
（4）“诗境与禅境合一”说。
这是唐代诗僧皎然（谢灵运第十世孙）提出的诗歌美学理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诗式》《诗议》中。皎然认为，能否创造诗禅合一的诗境，是决定诗歌艺术水平高下的关键。关于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提出如下观点：①“采奇于象外”，即后来司空图所言“象外之象，景外之景”。②“气腾势飞”，《诗式》首条即为“明势”；势，本指宇宙间各种事物的独特内在规律及其所呈现的态势，皎然借此提出诗歌应有动态美、传神美，能达到流转自如、生气勃勃的境界。③真率自然，天生化成，无人为造作痕迹；主张把人工修饰与天工自然融为一体。
（5）“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说。
这是晚唐诗人、文学理论批评家司空图提出的诗歌美学范畴，主要体现在《诗赋》《诗品》（又称《二十四诗品》）中。司空图之《诗品》与钟嵘之《诗品》之“品”不同，非品类，而是品格，即诗歌的艺术境界。二十四诗品，即二十四种不同艺术风貌的诗歌境界，最高境界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二十四种诗境的共同特征。
味外之味：文学作品的醇美之处，不在于作者所描写的具体景象，而在于这些景象构成的意境；读者透过这些意境，经由自己想象、联想，加以补充和丰富，从而获得独特的艺术感受。司空图自己的诗句具备上述特征的很多，例如“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棋声花院闭，帆影石幢幽”“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似实而虚，似虚而实，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这种诗歌意境在有形的具体的情境描写之外，还能借象征、暗示等手段创造一个无形的、虚幻的、存在于人的想象中的更为广阔的艺术境界，正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
（6）“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说。
该说体现黄庭坚文学思想的重要创作主张，是要求学习古人作品，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然后从中得到启发，以构成自己作品的诗意和境界。黄庭坚诗学理论大致可以概括为“理、学、法”三个字，他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促成了“江西诗派”的形成，对宋代诗话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7）宋代诗话。
诗话即论诗之话，指关于诗歌的杂著，包括记载诗人的生平轶事、诗歌创作背景、彼时诗坛状况、诗歌优劣品评、创作理论以及艺术技巧等等。诗话的大量出现，是在北宋后期、南宋初期。北宋较有价值的诗话有：欧阳修《六一诗话》、惠洪《冷斋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叶梦得《石林诗话》；南宋较有影响的诗话有：张戒《岁寒堂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姜夔《白石道人诗话》、严羽《沧浪诗话》、范晞文《对床夜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部：《六一诗话》是中国最早的诗话著作；《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
《沧浪诗话》中，严羽以禅喻诗，强调诗人须有“别材”“别趣”，而“兴趣”要靠“妙悟”才能获得，提倡“以盛唐为法”，推崇“盛唐气象”：①有浑然一体的整体意象美，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②有韵味深长的朦胧含蓄美，认为诗歌创作“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③有不落痕迹的自然化工美，盛唐诗歌“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意境，就具有天生化成、无人为造作之痕的醇美。④有抑扬顿挫的诗歌格律美，认为盛唐近体律诗的成熟完备是构成“盛唐气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8）“诗眼”“诗韵”。
“诗眼”提法出自宋代《潜溪诗眼》，作者是秦观的女婿范温，其诗学观点属于江西诗派。诗眼，属于句法、字法之类，也包括一篇命意之关键所在。范温说：“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例如，孟浩然诗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其中“淡”“滴”极为工致，堪称诗眼。
诗韵：有余意之谓韵，诗之韵味，在于象外、言外、味外。
（9）宋代词话。
词的创作，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词学理论在宋代也逐渐发展起来，具备代表性的词话有：晏几道《小山词》、王灼《碧鸡漫志》、李清照《词论》。李清照《词论》是一篇很有名的词学论著，写于北宋末年。其中重要观点是：词不同于诗，词“别是一家”，理由是诗词声律运用不一样。李清照提出词的审美标准：一是适合歌唱的严密音律和内容；二是文辞上的铺叙、典重、情致、故实。①“铺叙”，是指词的表现方法：描写细腻，词意浑成，且层层深入。②“典重”，是指词的风格：不纤巧、不轻挑，沉着、典雅。③“情致”，是指词的情韵风致：须含蓄深远。④“故实”，是指运用典故要贴切、自然。以上观点，虽然也体现了贵族妇女的审美观，但也包括许多纯属艺术方面的内容，对提高词的艺术水平是很有意义的。李清照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位女文学批评家，表现出杰出的智慧和才华，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0）金元诗话。(https://www.daowen.com)
