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存在判断
一、有
在西洋及印度语言中，含着“有”的意味的，是sein, to be（及相当于此的字）。相当于此意义的汉语单字为“有”，译das sein为“有”。然而，sein, to be或可用作“是的”（essenta）与“有的”（existentia）两义；而“有”则仅用于后者的意义。用于前者意义的字即普通所称为系词（copula）的字，已如上所指摘，汉语中是没有的。因之，“有”字应相当于西洋语中之“There is”，“Il y a”，“Es existiert.”。
然而，就中还有一个微妙的不同点。正如日本人读汉字的“有”为“あり”或“もつ”、“たもつ”一样，是含着所有的意义。“归我所有”的这一用法，最能明白表示此意。所有，是含着所有的东西，与有的东西的意味。[37]说“有朋自远方来”的时候，不仅是there is的意味，而且也含着说话者所有其友人的意味。在这一点，可说更近似于法语之Il y a。“有……”的文章，在中国人则是含有“某人持有……”之意。在因明上，[38]说“有火”，是“那山有火”之意。
具所有之意味的动词，用以表示“存在”的意味，这在其他的语言中亦可。例如法语“Il y a Dieu”（神存在）的说法。此外，与此同样的语法，在其他近代西洋语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可谓与汉语相似。[39]然而在这些语言中，表现所有的判断，与表现存在的判断，在某一点上，大体上是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而汉语则两者毫无区别。因之，在印、欧语，“……（主语）有”的在判断的文章中，其作为主语的东西，在汉语，则将其置于“有”字之下[40]（关于“无”的这一否定字，也与此相同）。在印、欧语的存在判断文章中立为主语的，都是从属于主体的客体的东西；纵使是人性的东西，也大概是物的；或用数量加以计算的东西。在存在判断中，为表示所有的主体，希腊语是用所有的与格（dative），印度诸语言则用所有的属格（genitive）。虽有这种的不同，然两者以客体的东西作为存在判断之主语，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汉语的存在判断，则主语都是所有的主体，客体的事物，以客语表示之。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存在判断，是以人的所有为问题的。
这种性格，在西洋语言中，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如，希腊语的Ousia，是从“有”的动词所形成的名词。但这原来是含有所有物的意味的字。此一意味，据说一直到亚里士多德还保持着。Ousia同时是“所有的东西”。所谓所有的东西者，是在眼前可使用的东西，为使用而拿到身边的东西。[41]然而，Ousia是在与人的交涉的存在而为有，这一事实，系由特别留心的学者的研究，才开始明了的。西洋人，一般地把存在判断作为文章而表现出来的场合，这种与人的关连，大体被忽视掉。因为被忽视掉，所以如此地唤起注意，才被看作是很特别的。
当然，在汉语中，如“A有B”这类的文章，A也可能系不是人而是物体。例如“山有火”、“庖有肥肉”之类。这种场合，“山”、“庖”，虽然不能作有的这种行为，但这是把有的这种人的关涉方法，移之于物体，作拟人的表象而加以叙述的。因之，在存在判断中所含的诸概念之意味关连，西洋人与中国人的场合，稍稍不同。把“庖有肥肉”（《孟子》）与英文的There is some meat in the kitchen或法文之Il y a de la viande dans la cuisine相比较时，[42]在西洋人之心理中，“庖”与“肉”是无关系的，前者仅作为后者存放的场所，只是在此种意味上承认两者之关系而已。然而在中国人的心理中，则“肉”是隶属于“庖”的。于此，可以了解，西洋人的存在判断，大体是通过了分析的思维过程后所作的，而中国人则未经过此一过程。在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庖”之中有“肉”，是看作和桌有四脚，马有四蹄是同样的。在“庖有肥肉，原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四句文章中，一切的主语与客语之间，都认为是在同一意味的隶属关系。
因为这种情形，所以在汉语中，“有”字不置于文章之末尾，就此使其成为述语。因汉语一般是主语在先，述语在后，故以“有”为述语的存在判断（Sist），可说在汉语中并不存在。
从来，西洋一般论理学者，认为存在判断，是对于一个主语（例如“机”）而称述“有”的述语的（Prädikation）；换言之，即是“机”与“存在”之征表的结合。真的，仅就“S ist”这样的表现形式看，大体，这样的看法，也非勉强。然而，在西洋的言语中，Il y a, Es gibt, There is等的文章，必定先述说“有”。接着在Es gibt之后，或加上eine Uhr（时钟），或加上eine Füllfeder（自来水笔），或成为There is nothing也不一定。Es gibt等，也可认为是说话者给听话者以了解的准备表象。至于存在判断能否成立为独立判断的种类，在西洋学者间，从来也有异论。亚里士多德派（peripatetiker）的爱德姆斯（Eudmos）认为“有”（E’otl）这个动词，可以作为判断之述语，因之，存在判断，不必要系辞，仅以二项为已足。[43]相反的，阿力克山大多罗斯（Alexander vor Aphrodisiä，198-210），则加以反驳说“有”这个动词，仅可作为系辞，不能作为述语。[44]对印度的论理学者们来说，存在判断一点不是问题，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概念而叙述另一概念的，是亦内含有论证后者的存在之意。所以他们不承认存在判断这样的特别的判断。(https://www.daowen.com)
