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抗战而来的团结与分裂

民国二十六年的对日抗战，这是以“弱”抗“强”的救亡圣战。此圣战的另一意义，是全国知识分子空前的大团结。共产党发表了实行三民主义、拥护政府的宣言，军队接受了政府所给予的番号。过去因内战、因思想等分歧而四分五裂的个人、团体，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向领导中心集中。迫近战区的学校、工厂、教员、学生、工人、技师，都走上漫漫的崎岖道路，冒着轰炸、突击、饥寒、死亡的危险，坚韧地移向作战的准备位置。几千年民族所蓄积的精灵，显现为前方的血肉与后方的血汗。这是民族非常艰苦的时代，也正是民族亘古未有的伟大而辉煌的时代。而其真正的内容，则是知识分子的大团结。当初所成立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虽不能完全代表此一内容，但较之以后之所谓民意机关，实更有社会上政治上的代表意义。

知识分子所以能抛弃成见而归于团结，追溯到底，还是宋明儒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再现。在精神上能保证这种团结于持久不坠的，依然是要大家“存天理、去人欲”，不因缘抗战以为利。而在现实上，也只有实行政治与社会的改革，以实现由中山先生所代表的中庸之道，满足十五年以后，大家或者意识到，或者意识不到的乡愁。只有中庸之道，才是广大团结的现实基础，才有把国共两党拉在一起的可能。但自民国十五年以来，代表中庸之道的少数人，有了沉挚的呼声，却没有一点可以自立的力量。于是此一道路的实现，只能期之于有现实力量的国共两党。

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在自己所占领的区域内，很计划精密地实行各种预定的清算斗争，其实行的程度，与其占领之时间，常成一正比例。并在这种基础上，作一切可能性的武力扩充，使它的势力彻底建立于全面武装及农村贫农之上。而在其势力未及之地，或初占领之地，他们却在三民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提出各种中庸性的口号。他们倡导民主自由，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加强团结，一切为了抗战等等，而绝不提共产主义，更不提阶级斗争。于是许多纯朴的青年，大量奔向延安及苏北，并一步一步地在各大学中扩大影响。而许多纯良的无党无派的人士，也把共产党当作一个进步的象征。总而言之，共产党是在其控制范围之内，以真正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并扩大其武装势力的基础；而在其控制范围以外，则以中庸路线的口号和面貌，建立并扩大其政治的影响与声势，以削弱、孤立它的政敌——国民党。

国民党面对此一情势，必须作若干政权的开放，有一番政治的改革，才可把刚刚团结起来的爱国知识分子，领导在自己的周围。但这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国民党必须深入社会之中，不是仅靠政令去统治社会，而是与社会中大多数的人民，及最富于前进性的分子，和协在一起。在代表他们的利益中，集中、提炼他们的意见；以他们的意见领导他们，重建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一努力，而只靠着政权自上而下的统治以图生存，便会感到政权开放一分，自己的生存即受到一分威胁，甚至是连起码的政权开放也不敢实现。然则叫有能力而又有政治兴趣的许多党外人士，怎样会俯首帖耳下来呢？二是居于国民党中统治阶层的各个人，应当有牺牲个人利益以成就团体利益的觉悟；否则，国民党的每一向团结方面的努力，向进步方面的努力，都会被视为与某些有特权的个人“过不去”，而随处受到阻扰，以至找不出团结的主体。(https://www.daowen.com)

