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先后问题的简单考察
钱先生在《自序》中，根据自己治学的方法而坚主“先秦道家，当始于庄周”，遂断定“老子，乃承于庄、惠、公孙之说而又变”，所以我对老、庄先后的问题，在针对钱先生的论证作商讨以前，先述一点自己的感想。历史上常有不俟新材料出现，即只能作大体的推断，而不能作精密断定的问题，我们便只有甘心于大体的推断，而不必故求精密，以免流于穿凿附会，愈求愈远。我想，有关老子的问题，正是这种例证之一。大凡研究某一问题，首先应决定何者是对该问题的最基本的材料。自来研究《老子》的人，多以《史记·老子传》为出发点，而忽视《庄子·天下》篇。实则《老子传》多受《庄子》一书的影响，而老、庄的关系又是如此密切，则《庄子·天下》篇谈及老子的材料，实较《老子传》更为重要。《庄子》一书中的人名、故事，虽多属寓言，很难作考据的根据，但出现在《天下》篇中的材料则无可怀疑。庄子与惠施之关系最深，不仅其书中多承用名家之命题而加以反驳，且直接与惠施相论难者亦不少。尤可注意的，《庄子·内篇》七篇中，《逍遥游》及《德充符》两篇皆以庄子与惠施之论难作收束，而《天下》篇亦以批评惠施作收束。即此一端而论，则许多人主张此篇乃出自庄子本人，除因为其文章的风格意境与内七篇完全相同以外，此点亦可加强其理由。所以我相信这是庄子的自序。钱先生在所著《庄子纂笺》之《天下》篇标题下所引的四家注释，也都以为这是庄子的自序或后序。即退一步讲，此篇若不出于庄子本人之手，亦必出于亲承庄子教说的门人之手；因为把这篇文章和《外篇》、《杂篇》中几篇可疑的文章相比，其朴茂与浅薄之分极易明白，决非几经转手后所能写成的。此篇对于当时学术一般的叙述，及对各个学派的批评，深刻平允，这正合于《史记·庄子传》“其学无所不窥”之言；而其中言及老聃一段，与现存《老子》一书之思想，皆大体符合。其引老聃“知雄守雌”数语，则有现存《老子》可为佐证；其中“建之以常无有”一语，我怀疑即指《老子》第一章“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二语的约化（照司马光、王安石、苏辙等的读法，以“常无”、“常有”为读），因此二语乃《老子》全书之纲宗。所谓“建之以常无有”，即系说建立“常有”的态度、建立“常无”的态度，由此两种态度以窥探宇宙的奥秘，即“观其妙”、“观其徼”。由此可知现存《老子》一书中的思想，系来自《庄子·天下》篇中所称之老聃，是可断言的。钱先生谓老子的思想“系承庄、惠、公孙之说而又变”；但查钱先生《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列公孙龙于前二八四至前二五七之间，下距韩非之死仅二十四年（非死于前二三三），韩非著书在入秦之前，而老子成书又在公孙之后，则依钱先生的考证，老子成书之时代当与韩非著书之时代相近。此不惟无以解释韩非书中何以已有《解老》、《喻老》，且依钱先生《一览表》，在老子成书之前的《荀子·天论》篇已谓“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解蔽》篇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不仅老、庄分举，两人思想之特点各自分明；而荀子乃批评到较他晚出之老子，岂非异事？尤其是《庄子》的《天下》篇，纵使非出于庄子之手，则此文产生之时代究在老子之前，抑在老子之后？若在老子之前，则此篇中何以有关于老子思想的明确叙述？若在钱先生所考定之老子年代之后，而老子又是庄周思想的继承者，则不仅此篇的风格与意境，与产生此篇的时代不合，且庄子分明是此篇中的主体；则写这篇文章的人，对庄子而言，为什么要称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而将其安放在庄子前面？冯友兰没有看懂“古之博大真人”这句话的“古”字，遂以老聃为传说中人物；殊不知这句话与《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及《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的话，完全相同，只是对于前辈的称赞之辞。