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绝望中的期望

清代乾嘉学派及其末流，反对宋明儒对知识分子自身所作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呼吁；更不承认知识分子应当“变化气质”，以承当为大家所共同需要的“天理”。于是共产党乃以有组织的暴力，强迫知识分子“存阶级的偏理”，“去历史包袱之大欲”，“洗封建之脑”，这未尝不可以解释为从此一极端，弹向另一极端的物理反应。尤其是共产党的统治，虽然多少有些物质的建设能力；但这种建设能力，是在只有未来，没有现在；只有由共产党所代表的全体，没有人民的个人；只有牺牲，没有休息等情形之下进行的。那种“人民是为了建设”，而“建设不是为了人民”的极端构想，及无休无尽的清算斗争的极端手段，太远离了中国传统所要求的中庸之道了！宋明儒的“存天理”，是存人性所同然之理，以保障人民的共同利益；“去人欲”，是去知识分子高出于人民以上之欲，以成全人民的合理欲望。共产党则去人性之天理，而存阶级的“偏理”。他们甘心当乾嘉学派末流的尾巴，以反宋明理学，那是当然的。这种过激的偏理之足以杀人，远过于过去的专制，也是势所必至。于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下，大陆知识分子又发出了内心的呼声。这些呼声，我可以粗略地作这样的推测：他们在鸣放中的言论，决不是回头走向另一极端的遗毒方面去，而是希望把共产党的极端，作某些程度的修正，以使其稍稍接近于中庸之道。鸣放后的反右派斗争，实际是反中庸之道的最后斗争。一般知识分子，早在共党的手掌心里，当然没有丝毫反抗力量。斗争的结果，便是“人民公社”的出现。“人民公社”才完全拔掉了中国历史社会的根，使中国今后不再出现有中庸之道的社会基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理想性的一面，最低限度在目前的大陆，是暂时绝种了。共产党坚持对史达林的崇拜，正是此一事实所反映出来的必然的象征和结论。

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实行改造，这是理所当然的。改造的方向，关系于如何去认取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改造的成效如何？迄今亦已十有三年，从台湾各种角度看，皆彰彰在人耳目，无待我的缕述。其中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土地改革。但我可以坦率地说一句：国民党的许多党员，并不曾把自己的精神与此一改革熔铸在一起；当然更不会把自己立基于此一土改的社会基础之上，以改造自己的意识与做法。难道北平的故宫春梦和上海的十里洋场，将永远决定国民党员的意识形态吗？不过，我得另外特别提出一件小事，即是一九四九年出现了两个刊物：一是香港的《民主评论》，一是台北的《自由中国》。这都是由当时国民党所支持的刊物。这两个刊物，代表了当时若干知识分子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亦即是表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动向。它们有其共同之点，即是在民主自由的大前提之下，要重建反共的精神与合理的制度。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民主评论》开始是多寄希望于国民党内部的反省、革新，《自由中国》则多寄希望于社会一般人士的奋起、团结。《民主评论》是侧重在使民主自由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不认为自由即是纯个人主义的自由，也不一概排斥社会主义。《自由中国》则侧重在“民权清单”，守住纯个人主义的传统，更彻底排斥社会主义的观念。《民主评论》希望由中国文化的反省、澄清，以把握其精神及长短之所在，开中西文化融通之路。《自由中国》则彻底反对中国文化，反对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坚持经验论的立场。《民主评论》重视道德的意义，《自由中国》则有些人否认有所谓道德问题。《自由中国》的实际负责人曾费了很大的气力，想达成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大团结，并想推戴胡适为领袖，曾经想促成胡适和张君劢在美国交换一次意见，但胡适很难忘怀于科玄之争，更因政府借重他当中研院院长，此一希望遂未曾实现。最后则由《新时代》取代了《自由中国》。这一支知识分子的活力，便完全抹掉了。《民主评论》在政治方面的愿望，大概在一九五二、五三年之间，已告破灭。此后便只谈文化问题。今日正由唐君毅、牟宗三先生以忍辱波罗密的精神，苦苦撑持，想为中国文化保留一个讲话的园地。现也正面临随时可宣告结束的命运，（按已于一九六六年结束）可以说，由这两个刊物所代表的若干知识分子对国家时代的愿望，都已在现实中消失了！

此外，以香港为中心地点的海外人士，一度曾有第三势力的活动。所谓第三势力，实即继承民国十五年以后，希望在国共之间，建立一条中庸之道的运动。但是海外的知识分子，不能在社会上生根，而只能仰赖美国的援助，这便缺乏由根而发的柢力。乌合之势，一遇美援停止，即自然瓦解。并且知识分子传统的遗毒，并不因其流亡在海外而即会消失。他们中的许多人，弄来弄去，依然脱不掉以破坏共同理想、达到个人人欲的老路；惟有一点，我应当指出的：第三势力口号的提出，依然是极少数的心理正常、心地良善、有意无意之间，在中国理想性的传统下，要为民族生存开辟出一条中庸之道的乡愁的昙花一现。尽管他们对于这一点是出于不自觉的；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他们才瓦解得特别快。病菌是在人的不自觉中传入的，许多营养也常是为人不自觉地吸收。中庸之道，常常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自觉中，给他们以各式各样的影响。因为这才是大众的、实践的生存发展之路。

总结以上的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二十五年的短短历史中，他们所应当传承的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的中庸之道的理想，曾因缘抗战的机会而有短短的一场春梦。以后便成为两极化中的，身不自主的，被人摆弄的工具。最后，则由中庸之道的彻底破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借庄子的话说，“臣之质亡矣”。因此，这二十五年的历史，站在根据知识作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而言，是遇到亘古未有的绝望的悲剧历史。国家的命运以外，没有知识分子的命运；有建设性的中庸之道的复苏，这将是国家命运的复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复苏。这种复苏，十年出现？二十年出现？五十年、一百年出现？没有人能断定，但其必有出现之一日，则是可以断定的。因为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消灭掉；而中庸之道，乃出于人心之所同然。在创巨痛深，心理渐渐恢复正常的情形之下，此种理想，是从过剩的人欲方面复活起来？是从过激的偏理方面复活起来？也无人能加以断定。其可以断定的，是它必会以世界的规模复活起来。这是我们在绝望中的期望。即使那时我的墓木已拱，也将以当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自豪自慰于地下。(https://www.daowen.com)

按：写此文时，还不知道大陆上在当时已经大规模地发生了“修正主义”。所谓“修正主义”，即是从极端修正向中庸。虽然步骤很慢，但此一在中国文化传统下的伏流、潜力，不是文化革命暴力所能消灭的。因此我益信中国必会由中庸之道而获得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一日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