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问题意识是打开学术殿堂大门的钥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访谈录

曾培伦^[1] 朱春阳

曾培伦：能请您先介绍一下您当初是如何走上新闻传播学研究道路的吗？

朱春阳：走上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道路其实是偶然的选择。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尤其是对现当代诗歌研究情有独钟。打算考研后，也是想读新诗研究方面的专业方向，甚至当时已经确定了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的一位导师作为自己追随的对象。可是，这个时候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我对未来的选择：一件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另一件是《河南日报》旗下《大河报》对“张金柱案”的报道。我当时想，研究诗歌大概属于个人爱好，而新闻报道却可以将个人写作能力直接转化为改变社会现状的力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何其快哉？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进入媒体，为民发声，以自己的专业努力改变这个社会。就这样，我心怀憧憬、满腹理想地走上了新闻传播学的道路，并选择了新闻业务作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向。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在新闻采访过程中常常遇到很多挫折，尤其是舆论监督的稿件。总体来看，新闻业务的实践空间还是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制约，收获更多的不是采写的畅快，而是欲言又止的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日常的吐槽不等于专业的剖析。我在实习的时候也一直希望能够寻找问题的答案，想一探究竟。也正是对理论回应的兴趣和好奇，让我在研究生阶段阅读了大量文献，并试着写作论文，阐释自己关注的问题。

但是，究竟是到媒体工作还是去高校做研究工作呢？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一直伴随到我读博的最后阶段。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也选择了报考人民日报社。可天有不测风云，我在离考试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乘火车去唐山，手在路上被车厢连接处的车门夹了，包扎好了之后连笔都握不住。我当时就一声叹息，看来是上天在替我在做选择吧。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本著作《传媒营销管理》在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我当时博士还没有毕业，出版社支付了一笔对那时的我来说算是不少的稿酬，让我看到之前的学术积累获得了些许回报。后来我想，留在高校做研究工作也应该是上天给我安排的一条最适合我的路吧。

曾培伦：那您为何选择媒介管理学作为您主要的研究方向呢？

朱春阳：我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新闻业务，就是奔着毕业后到媒体工作去的。但阴差阳错，我还是读了媒介管理学的博士。我们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提醒大家“媒介产业化”是敏感话题，要求大家尽可能不要涉及。而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的黄升民教授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了一篇《重提媒介产业化》的文章（当时该杂志的主编是朱光烈教授）。我一口气读完黄老师的文章，对他的胆略与勇气钦佩不已。同时，我也注意到，如果针对同一问题进行讨论，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实践中，新闻传播学的话语空间相对逼仄，而经济学、法学甚至文学的话语空间却要开阔得多。当时，我对法学和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这两个专业的不少文献，甚至想考一个律师资格证书。巧合的是，这个时候邵培仁老师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媒介经营管理学》，这本书为我进入这个新世界架起了一座桥，也让我至今对他心怀感激，他是我进入媒介管理学的引路人。其实，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我一直认为自己研究的问题从来没有超出新闻传播的范畴，只是借用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关话语体系来扩展可能的话语空间。而一旦进入媒介经济学与媒介管理学的研究框架，就要保证自己的研究和经济学、管理学已有的研究能够共享核心话语体系，以方便对话，汲取养分。

当然，除了我自身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话语体系的个体体验因素外，传媒业作为产业的属性日益突出、产业发展突飞猛进的现实也是很重要的原因。2000年前后，传媒业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大量资本介入传媒业的扩张活动中，传媒业格局也从之前以采编为核心的生产者主导开始转向以用户为核心的市场需求主导，对用户的关注、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与改造都成为彼时研究的热点。当时的传媒产业研究有多热？建议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时的研究文献，新闻传播学的教授们在那个时候几乎都写过讨论传媒经营管理的文章。但是，很显然，媒介经济学与媒介管理学毕竟是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当所要探讨的问题复杂到对专业化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成了过客，只有少部分的学者还在坚持这一领域的研究。几年前，喻国明教授发起并成立了“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会”，凝聚起一批长期致力于该领域的学者，大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形成了不少有特色的研究团队。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曾培伦：读您的文章，感觉您从读博士到现在，研究的取向有非常明显的变化。您能谈一谈这一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吗？