《论诗绝句》（三十首），作者元好问是金元时期的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他以绝句的形式评论了历代诗歌的发展，并对许多诗人、诗作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的重要观点有三个方面：①认为诗歌是人的“元气”的自然流露，应该体现人的真情实感，即“历元气于笔端，寄妙理于言外”。②重风云壮阔的英雄气概的作品，轻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之作。③诗歌创作，主张自然天成而无人工痕迹，清新秀丽而无雕琢之弊。
2.唐宋散文鉴赏理论
（1）韩柳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章语体改革运动，主张“文以明道”，注重实用；提倡“务去陈言”“词必己出”。所谓“古文”，是针对盛行于南北朝的“骈文”而言的，这里指先秦两汉文章写作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语言表达方式。韩柳古文运动的积极意义在于：①对克服当时文学创作中，内容贫乏、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错误现象有推动作用。②注重人品与文品一致，要求作家把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作为创作前提，进一步发展了道德、文章并重的传统。③古文创作的成功为文学创作的语言表达形式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
（2）“不平则鸣”论。
“不平则鸣”是韩愈的文学思想，他认为“物”受到外来的冲击，打破了它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就会“鸣”。“不平则鸣”是宇宙间的一个普遍现象，作为人，其理想和愿望无法顺利实现，必然要“行之于言、发之于歌”。该思想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文学观的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里的“鸣”，不是一种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应，而是积极的对现实的干预，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抗争。这种坚毅不屈的顽强斗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极其可贵的优秀品质的体现。
（3）“穷而后工”论。
“穷而后工”是欧阳修的文学思想，是对韩愈“不平则鸣”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穷，是指政治上不得意，仕途已尽，与“达”相对；工，工致，指创作上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欧阳修认为，在政治上处于逆境的人，往往更能使他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创造出有充实内容、有深刻思想的优秀作品；同时，逆境也他有充裕的时间去潜心于艺术，能更深入地钻研艺术表现方法，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形式。
（四）明清：繁荣鼎盛
1.明代诗文鉴赏理论
（1）“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者提出的文学口号，反对僵化的八股文和贵族化的“台阁体”文风，主张把具有经典意义的诗文作为学习和创作的标准，其目的是用一种高标准来振兴文学。
（2）唐宋派。
因主张学习唐宋散文而得名，反对复古主义思潮，提倡文章要写得“文从字顺”“平易舒畅”。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其中，归有光成就最高，代表作《项脊轩志》。
（3）“童心”说。
由李贽提出并释义：童心者，真心也，即赤子之心。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道学家的反动思想，指出真正的文学创作，绝不能变成“代圣贤立言”，更不是进行虚伪的仁义道德说教；而应当是人们郁结于胸中的真情实感不得不发之产物，是内心“绝假纯真”的“童心”之流露。
（4）“性灵”说。
公安派“三袁”在“童心”说基础上，提出了“性灵”说。其含义主要体现为真、变、趣、奇四个方面。①真：提倡诗文创作必须书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的真实感情，应该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反对任何的因袭模拟、剽窃仿作。②变：强调“变”是公安派批评复古模拟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认为时代变了，文学自然也必须变；因袭雷同，无创造性的变化，则没有存在的价值；在变中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③趣：指童心之趣、自然之趣，是一种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反映了当时要求思想解放、个性自由色彩的文艺思潮。④奇：文学创作中，要追求那种符合于人的真性情、不模仿前人、极其自然的内容，认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字法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5）竟陵派。
