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连锁式
连锁式，是中国人最爱好的推理形式之一。西洋论理学书上使用这种连锁式的实例，作为前提所提出的各种命题，几乎都是分析判断。即是许多场合，多是从几个分析判断的连锁，而得一个作为结论的分析判断。这一点，在与亚里士多德连锁式对立的哥克勒尼连锁式（Goclenim sorites）也是相同的。
依据分析判断的推论，在现实问题上，一点不会增加知识，所以西洋典籍中，用连锁式的比较少。最低限度，用连锁式所表现的思想，西洋很少作为在现实实践中的思想的基本的命题。然而在中国典籍中，连锁式或类似连锁式的论法非常多。当然，因为中国不曾成立形式论理学，虽移入了印度的因明，但因为没有论理学的彻底了解，所以也不曾作关于连锁式的论理学上的一般的立论。然而，类似连锁式的论法，实际是中国人所好的。
在中国古典中，也有定言的连锁式实例。例如：
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二十五章）
但为中国特征特别显著者，乃在其他的表现形式。
作为连锁式表现方法之一，例如，在《老子》中有“A，是以B，故C”的这种表现方法。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第二十七章）[59]
丘尼特（Kühnert）在老子其他的文章中，详细研究了“是以”及“故”的用法。其研究结果，认为以“是以”开始的文章（B）是表示最初所述的文章（A）之一般的原则（或者是事情，beschaffenheit）的适用（nutzanwendung, praktische anwendung）。以“故”开始的文章（C），是表示从前文（B）而来的必然的结果（效果，wirkung）的。“是以”相当于拉丁语之Ideo, Proinde，“故”相当于Ergo。
前进的或后退的连锁式，儒书中也很多。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第二十一至二十三章）(https://www.daowen.com)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中庸》第二十六章）
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中庸》第二十九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第一章）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治而末乱者未之有也。（同上）
以上，大体都可视为前进的连锁式。
另一方面，也有后退的连锁式。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
中国人像这样的既用前进的连锁式，也用后退的连锁式。但在西洋论理学中，前进的连锁式，是综合的连锁式；后退的连锁式，即是分析的连锁式。中国古典中的连锁式，很难看出与西洋者完全相同。中国古典中，一个概念与一个概念之间，可以认出哪是更基本的，哪是更派生的；哪是更普遍的，哪是更特殊的这些漠然的关系。然而，一个概念对于另一概念，是立于分析的或立于综合的关系，则不很明确。这里可以认明中国人的非论理的性格。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并非由形式论理学所说的形式整备的连锁式去活动思维，表现思维。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方法，中国这个程度已经充分了。因之，我们于此可以了然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实际的、即物的倾向。特别是在以行为目的与其实现手段作为问题这点，显然是实利主义的。中国人的论理的思考之活动方法，不是西洋人的概念的，也不是实在论的。无宁可以说是功利的、权宜的。
西洋论理学中，构成连锁式的各个命题，先作为定言判断（kategorirches urteil）来处理。定言判断，在一切判断形式中，是最单纯而且最基本的，所以重视合理性的西洋人，先着眼于此，可谓当然之事。古时的西洋论理学，不很重视假言判断。认识论地看，假言判断，不直接表示真理，因此，亚里士多德不重视假言判断。假言判断，是到亚氏之末流，及斯多噶派才当作问题的。
然而，在中国，从上面所揭示的实例看，含在那些论式中的各个命题，多是假言判断（hy pothetisches urteil）。（因此，假言判断的前件与后件的中间，常放“则”或“斯”字以连结之。）这些议论是就人一旦具备某种德（例如诚）时，实际会出现某种理想的状态，或者为达到理想的状态，应经历某种手段乃至过程，主要由支配者的阶级伦理的立场加以说明的。[6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论究的动机，完全是实践的目的。这才是连续着作假言判断的原因。这种论究的方法与印度有很相类似之点。即是以人的活动为问题。而不是追求自然现象间的因果法则，乃至普遍的概念与特殊的概念间的关系。中国的学者们，对于外部的自然界的事物，或抽象的观念，没有兴趣；专求政治的道德的指导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