又据近世论理学者布伦塔诺（Brentano）的说法，普通的判断，是在定立主语的存在判断中加述语判断的二重判断（doppelurteil）。例如“此木开花”（Dieser Baum blüht）的情况，此时话者先承认“此木”，所以已经作了一回存在判断的单一判断。接着再作承认“开花”的这一述语的判断作用。作为二重判断之综合，而说“此木开花”，所以这是两个判断的综合。[45]据继承他的马尔特（Marty，1847-1914）的看法，存在形式之文（existenzialsatze），例如Es gibt、Il y a，是缺少论理上的主部而有文法的形式的主部，述部“无主部”文（subjekt’ose Satze），是表示单一判断的。[46]至少并不像一般的存在判断，先确立某一事物为主语，然后再做“存在”的述语。是异于普通的包摄判断的一种判断形式，此为其他的学者所表明的另一见解。例如，据纪格瓦尔特[47]（Christoph von Sigwart，1830-1904）的主张，认为所谓存在判断者，是关系判断之一；是先表现被表象的某种对象，及直观表象此对象之主观的相关关系。
若考虑到若干论理学者们这类主张，则不能断定印、欧语中存在判断的表现形式，是唯一正当的；汉语的这种判断很难说是不适当的。在某些场合，汉语反而可说是更能表明存在之真义。在存在判断中，存在和被述语的东西，和某物有相关的关系，西洋语言中，没有明白地表明出来，而在汉语的存在判断的表现形式中，却常在表现里使其能意识到这种关系之存在。而且所谓这种关系者，到底是对人的依存关系。若考察到这种事态，则仅就此点而论，汉语关于存在判断的表现法，恐怕不能说是非论理的。
中国人的思维中，被称为“有”的东西，是对于人的主体而为客体的对象的东西的缘故，所以是被限定的东西。因此，中国人所称为“有”的，同时即是被限定之事。如说“有人曰”亦可读为“有人，曰”，亦可读为“或人，曰”，与“或人曰”是同义。还有，在“二十有八年”、“三百有余岁”的表现中，“所存有的东西”，比之于所有的主体，常是被局限的。并且仅仅“有”字，不成为判断的述语。“有”是常作为担当个别的、特殊的性格而被表象着，不作为普通者去加以表象。
在这一点，中国人与希腊人或印度人，恰恰是相反。而且民族全般的这种思维方法之特征，也常反映于代表民族的哲学之中。老子主张一元论的哲学，一元之本体，认为是周行于万物的普遍的东西。但在他的形而上学中，[48]也以“有”为形容现象界，即形容万物的字。现象，是我们认识的个别的东西，故呼之为“有”。相对的，道则系超越我们认识的实在，不能以我们的言语形容，所以假名之为“非有”，即，呼之为“无”。遍在于万物之原理不是有而是无。此一思维方法，规定了中国人以后的形而上学的发展。像希腊的Eleatics学派，印度的优婆尼沙陀或吠陀学派，规定绝对者为唯一之“有”的形而上学，在中国毕竟不曾成立。又如新柏拉图派一样，随着绝对者之“有”的渐次开展而减少实在性的这种哲学学说，这是中国人想也不曾想到的。
二、存及在
与“有”相似的字有“存”。这是说人，自觉地保持着存于人的某种东西的。并且“存”对“亡”而言，意味着主体的行动。正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明白地带有时间的性格。由存身、存生、存命、存录这些用法可以知道，“存”的本来意味，是“存……”，不是“……存”的。[49]仅仅，被保存于人的东西，由此而继续保有，所以在日本语，客体的、对象的东西，称为存的这种用法，便以此而成立。因之，用“存”这个动词的场合，主语也是人的行为主体，客体的、有的东西，则作为客体被表示出来。[50]而且“存”较之“有”，更含有人意志的努力的意味，在这点上，是极能表示中国性格的字。印度、欧洲语，没有相当于“存”的字，连近似的字也难于发展。因此，从印度语译过来的汉译佛经，虽屡屡用“在”字，但几乎没有用“存”字。使“有”的东西与人的意志的努力相关连而把握之，我们可于此看出中国人思维方法的一显著的特征。
对比于“存”的语是“在”，是在某场所之意。亦有表示在某一定之时期或关系之中的，[51]但此种场合，其时期或关系，都是空间地被从表象加以观看。作为场所的空间，不论系何意味，总是客观的原理，所以“在”字可以说是最近于西洋的sein, to be的字。当用“在”的动词作存在判断时，客体的、对象的东西，被建立作主语。例如“子在齐闻韶”（《论语》），“云在天，水在瓶”。因之，用“在”的存在判断，可以说是最近于西洋印度语中的存在判断的表现样式。故汉译佛典，屡用“在”字。然而“在”字必随伴着场所的联想；而且从实际之用例看，场所多意味着某种人的关系。[52]所以汉语在此种场合，也是很少离开人的关系，去把某种东西作为自然的有，而去加以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