继公安派之后的又一个文学流派，因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都是湖北竟陵人而得名。其宗旨是在继承公安派“性灵”说的基础上，以“幽深孤峭”矫正公安派之俚俗，其文学思想和创作主张集中体现在钟惺《诗归序》中。
2.清代诗文鉴赏理论
清代诗歌的成就虽不及唐宋，但却超过元、明两代，作家作品的数量都很可观。近代徐世昌编的清代诗汇《晚晴移诗汇》，收清代诗人6 100余家，远远超过《全唐诗》收录的诗家数量。因此清代的诗歌理论批评是相当繁荣的。清代诗坛上相继出现过许多诗派，主要有王世禛“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袁梅“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
（1）王士禛“神韵”说。
神韵，实质上讲的是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其含义为冲和淡远、清真雅正；特点为似有非有，似无非无，若隐若现，若存若亡，于虚虚实实之间，见镜花水月之景。追求一种语言之外的意趣和诗境，大体指一种含蓄隽永的情致韵味。王士禛《渔洋诗话》是“神韵”说代表作。
（2）沈德潜“格调”说。
“格调”说是沈德潜在“神韵”说基础上提出的诗歌理论。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点：①重“蕴蓄”，而不尚“质直”；诗歌中的事、理、情，要借助于“托物连类”“借物引怀”的比兴方法来表现。②说理和议论，不能违背诗歌的审美特征。③以自然入神的化工境界，为诗歌艺术的审美理想。④强调文学创作内容的主导作用，强调诗歌必须要有寓意，体现诗人自己对现实的评价和观点。
（3）袁枚“性灵”说。
“性灵”说是袁枚的诗文理论。袁枚对当时的几个诗派都提出了批评，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说指出，格调只是空架子，不能在性情之外；针对王士禛的“神韵”说，他认为追求虚无缥缈的神韵，脱离真性情，一味地修饰容貌，只能写出假诗；他反对翁方纲的“肌理”说，认为以学问为诗，填书塞典，满纸死气。在批评的基础上，袁枚继承和发展了公安派“性灵”说的文学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①主张“师心”和“师古”的结合。②主张诗歌创作要以天工自然为主，但又不否定人工修饰的必要，应当是由人工修饰而达到天空自然之美。③在诗人的修养上，应当把先天禀赋和后天学习结合起来。袁枚主张在诗中写出诗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独立的个性，指出“性情”才是写诗的根本，主张打破清规戒律，自由书写。
（4）王夫之“情景交融”论。
王夫之是清代杰出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诗歌理论开辟了清代诗歌理论批评的先河，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情景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观点，提出“情景交融”理论。情景交融，即“情景相入，涯际不分”，就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思和外界客观景物的和谐统一，也就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的和谐统一。王夫之还指出“景”的广义内涵：“景之景，事之景，情之境，人之景”，说明诗歌可以通过描写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感情状态、人物性格等不同方面，来表达思想感情。
（5）“桐城三祖”。
“桐城三祖”指安徽桐城人方苞、姚鼐、刘大櫆，他们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他的文论核心是强调“清真古雅”的“义法”：义，文章的内容；法，指与文章内容相统一的形式。桐城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姚鼐，他总结并发展了方苞、刘大櫆的古文理论，明确提出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义理、考证、文章的统一；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把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和创作推向最高峰。姚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最大贡献，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关系的论述：阳刚之美，是指一种雄伟壮阔、崇高庄严、汹涌澎湃、刚劲有力之美；阴柔之美，是指一种柔和悠远、温婉幽深、细流涓涓、纤秾明丽之美；这也大致符合西方的壮美和优美的主要特征。
（6）刘熙载《艺概》。
《艺概》是刘熙载著作《古桐书屋六种》的重要内容，是他关于文艺美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近代时期总结和发展传统文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艺概》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此类文艺的历史发展过程作概要叙述；二是对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创作特征作具体分析；三是对此类文艺创作理论和表现手法的研究。《艺概》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主要成就如下：
