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向现实深渊的下坠及民族的乡愁

在上述的现实面与理想面的历史条件中，一般知识分子，多是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即是有的为了现实而抛弃理想；亦有的因理想而牺牲现实，或者想改变现实。不过自隋唐科举制度出现后，知识分子集团的由现实中下坠，直下坠到只知有个人的功名利禄，不复知有人格，不复知有学问，不复知有社会国家的“人欲的深渊”里去了。所以，唐薛光谦认实行科举的结果，是“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任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而宋朱元晦对科举的评议是：“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盗贼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详见拙文《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顺着科举向八股文演进的历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中作无底的堕落的历史。从某一角度讲，宋明理学是由反科举而反知识分子堕落的运动。他们希望从讲学方面能另开出一条与政治保持一种距离的知识分子的活路。清代考据是顺着科举精神所发出的反宋明理学的一种畸形的学术活动；他们以宋明讲学是“为害于国家”（见《汉学商兑》序例）；而其开宗大师阎若璩，在六十九岁时，因想求得“御书”之荣，特进京住在皇子府里等机会，一直等到病重仓皇抬到北京城外而死；这种精神状态，完全是由科举所养成的“举子”心理状态而来，决非宋明理学家所能忍受的。所以，鸦片战争以后所引起的知识分子的自救运动，在学术上必修正乾嘉时代饾饤考据的学风；在制度上必反科举、反八股；而集结此一自救运动之大成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在《上李鸿章书》中，主张了学校制度；在民族主义中，重新提出了中国的道统；在民权主义中，接受了民主主义（考试在今日只能成为行政中的一种技术，中山先生却把它提高为五权之一，是不必要的）；在民生主义中，接受了社会主义。我可以这样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仅从政治、社会方面来说，他实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而开出了以世界为规模的中庸之道。

但科举遗毒，深中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髓；其最显著的形态是：一、不择手段以争取个人升官发财的私利，而毫不顾惜公是公非。口头上可以讲各种学说，但在私人利害上决不相信任何学说。二、除个人、家庭享受外，对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只有破坏，而无半丝半毫的建设性。这种“遗毒”，于不知不觉之中，传播上了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中的许多党员，使其在主义与遗毒之间，不断地摇摆不定，而发生不断的斗争、分裂。每经过一次斗争，分裂，总是助长了遗毒的声势、气焰。更因为这种遗毒的自身是反建设的，不但使中山先生建国的理想落了空；并且因为大家不知在各种建设中安心立命，而只想在升官发财上安心立命，于是在“革命”的口号之下，运用了科举时代所意想不到的组织性、技巧性与勇气，一层一层地拼命向上挤。这更使社会的中层与下层，一天空虚一天，政治的金字塔尖，常常被挤得失掉了真正的均衡与安定。

正因为国民党中许多党员失掉了理想的“中庸”性格，一步一步地向历史的另一极端——“人欲”演进，便激起了另一极端的势力——共产党的崛起。共产党的性格，正可用当时流行的“过激党”的“过激”两字作说明。它对中国而言，是由历史的黑暗面，及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无情的侵略等情形激荡之下，受到苏联的支持而出现的；其不合于传统的中庸的理想，更不待论。他们在中国文化上的背景，以五四运动为中心，要彻底打倒中国文化，连把语言文字也句括在内。鲁迅有一句话是“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这并不仅仅代表鲁迅个人的意见。在此一背景之下，他们认为只有以背反性格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万宝灵丹。他们保留了五四时代的“赛先生”（科学）的口号，却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德先生”（民主）的口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五四时代偏激的文化精神，是与他们自己所提出的“德先生”，在本质上不能相容的。(https://www.daowen.com)

但不论如何，中国已置身于现代世界之林；在政治社会的闭锁状态中，依然有其开放的裂口。加以理想方面的深厚传统，在人的自觉中固可发生影响，即在人的不自觉中，也可发生某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当局势稍稍平静，知识分子的心理恢复了正常的时代，极端褊急之见，自然要受到淘汰。在民国二十年左右，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传统文化的极端破坏性已成过去，全盘西化论，只当作是一种笑谈；冯友兰以新实在论为基底的《中国哲学史》，亦即是被胡适称为正统的中国哲学史，很轻易地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松这一般研究西方学问的人，无形地走向中西文化融和之路，亦即是走向了中国传统中庸之道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路。

从政治方面看，国民党逐渐完成了国家需要的统一；但在努力统一的过程中，却又不断地发生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有的是来自军阀割据的野心，有的是来自政客的纵横故伎，也有的是来自借口于民主，把统一认为不是出自国家的理想，而是满足个人的支配欲。政治的分裂，自然随着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分裂。而在这些分裂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很有意识地要从两极端之间，走出一条第三的道路。此一倾向，在其本质上，是中山先生原始教义的道路，也是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当时国民党掌握有政权，共产党也有国际性的组织及一部分武力；而抱着上述中庸之道的少数知识分子，则是一无所有。所以，他们的意念，可以说是太天真、太纯朴；在现实中四面受逼，也四面受骗，因而常常发生流动、摇摆不定的情形。正因为这是天真的、纯朴的，是一无权力作凭借的，则不管代表此一倾向的少数人，在现实上如何脆弱，而他们的呼声，却正代表了我们民族在现代的真正乡愁；是千千万万的人，纽结在内心深处，却自己无法表达出来的胎息。这两年被台湾某刊物提出清算对象的“闽变”，正是野心军人利用此一乡愁所作的冒险行动。此一冒险行动的无知与失败，并不意味着此一乡愁的无知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