《论语》“古之狂也直”的“古”，也只能解释为从前的，决没有历史上“古代”的严格意义。由“古之博大真人”这句话，可得两点结论：一是老聃乃写《天下》篇这篇文章之人的前辈，一是《天下》篇是站在庄子的立场来写的。若庄子为道家的始祖，则这种对前辈的称呼，应加在庄子身上而不应加在老子身上。且就思想发展的一般趋向而论，老子虽主张清静无为，但仍以如何解决政治问题为其思想中的主要环节之一。庄子则把政治一脚踢开，直从人生、社会上求取精神的大解放，这分明是由老子以消极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此种发展，是与当时贵族政治逐渐崩溃的社会背景相适应的。且老子在思想上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无”的观念，这是中外研究老子的人所共同承认的。“无”的观念，才是使老子之所以成为老子的特色。有老子“无”的观念，才能发展为庄子“无无”、“无无无”的观念（见《齐物论》）。不仅如此，《庄子》上许多观点，都是老子思想的向前发展。例如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在这里，老子有“长生”的要求，有“先后”、“内外”的区别，因而希望身能“先”、能“存”，不过他所用的乃退后一步，以不竞争达到目的之方法，与一般世人不同。在目的之本身上，与一般世人并无不同。但庄子则说“莫寿于殇子”，是他并不重视长生；又说“天地与我并生”，是他并不认时间上有先后；又说“万物与我为一”，是他并不认人我间有所谓“内外”。此种思想发展之简式应为：
世人“先其身”→老子“后其身”→庄子则泯除时间上之先后（天地与我并生），因而当下得到安顿。
世人“内其身”→老子“外其身”→庄子则泯除内外（万物与我为一），因而当下得到和谐。
又如：
世人无常→老子得常→庄子则泯除常与无常而主张物化，因而当下得到解脱（《诗·大雅·文王》“天命靡常”，是无常乃传统之观念）。
像这种思想发展的轨迹，我觉得很难颠倒的。
然则现存之《老子》一书，也是成于《庄子》之前吗？我觉得这不能笼统地说。(https://www.daowen.com)
一般人谈到先秦古典，很容易用后人的情形去推想。后人存心著一部书，把它印刷出来；印刷多了，有版本不同，于是后来的人加以校刊。先秦在孟、庄时代以前，恐无存心自著一书之事。《论语》记有曾子死时的情形，记有子夏、子张门人问学的情形，则《论语》是经过三传才编纂成书的。由齐《论》、鲁《论》、古《论》之分，可知编纂者亦非一人一地。在《论语》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可以推想有的是把孔子所说的话，由门人当时记下的；有的则或系经口耳相传后才把它记下；并且在鲁《论》、齐《论》未编成定本以前，可能先有若干互相传习的几多种的雏形《论语》。即鲁《论》、齐《论》编成定本以后，还有未收入于《论语》之中的记录；或者口耳相传，一直传到更后才记录出来的，有如《论语》以外，《易传》、《礼记》中所援引的孔子的话。《论语》之所以能更代表孔子的思想，恐怕是因为当时直接记下的材料为多，所以语句非常简单而圆满。中间有一小部分文字较繁，风格亦感到与全书不相称，这恐怕是经过相当时间口耳传承以后才记录下来的。使用的字语及文章的风格，随时代而渐变，这在社会变革急激时更甚。由后来追记或编纂的东西，便容易渗入追记者或编纂者个人及其所处的时代的因素。例如在《礼记·祭义》孔子答宰我问中，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的话，《正义》：“案《史记》云，秦命民曰黔首。此记作在周末秦初，故称黔首。此孔子言，非当秦世。以为黔首，录记之人在后变改之耳。”且在口耳相传中，同一个思想或故事，也会有其自身的发展。这只看《论语》“子在川上”一章便可明了。《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及到《孟子》的时候，此一故事在徐子的口中，只说到孔子“水哉水哉”的空洞赞词，而问孔子“何取于水”。