①既认真总结了传统文论的成就，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论文不局限于六经，而兼重诸子百家，主要从文体形式方面来论，并不强调“原道”“载道”之说。②认识到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指出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情致的体现，而人的情致又是要借助于天地自然的物象来表现的；提出文学创作的两种方法“按实肖象”和“凭空构象”，并指出后者更难一些，他非常重视文学创作中的虚构。③运用辩证法论述文学理论问题，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原则，去分析文学的创作原理和艺术表现方法，如提倡工与不工的统一、放得开与收得回的统一、文与质的统一、自然与人工的统一等。④善于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艺术特征作出切中要害的评述；对诗词歌赋曲不同体裁的艺术特征，有很多深刻而精辟的概括。
3.清代词派及词论
（1）“浙江词派”“常州词派”。
这是清代最有影响的两个词派，浙江词派主张词必“雅正”，例如朱彝尊《词综》，辑录自唐至元代词作共26卷，选词以“雅正”为指归。常州词派讲究“寄托”、含蓄委婉，词论有张惠言《词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等。李渔《窥词管见》是清初较有新意的词学著作，提出“词当立于诗曲二者之间”，强调词的创作，主要在于情景二字，“情为主，景是客”。
（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此书是中国古代词话中篇幅最大、成就较高的一部重要著作，共10卷，曾经五易其稿。陈廷焯一生未曾为官，专工词学，早年学浙江词派，后改从常州词派。其词学思想核心是强调“沉郁”，对于思想内容，他认为“沉则不浮潜，郁则不薄”，表现为“哀怨”“忠厚”；对于艺术手法，他强调“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
（3）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政治家、思想家。《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核心是“境界说”。“境界”和“意境”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自唐代以来，有很多文学理论批评家论述过“意境”问题，但王国维是对“意境”理论论述得最全面、最充分、最深刻的一位文学理论批评家。关于意境的创造，王国维重点强调以下几点：
①要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这与古代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言已尽而意无穷”“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等。
②意境的创造，必须具有自然真实之美，写真景物、真感情，谓之有境界。这种真景物，真感情是指合乎自然造化，而无人为雕琢痕迹的事物和人心的自然态势，它来自作家的“即景会心”。
③意境以传神为美，重神似而不在形似。例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认为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又如“云破月来花弄影”，认为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王国维评价温庭筠、韦庄、李煜三家之词各有所长：“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④“写境”与“造境”。王国维认为艺术境界有两种类型，“写境”以具体写实为主，“造境”以表现理想为主，并指出两者不是互相对立、截然分开的，因为“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其实，写境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造境主要体现为浪漫主义创作原则。
⑤“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这是王国维从美学上对境界的基本形态作的概括和分类。“有我之境”是指作家带着浓厚的主观感情去描写客观事物，故所写之物有明显的作家主观感情色彩，也就是说物“人化”了。“无我之境”是指作家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中，把自己的意趣隐藏于其中，表面上看不出有作家主观的感情色彩，也就是说人“物化”了。例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
4.明代小说鉴赏理论
明代小说理论批评方式主要有三种：对作品的评点；对为小说写序和跋；笔记杂著中的一些片断记载和评述。李贽是明代最重要的小说理论批评家，在中国理论批评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影响下，小说理论批评形成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高潮。明代小说理论批评涉及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②注意到了小说的真实性，生动形象性。③探讨了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④进一步厘清小说创作中的虚构和真实的关系。⑤对浪漫主义小说及其创作特点进行分析，提出“幻中有真”的思想。⑥提出了小说人物塑造的理论：一是传神写照，咄咄逼真；二是擅长于描写出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做到同中有异；三是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只有充分了解生活，熟悉不同的生活，才能创造出个性签名栩栩如生的人物。
