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思想史的方法问题

钱先生在思想史上所得的结论，是来自他治思想史所用的新考据的方法。因此，我对治思想史的方法，想略陈述一点意见。古人的思想，保存在遗留的文献里面。要了解遗留的文献，如文献的本身有问题，当然须要下一番训诂、考据的工夫。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争论。但仅靠训诂、考据，并不就能把握得到古人的思想。在训诂、考据以后，还有许多重要工作。

我们所读的古人的书，积字成句，应由各字以通一句之义；积句成章，应由各句以通一章之义；积章成书，应由各章以通一书之义。这是由局部以积累到全体的工作。在这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的所谓训诂、考据之学。但我们应知道，不通过局部，固然不能了解全体，但这种了解，只是起码的了解。要作进一步的了解，更须反转来，由全体来确定局部的意义；即是由一句而确定一字之义，由一章而确定一句之义，由一书而确定一章之义，由一家的思想而确定一书之义。这是由全体以衡定局部的工作，即赵岐所谓“深求其意以解其文”（《孟子题辞》）的工作，此系工作的第二步。此便非清人训诂、考据之学所能概括得了的工作。这两步工作转移的最大关键，是要由第一步的工作中归纳出若干可靠的概念，亦即赵岐之所谓“意”。这便要有一种抽象的能力。但清人没有自觉到这种能力，于是他们的归纳工作，只能得出文字本身的若干综合性的结论，而不能建立概念。因此便限制了他们由第一步走向第二步的发展。所以清人的训诂、考据之学，都只限于以实物（广义的）为对象的活动，字形、字音、版本上文字的异同，记载上事实的异同，这都是用眼睛可以看见的实物，清人所谓由群经以通一经，也只是群经间实物的参互比较；清人训诂、考据学的活动，没有超出这种范围。不仅他们不能超出，假定超出了，他们便会自觉到这已经不是训诂、考据之学。由此种实物范围以内的活动所得的材料，对于一部书、一个人的思想来说，好似把做房子的砖、瓦等材料，搬运到了现场。但这些材料还缺乏以一个图案为导引的安排，因此便不易确定这些材料的相互关系，因而不能确定每一材料的价值。因为各个材料的价值，是要在相互关系中予以确定的。所以仅有这步工作，并不能得出古人的思想。以实物活动为基础，以建立概念为桥梁，由此向前再进一步，乃是以“意”为对象的活动；用现在的术语说，乃是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活动。概念只能用各人的思想去接触，而不能用眼睛看见。概念的分析、推演，在没有这种训练的人，以为这是无形无影，因此是可左可右，任意摆布的。但是凡可成为一家之言的思想，必定有他的基本概念以作其出发点与归结点。此种基本概念，有的是来自实践，有的是来自观照，有的是来自解析。尽管其来源不同，性格不同，但只要他实有所得，便可经理智的反省而使其成一种概念。概念一经成立，则概念之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乃衡断一家思想的重要准绳。在一部书中若发现不出此种基本概念，这便是未成家的杂抄。有基本概念而其合理性、自律性薄弱，则系说明此家思想的浅薄或未成熟。将某书某家的概念，由抽象的方法求得以后，再对其加以分析、推演，这是顺着某种概念的合理性、自律性去发展。愈是思想受有训练的人，愈感到这种合理性、自律性的精细、严密，其中不容许有任何主观的恣意。某种东西为此一概念之所有或可能有，某种东西为此一概念之所无，或不可能有，概念与概念之间，何者同中有异，何者异中有同，何者形异而实同，何者形似而实异？异同之间，细入毫厘，锱铢必较，其中有看不见的森严的铁律。在此种精密的概念衡断之下，于是对于含有许多解释的字语，才能断定它在此句、此章、此书、此家中，系表现许多解释中的某一解释，确乎而不可移。黄梨洲谓“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明儒学案·凡例》）。他这几句话，与我上面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不过他是顺着中国学问的性格，不用概念，而用“宗旨”二字。此一阶段的工作，不仅为清人所不能了解，并为五四运动以来做考据工作的人所未能了解。钱大昕《经籍纂诂序》说“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这几句话代表了乾嘉考据学家的总意见。但他就在这篇序中，谓《大雅·烝民》之诗“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诂训也”，以作义理出于诂训之证明。按郑《笺》谓：“故训，先王之遗典也。式，法也。”“古训是式”，即是以先王之遗典为法，文义甚顺。诂训则是解释遗典的东西，把这句话解成为“诂训之不忘”，认仲山甫也是在那里弄诂训，其牵强不通，真令人喷饭。他在同一序中引“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以作宋贤“师心自用”之证。按《召南·野有死麇》的诗“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诱”字作“挑诱”解，有何不可？清人固蔽傲狠，他们的训诂，在许多地方较《五经正义》为开倒车，其原因便是这种好立门户的成见害了他们。他们在这方面有若干成就，也好像散兵游勇，中间总缺乏一个主帅。有的人也想将这些散兵游勇加以集合，以说明某一思想，如阮元的《释心》、《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集合了许多经过了他们训诂考据过的字语，但有如没有纪律训练的乌合之众，真是幼稚得不堪一击。等而下之，有的穷年累月，疲精弊神，连一个可以值得考据的题目也找不出。人固然不可以胡思乱想，但更不可以不思不想。不思不想的结果，连考据也要被断送掉，这才是今日学术界可悲的现象。此其间有如王国维、陈寅恪、陈援庵、汤用彤诸氏，渐由考据走上思想史的道路；虽深浅不同，但这已真是凤毛麟角。所以我曾经说，此一步工作的性质，与清人所谓训诂、考据，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这种以概念为活动对象的工作，还应时时扣紧语文，反转来要受语文的约束，要受语文的考验，不可以语文去附会概念。因此，初步成立的概念，只能说是假设的性质，否则容易犯将古人的一句话、一个字，作尽量推演的毛病。凡是立足于很少的材料，作过多的推演的，结果会变成所说的不是古人的思想，而只是自己的思想。因此，由局部积累到全体（不可由局部看全体），由全体落实到局部，反复印证，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靠方法。但若仅仅停顿在这里，则所得的还只是由纸上得来的抽象的东西。古人的思想活动，乃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的存在。此种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存在，总有一种距离。因此，由古人之书，以发见其抽象的思想后，更要由此抽象的思想以见到在此思想后面活生生的人，看到此人精神成长的过程，看到此人性情所得的陶养，看到此人在纵的方面所得的传承，看到此人在横的方面所吸取的时代。一切思想，都是以问题为中心，没有问题的思想不是思想。古人是如何接触到他的问题？如何解决他所接触到的问题？他为解决问题，在人格与思想上作了何种努力？以及他通向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经过何种过程？他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何实效性、可能性？他所遇着的问题及他所提供的方法，在时间、空间的发展上，对研究者的人与时代，有无现实意义？我们都要真切地感受到。所以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时代的具体。经过此种层层研究，然后其人、其书，将重新活跃于我们的心目之上，活跃于我们时代之中。我们不仅是在读古人的书，而是在与古人对话。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庄生所谓“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此乃真是九原可作，而治思想史之能事毕矣。若是以读书为个人修养之资，则到此一境界，对前阶段的工作，真可“忘”而不顾。但若以治思想史为目的，则与前一阶段的工作，仍要时时互相推证，互相制约，可分而不可分，可忘而不可忘，乃不致发生支离或独断之弊。