民国二十七年冬，武汉陷落，政治的重心移向重庆。二十八年以后，敌人直指后方的攻势，因太平洋战争的准备与发动而告钝滞；于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稍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因抗战而暂时克服下去的“人欲”，在许多分子中，又很快地复活过来。在二十八、九年的重要时机，发生了下述的重要事件：汪精卫带着一批人叛国投敌；这是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最可耻的行径。物价大波动，使公教人员的生活陷于苦境。征兵在非常不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壮丁逃亡及在征送途中因饥饿而倒毙的，大量出现。这根本削弱了政府军队的组成力量。而带兵官吃空额的风气，又一天猛烈一天。征兵情势及士兵待遇的稍稍改善，是从组织远征军才开始。为了抗战而团结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其中政治意识较强的，开始组成了民主同盟。他们原意是想在国共之间，形成一种第三势力，以发生制衡的作用；但事实上的演变，他们与共产党的友谊，远超过对国民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对国民党完全对立的形势。这种发展倾向，对国民党的存亡，有绝大的关系；因为这代表了国民党以外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倾向。但国民党当时，只以“共党外围”四字，简单地加以处理。接着事实证明，连不须开放政权即可以从事改革，而这种改革，对国民党自身是绝对有利的建议，因极不相干的私人利害，也无实行之可能。这种倾向，使在国民党之外，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在情绪上是愤恨，在理智上是绝望，因而一步一步走向另一极端去。顺此倾向，演变至极，而有重庆校场口的武剧；以后再有闻一多、李公朴之死。就我所能了解的，两人之死，不是出于国民党高阶层有领导有计划的行动。当时陈布雷先生知道此事，和我商谈时，心情的忧忿，与我们一般无二。由此可以证明：由抗战所开始的知识分子的团结，因共党整个的计谋，与国民党若干人的愚蠢，未能凝结成为一条中庸的路线，致使这一团结已完全归于幻灭；而国民党面对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已完全失掉了涵容与讨论的精神力量。蒋先生以坚强无比的意志，贯彻了八年艰巨的抗战工作，卒获最后胜利。这种历史上的功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但此一功勋，终无补于他所领导的政府与党的完全失败，这是后来历史家所难解释的问题。

在抗战期间，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员，都和人民一样，过着茹苦含辛的生活；并在民族大义之下，为最后胜利而未稍萌堕退之心。只因若干上层的分子，多是顺着各人的“人欲”而活动，且不敢正视社会，不能面向知识；使历史的遗毒，日积月累地浸透于各人精髓之中，致令广大的国民党员，除了当一名机械性的公务人员，每天上下班而外，再也发挥不出一点真正的活力。民国三十二年，我因一偶然机会，由军令部派赴延安当联络参谋，在延安大概住了五个月，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所以，我几次提出的改造计划，都不能发生半点影响。后来，我对政府实际的情况明了得渐多，知道这是当然的结果。因为在统治阶层占得太久了的人，决不相信从每一个人内心所发的精神状态，及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民心，会有推动乃至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更不能了解只有先服从社会大众的意见，才能领导社会大众。尤其重要的，是以不合理的手段，取得了特权利益的人，每一改革，都与他的特权发生冲突；他们宁愿只保持今天的特权，决不想到明天的死活。所以，自民国三十四年夏季以后，我再绝口不谈国民党的改良改造等问题了！因为这也不能仅怪国民党的自身，而只能怪历史的遗毒过于深重。等到三十四年八月，突然胜利到来，这些遗毒更有充分发挥的机会。于是把“接收”工作，变成“劫收”工作；把敌人所剩下的一点点工业基础，破坏得干干净净。接着三十六、七年的选举，暴露出的廉耻丧尽的可怕情形，可说是迈越了往古。此种情势，引发了包括国民党许多知识分子在内的对当时政府的总背弃。少数了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很想为政府撑支危局；但凡是站到政府方面来的知识分子，立刻变得毫无气力。胡适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发动一部分在学问上有相当成就的教授，组织讲演会，却找不到听众。我曾经想结合一部分党内平日忠贞自爱之士，作勤王之师。但每隔一天，大家的心理即向相反的方向转变一天，最后只有完全撒手。平日视稍有异见，稍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如粪土、如草芥，积忿所至，一到有机可乘，即横决于一旦，纯至弃是非利害于不顾。情势演变至此，而仍望能保留住经八年抗战、劫收、选举以后的千疮百孔的统治权，则历史上黄巾之乱，黄巢之乱，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将作何解释呢？从历史发展的径路看，共产党所加于知识分子身上的斗争清洗工作，站在某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本身说，总多少会有几分内疚的。而从当时整个的局势看，先有绝对多数知识分子的背弃，才有整个军事机能的瓦解。冤冤相结，同归于尽。大家一起挖掘自己的坟墓，谁为为之？！孰令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