5.清代小说鉴赏理论
（1）金圣叹“三境”说。
金圣叹是清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在《水浒传序一》中提出“三境”说：圣境：“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神境：“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化境：“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金圣叹在《水浒》点评中贯穿了这个美学标准，开创了小说评点的新局面，最大贡献是深刻分析了《水浒》人物形象塑造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作者善于以“形”写“神”，使笔下人物达到“传神”“逼真”的“化境”。②要使人物形象传神、逼真，则必须写出人物性格的“同中之异”；如《水浒传》写人粗鲁，就有许多写法，他在《读法》中说：“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di），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③善于借次要人物的陪衬描写，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④常常用“以反托正”的方法来生动地刻画人物性格。⑤人物塑造合乎“人情物理”，使人感到它们既是理想的英雄，也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故意把英雄拔高、神化。⑥善于通过人物特殊的行为、动作、举止、处事方式，来表现其特殊的性格。⑦极具个性化的语言描写。
（2）三国的“三奇”说。
毛纶、毛岗父子对《三国演义》的点评最有影响，其主要观点：①在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上，强调“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宣传封建的“三纲五常”，皇权至上，反对犯上作乱行为。②在艺术上强调“实录”，只允许有某种程度的虚构和扩张。③人物形象塑造上，比较重视传统的虚实结合方法的运用，强调在对比中展现人物性格，如对诸葛亮、关羽、曹操等的性格特征，作过相当生动而深刻的分析，认为是三国的“三奇”，“可称三绝”，是贤相、名将、奸雄的典型。
（3）《金瓶梅》并非淫书。
张道深以“张竹坡”名批评《金瓶梅》，他不赞成把《金瓶梅》看成“淫书”，明确指出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是对人情世态的丑恶极其不满的“泄愤”之作；并指出《金瓶梅》是“惩人之书”，可以作为世人“戒律”。张道深认为《金瓶梅》在艺术上的特点，是通过细腻地描写日常生活，来刻画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对“世情”作真实、自然的描写。
（4）脂评《石头记》。
脂砚斋对《红楼梦》的点评比较有影响。脂砚斋究竟是谁，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可能是曹雪芹的亲友，与曹雪芹的时代大体相当。脂评在小说理论批评上的价值，主要是强调了《红楼梦》中的人物描写，认为无论是语言、动作、行为、处事，都写得合情合理，使人感到十分自然贴切；且作者善于运用虚实结合和侧面衬托的方法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善于通过对典型细节的生动描写来刻画人物。
6.明代戏曲鉴赏理论
（1）“吴江派”“临川派”。
吴江派和临川派是明代两个对立的戏曲流派。吴江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沈璟，他精通音律，主张戏曲创作必须严格尊重传统戏曲的音律规律，认为这才是戏剧的本色。临川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汤显祖，他强调戏曲作品的神情意趣，而不太注重音律。
（2）吕天成《曲品》。
《曲品》是明代后期比较重要的戏剧理论专著，分上、下两卷，上卷评传奇作家，下卷评作品。主要观点有三点：①重视戏曲文学剧本内容的真实和情节的新奇；②强调化工之美、肖物之美，而无人工雕琢之迹；③要求剧本情景交融，生动传神。
（3）王骥德《曲律》。
《曲律》是明代后期比较重要的戏剧理论专著，其戏曲美学思想受徐渭、汤显祖影响颇深，重点强调自然本色之美，强调戏曲作家的天赋才情；同时又重视辞藻婉丽、音韵和谐。
7.清代戏曲鉴赏理论
李渔是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批评家的杰出代表，他在戏剧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闲情偶寄》是其代表著作，共分六卷，包括八个部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有关戏剧的理论集中在前三个部分，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有关戏剧的文学剧本创作、演员的表现艺术以及导演艺术等重要问题。
李渔的戏剧理论具有突破性的重要意义，他特别重视戏剧文学剧本的创作，明确提出了“结构第一”的思想，其具体含义包括七个方面——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借荒唐、审虚实，体现了李渔对戏剧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典型化、创作方法、独创性、主题思想、戏剧的主要矛盾冲突等一系列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观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