朱春阳：我对媒介管理学的研究有迹可循始于读博士阶段，最早是对媒体市场营销问题的关注。这与当时报业发行大战、省级卫视收视率大战的产业发展现实有关系。作为初级的研究者，观察一下现实，阅读一些文献，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些理论与现实不一致的地方，分析后写成文章很快就能发表。这与当时业界极端缺乏经营管理专业人才有直接关系，也从侧面说明了基于经验摸索的业界对理论指导的极度渴望。我当时喜欢买书，往往是稿费来了，基本上都用于买书，看完书后再写文章，稿费就又来了。发表文章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也不例外。可是，写什么样的文章才有意义？我后来经常和同学们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仅仅基于书本理论框架给出解决方案的文章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发表了论文、拿到了奖学金、评到了职称等；而对于媒体公司来说，多看几本书，明白这些道理，就能够增加数以亿计的收益，为何他们不去做？难道他们都是傻子不成？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媒体按照我们论著中所谓的“正确的解决方法”去运营媒体？或许后者才是更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一提到中国动画，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问题在于未能拓展产业链，收入过于集中于动画片本身的收益。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有效增加收益，对于中国动画生产商来说恐怕是挡也挡不住的诱惑，因为资本的力量从来都是逐利的，也是无孔不入的。如果不能探明当下中国动画片产业链拓展的真正阻碍因素所在，简单建议去拓展产业链，就好像假设产业界连产业链的基本常识都不知晓，这恐怕是严重脱离产业现实的研究。如果说，我现在的研究和15年前的研究相比有何进步？那就是不再急着去开药方，而是集中于探究问题形成的症结所在。对于应用研究来说，这或许让人沮丧，但却是切合实际的基本做法。

曾培伦：您说的“伪问题”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生在研究中比较困惑的地方，以您的经验，如何才能够提出一个“好问题”呢？

朱春阳：黄旦老师是我在浙大读硕士期间的指导老师之一，他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很大。他曾经说过，如果存在一个新闻传播学“复旦学派”的话，其特点大致可能是“国际视野、经验出发、落脚中国问题”。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按我的理解，所谓国际视野，就是考察问题的时候要视野开阔，同样的问题并非只有中国才发生，国际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要成为我们解决同类问题的空间坐标；经验出发，即从问题发生的实际场景与现实出发，而非理论移植；中国问题是研究的出发点，也应该是研究的归宿点，问题意识是决定研究有无价值的关键。对于研究生同学而言，我常常在上述三点之外增加一个“理论框架”的要素。在我看来，研究生刚刚进入研究领域，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即自己的研究要基于前人的研究开展，理论框架的要求根本上是希望同学自己的研究要能够和前人的研究在一个共同的话语框架内展开，成为整个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而非自说自话，仅仅是经验式的总结与概括。黄旦老师的要求是更高的要求，能够立足经验来检验理论，进而修正理论是研究的重大突破，当然也是所有研究者渴望取得的研究成就，但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完成。(https://www.daowen.com)

问题意识，也是我自己做研究时最为关注的。能否提出一个好问题，决定了研究质量的高下。学会提问题，等于拿到了打开通往学术殿堂大门的钥匙。学术研究近年来有技术化和玄化的趋势，而我一直认为学术研究并不需要做成一件复杂的事情。例如，我对写论文的基本认识就很简单。我们通常把文体分为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所谓论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写成议论文，“不争议、勿论文”应该是论文写作的基本逻辑起点，而议论文所要求的问题意识往往是研究成败的关键。文章写完，我常常自问，这是一篇议论文吗？它回答了什么样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是否已经有了同样的研究？我的回应如何区别于前人的研究？这种区别是话语表述的变化，还是对问题理解的实质性的进展？等等。问题意识是一个慢慢养成的过程，是建立于专业知识逐步积累的基础上的学术洞察力的表现。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亦是这个道理。我始终相信见多则识广的道理，发现不了问题，主要原因是看的东西还不够，还要继续积累。