在孟子的答语中补出《论语》所记的“不舍昼夜”，却将“逝者如斯夫”改成“原泉混混”；下面再加上“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亦如是”的解释。到了《荀子》的《宥坐》篇，便成为“孔子观于东流之水”的一百三十五字的故事，而谓孔子之所以喜欢观水，乃因水“似德”、“似义”、“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这类情形在先秦典籍中很多。因此，代表某人思想的著作，并非即是某人自著的书。同时，成书的年代，亦并非即是书中内容成立的年代。根据由某书若干词句的时代性，以推断某书成立的年代，固不失为一种考据的方法〔按此种方法，我现在看来，也大有问题，此处不及详。补志〕。但若因此而断定其思想成立的年代，则不能不特别谨慎。且即使系自著之书，若在当时之影响较小，传播不广，则此书所保存的真面目亦愈多；若影响较大，传播较广，则因当时无印书之事，辗转记诵抄录，常不免渗入传承者个人与时代的因素。准此，我对老子其人其书，试作如下的推断：
（一）孔子与老子关涉的有无，可暂置不论。《庄子》中所述孔、老的关系，分明多出于庄子对儒者的调侃态度，不足为据。而后来一切孔、老关系的记载，皆自此出。如《天运》篇谓“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这分明是针对《论语》“五十而知天命”来加以调侃的。若认为孔、老果有关涉，则对《礼记·曾子问》中的材料，便不能不加以尊重。但在《曾子问》中所表现的老子的性格，与《老子》一书截然不同。且从思想上说，道家思想，只有作为系对儒家思想之反动，而始能作完全之了解。《老子》一书的思想，若不在孔子之后，则我们很难了解此种思想所据以成立的反面的根据。
（二）老子的思想，也和其他的思想一样，并非是突然出现的，必有其相当早的文化传统及社会背景。所以在现存的《老子》一书中，可以发现若干儒、道两家共同引用的成语，如“以德报怨”及“有若无”之类，并不足怪。但道家之所以成为一家的思想，则必待“无”的观念之出现。“虚静”、“柔弱”等观念，皆由“无”之观念演变而出。而正面提出此观念者，即《庄子·天下》篇中的老聃，此老聃正是庄子的前辈。此一推断与《荀子·天论》之“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韩非子·内储说下》之“其说在老子之失鱼也”，《吕氏春秋·不二》篇之“老耽贵柔”（“耽”即“聃”，《困学纪闻》十引此正作“老聃”），及《史记·老子传》之主文皆相合。其人必在孔、墨之后，但在庄子之前，庄子正继承此一思想而发展。否则对《天下》篇的材料及《庄子》一书的思想内容，便无法加以解释。
（三）老聃的思想，必有若干口语传授，或由他自己及其亲承门人已作有若干记录，所以书中的韵语，正是为了便于口传而来。传授渐广，记录者将非一地一人，最后始由一人加以编纂，而成为定本，大体有如现行本之形成。此编纂成定本时间，应在《庄子》之后，在传承编纂过程中，思想、文章风格及词汇各方面，必受有各传承者及编纂者个人及其时代的影响。不如此假定，则对现行《老子》中文体上的歧异（有有韵，或无韵）、重复，及用词与风格上之不一致，无法加以解释。
梁任公认定《天下》篇是庄子的自序，但又怀疑《老子》一书成于战国之末，此一矛盾只有作如上的推断，才能得到自然的解决。而这种推断，是与先秦的时代背景，及先秦直接谈到老子思想的可靠资料相合的。在此推断中，当然还有若干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我觉得与其为了勉强求得解决而流于穿凿附会，不如暂以此种程度的推断为满足。在此推断之外，当然还能容许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其中，有如胡适之先生认为《老子》成书在《论语》之前，钱先生以为老子思想在庄子之后，及冯友兰以李耳、老聃为二人而将著书属于李耳等三说，最难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