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思想的背景

现在要进一步追问的，孔子提出德治的背景是什么？

孔子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的自觉、向上，以达到人格的完成。亦即是要每个人发现自己的德，完成自己的德。作为统治者的人君也是人，而且是负有更大责任的人，则人君应完成自己的德，使首先能作为一个人而站立起来，这在孔子的立场，毋宁是必然的事。但除了此一基本立场外，孔子之提出德治还有其时代背景。

从哀公问“何为则民服”（《为政》）及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同上）等情形看来，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使统治者感到不安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之下，统治者常常觉得只有加强对人民的要求、管制，更只有以刑罚来作要求、管制的保证，才可将矛盾加以弥缝。这样一来，政治自然会完全变成为“刑治”，而使人民憔悴于虐政。但实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切矛盾，是由统治者采用与被统治者两种不同的行为标准所发生的。而统治者一切不合理的要求，都是来自统治者把自己的行为，安放在对人民要求标准之外。孔子针对这种情形，便首先要使统治者把要求于人民的，先要求于自己，先从自己实现。能如此，人民将不待政令的要求，在行为上自然会和统治者一致了。前面提到的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这是问用怎样的方法能够使人民对于他会“敬忠以劝”的。孔子立即把问题转回到季康子自己身上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上面三句话，即是很显明地指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间的矛盾，是要从统治者本身求得解决。并且通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典籍来看，凡是谈到政治问题时，尤其是在与统治者谈到政治问题时，无不认为政治问题的发生，皆是出在统治者的自身，而不是出自老百姓；这在消极方面，即是要减少乃至减掉统治者对人民的要求，使人民在精神与物质生活上能多得到自由的保障，这是提出德治的第一个背景。

如上所述，统治者对人民的要求，是以刑罚作保证的。现在既将要求转回向统治者自身上去，并且认为由此一转回，便可使人民同归于德，使刑罚归于无用，这是认为德治可以代替刑治，因而要求即以德治去代替刑治，这是提出德治的第二个背景。下面的一段话，将德治与刑治对比得最清楚：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政”是要求于人民的政令，“齐”是整齐，“刑”即是刑罚。有一点特须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政、刑，是指正常的政、刑而言，不是指乱政、乱刑而言。即使是正常的政、刑，它所收的效果，只能使人民苟且免于罪，但并不能使人民有以犯罪为耻之心，人民依然可以随时犯罪。这即是认为正常的政、刑，其效果依然是有限的，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政、刑是由统治者所加于被统治者的强制力量；孔子对政、刑效果的看轻，实际乃认定人民的问题是不能靠强制力量加以解决的。这里面含有对当时的政治在实质上加以否定的意味，所以他希望“无为而治”。(https://www.daowen.com)

“道之以德”，即是“子帅以正”的“帅以正”，亦即是所谓“为政以德”。德与政相对，礼与刑相对。礼、刑同是禁民为非的；二者的分别，《大戴记·礼察》篇说得很清楚：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能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之谓也。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哀戚。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礼的观念，经过春秋时代的发展，它的范围已经包括得很广。在孔子，更解消了贵族社会中的阶级意义，而赋与以纯道德的意义，即是以仁义代替了阶级。[108]且就“齐之以礼”这句话来说，乃是把人伦之道实现于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合理的行为方式”；由这种合理的行为方式的积累，而成为社会的善良风俗习惯，此即所谓“化民成俗”。刑是强制、惩罚，而礼是启发、熏陶。由“齐之以礼”，以至“化民成俗”，一方面可以使社会的秩序与自由得到调和，一方面可以鼓舞人的积极向善的精神，此即所谓“有耻且格”。据我的考证，“格”应作感通、感动来解释。儒家政治理想之一，乃是“象刑”，“刑错”。孔子提倡德治，在消极方面，便是要使“无讼”，即是要使“刑错”。所以连季康子“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杀”，孔子也加以反对。我不知费正清氏以何方法，竟可把德治归结到刑治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