由群经以通一经，由诸子以通一子，如钱先生所强调的会通的方法，当然也很重要。但这里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是欲以群书互相参校，必先就各书之本身作一切实之研究，必须顺各书之章、句、词，作由局部而全体、由全体而局部之研究，就本书求得本书之解释，就本书求得本书之结论。必通过此一阶段以后，在群书互相参校时，乃能使各书、各家的脉络分明，异同自显，不至有附会含混淆乱之弊。否则一开始即以甲书释乙书，或以乙书释甲书；在甲书中预找乙书的结论，或在乙书中预找甲书的结论，把几步路作一步走，我认为这是有莫大问题的。

我读钱先生这几年的著作，似乎钱先生抱有一个宏愿，即是要建立一个庄学的道统。钱先生认庄子为道家之祖，不仅老子由此出，《易传》、《中庸》、《大学》及有思想性之《小载记》等，亦皆认为出自庄、老。宋明理学，若仅从文献上的根源说，则《中庸》、《大学》、《易传》，实为其不祧之宗，至此而亦成为老、庄思想的转手。生于庄子以前之孔子，在钱先生“能实有其好恶谓之仁”的新异解释之下，也变成为具体而微的庄子。此说如能成立，诚为研究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但由钱先生新考据方法所得之结论，千百年后所不敢知，当前则是很难取信的。(https://www.daowen.com)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人生》一六九期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人生》一七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