在我看来，好的问题是对现实和既有理论框架之间碰撞、冲突的发现，而不仅仅是依托既有理论框架的阐释过程。当然，很多时候，好的问题是可遇不可求的，需要更多的运气和耐心。例如，2005年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引起了我们的关注。2003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大国，年产电视剧12000集左右，可是每年电视台能够播出的新电视剧大致在7000集，这就意味着有5000集电视剧生产出来是无缘播出的。很显然，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发展阶段。但是，考察韩剧从2001～2005年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却发现其5年内增长了15倍，而且2005年配额800集也被抢购一空。这是为什么呢？我当时找到的相关理论阐释框架是霍斯金斯等人基于美国经验而得出的一个结论。该理论认为，国内市场规模与文化折扣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共同消费品（含影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即那些国内市场规模大、文化折扣小的国家的影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优势。然而，按照这一框架来观察中韩之间文化产品国际贸易完全不得要领。中韩之间当时文化产品贸易表现为严重的逆差，而且一度达到1∶10。韩国人口当时4800多万，中国人口13亿多，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内市场规模。同时，文化折扣理论也认为，影视产品在他国销售时，一定是低于该国同类产品价格才能够为市场接受，而当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单集价格最高的电视剧《汉武大帝》的价格为7万元，湖南卫视播出的韩剧《大长今》单集价格1.1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已经超过《汉武大帝》的价格。为何主流的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阐释框架遇到中韩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现实就缺乏解释力了？是理论出现了问题，还是产业现实出现了问题？对这一理论与现实严重冲突的思考让我历时近两年写出一篇论文——《权益分割的技巧与市场延展的边界——电视剧产制模式的国际比较》，并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的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生产者权益的优先保护是美国与韩国电视剧获得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而我国现有体制优先保护的是由国有资本垄断的播出平台的利益，以民营力量为主导的电视剧生产商承担主要的市场风险而其利益却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同时，区域分割所形成的“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消解了我国超大国内市场规模这一天然优势。这篇文章是我的研究从微观营销策略转向中观产业政策的一个标志。我后面十余年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内容产业政策与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来展开的。不过，如果上面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做，恐怕后来也不会做了。因为，很快我国电视剧的价格就一路飙升，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和2005年之前形成鲜明对比。但这是否意味着电视剧生产商的利益已经得到了优先保护呢？这成为近年来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关注的新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影视产业的国际贸易中，除了动画出现过顺差，其他都是逆差。是否动画产业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范本呢？然而，我们考察下来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外，电影产业也是我们近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我国从2001年加入WTO后开始启动影视“走出去”工程，其中电影产业的国际票房一开始表现尚可，但是，近年来在国内票房快速增长的时候，国际票房却出现了反方向的波动；而美国电影票房结构中国际票房明显高于国内票房，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那么，中国电影产业国内竞争力为何未能顺畅转化为国际竞争力？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目前重点研究的一些问题。

曾培伦：您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朱大哥”，您能对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与研究提些建议吗？

朱春阳：谢谢同学们的认同。我到复旦读博士时，师从张国良教授，他在日本留过学，谦和自律，待人温润如玉，有君子之风；同时，复旦文化追求“深深的水，静静地流”，也鼓励大家埋头做学问。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复旦的学生都很聪明，也很优秀，和大家沟通交流，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获得新知和启发的过程。结合近年来指导学生论文的心得，对同学们的建议大体如下。

首先，我最主要的建议是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多读书、读好书，尤其是本专业本领域的核心文献，一定要读得进去。我上课的时候，对学生交的课程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用百度百科词条中的内容，或者通篇文献全部来自“中国知网”，而没有专著类文献。百度百科和中国知网提供的只是碎片化的知识，缺乏系统性与连续性。知识何时才有意义？知识只有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才有价值，而这个转化过程仅仅靠百度百科的词条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回溯到知识生产的现实场景和生态体系。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存在非常系统的核心文献，脱离了这些文献谈论问题，就等于没有进入这个系统，就无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和解决问题，也无法融入知识生产的主流中对话、反思与进步。

其次，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参与导师负责的课题中。研究生阶段需要养成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合作精神，在发现和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养成好的学术思维习惯。如果读书期间不能参加导师的课题组，游离于团队之外，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就浪费了很好的深入某一领域学习交流的机会。不过，习惯了团队思考也会出现新的问题。我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同学希望我给一个论文的题目，然后自己去找资料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会少走弯路，节省时间；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同学自己无法享受积累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快乐，而且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也会因为要和导师保持一致而无法形成创新性的见解。我通常希望给同学们一个大致的研究对象，核心问题和具体结论则由同学在和我的讨论中形成。这就要求同学在和我讨论的时候有一定的前期文献和经验积累，否则对话无法进行，研究也无法完成。

再次，既然要读研，就要有基本的学术诚意。学术诚意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你愿意为做研究读多少书、付出多少时间和多大的劳动量。每年毕业论文答辩季，都会遇到那种一看就是急吼吼炮制出来的所谓“毕业论文”，实在是不堪入目。我常常告诫自己和我的学生，当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论文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对写论文这件事情保持敬畏。媒介管理学是面向业界与学界探讨问题，我的文章也因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面向业界焦点问题的探讨，以问题分析为主；另一部分是理论层面的探讨，以学理分析为主。前者往往数量多一些，严格来说不能算是论文；而后者作为学术论文，如果每年有1～2篇能够让自己满意就很不错了。

能够进入复旦学习的同学都是非常聪明的，但也要注意，学术研究很多时候需要“笨功夫”。抖机灵，耍小聪明，大概可以写出一篇看上去像模像样的论文，但却很难写出具有创新价值的真正的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一定是基于下了足够的笨功夫才能完成的。这是因为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而问题意识、逻辑论证能力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而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做到；而且，越是读书，越是感觉学海无涯，研究越是谨慎，对问题的论证则愈加小心。不过，有时候读到同学们提交的好论文也是一种享受，常常为同学们的进步而高兴。

2019年7月21日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

[1]作者之一曾培伦为我2008年招收的第一届媒介管理学专业硕士生，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媒介管理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