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从六和塔山上迁至保俶山后面的文教区。同年，与正在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成立了综合性的杭州大学。徐瑞云的老师陈建功从上海复旦大学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徐瑞云担任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

这一年，中共、中央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要争取15年赶超英国，全国上下齐动员。杭大师生们也通宵达旦，在校园里搭起了“土高炉”，开始大炼钢铁。当时数学系部分同学因找不到炼铁的原料，就到教师家中去讨废铁。徐瑞云家没有废铁，她就把完好的铁炉子和铁栅栏等铁器送给同学。同学们很高兴地把它砸碎，放在土高炉中烧。最后，在炉底结出了一块粘着煤渣的蜂窝状铁疙瘩，同学们连忙贴上大红纸，敲锣打鼓地向上面报喜：“钢铁炼出来了！”这种现在听来十分可笑的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的天真热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那时全国发生的违反科学规律的“浮夸风”。

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农村乱伐滥垦，生态和资源遭到破坏，又加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考验，接下来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许多地方哀鸿遍野。在杭大，许多师生得了浮肿病和慢性肝炎。由于吃不饱，学生无力上课，上面只好叫学生多睡觉，早睡晚起。据谢庭藩回忆，当时他也得了浮肿病，卧床不起。徐瑞云把上级补助给她的鸡蛋送给他吃，这事使谢庭藩终生难忘。当时系里有一位年轻助教，他的一位在农村的女亲戚身患重病，贫病交迫，来杭求救。医院要病人先交300元才能住院治疗，这笔钱相当于一位青年助教半年的工资。当时除了少量配给食品外，市场上只有高价糖、高价饼。人们食不果腹，哪会有钱多呢？眼见病人奄奄一息，这位助教一筹莫展，是徐瑞云伸出了救助之手，为病人付了这笔医疗费。这位农妇住院不到半个月，就基本康复出院了。农妇返回农村后，夫妻俩努力劳动，把自留地上生产的东西卖到自由市场换来钱，很快就归还了这笔救命钱。如今这位农妇常对她的子女说：“我的命是一位大学女老师救来的。要不是她，今天也没有你们。”这些是三年困难时期，徐瑞云关爱他人的事例之一二。

1961年，颁布了“高教60条”，教育秩序开始恢复。在徐瑞云的筹划下，陈建功开始在杭大指导第一届研究生。数学系成立了函数论、几何、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和计算数学等教研室。为了把杭大数学系建成全国函数论基地，使数学系跻身全国先进行列，徐瑞云和全系师生一起不断努力。

徐瑞云虽行政事务繁忙，仍亲自给研究生和大学生讲课。她的教育思想是主张培养学生具有全面扎实基础的通才教育。她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学校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优质木材”，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既可以做梁做柱，也可以做桌子、板凳。她要求学生像海绵一样吸收多方面的知识，要求学好外语，便于吸取国外先进的东西。徐瑞云平易近人，常去学生宿舍，同学生谈心，了解学习情况。

在陈建功、徐瑞云和白正国等导师们的努力下，杭大数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如在概率论研究中取得了国际领先成果的林正炎，1962年刚毕业留校，就是得到徐的指导和关怀而逐步成长起来的。(https://www.daowen.com)

1964年，全国第一次函数论会议在上海衡山饭店召开。会议由华罗庚、徐瑞云主持。熊庆来等老一辈著名数学家和陆启铿、杨乐、张广厚等中青年数学家均出席了会议（陈建功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阵容很大，徐瑞云担任大会组委会党组负责人，还带领函数论研究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全国函数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亦称“四清”）开始了。杭大部分师生下乡参加农村社教。数学系部分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下厂搞“技术革新”。其余仍在校上课。

是年，高教出版社约徐瑞云翻译卡拉塞奥多里的专著《复变函数论》。这部著作与一般的复变函数教科书很不相同，有独特的几何理论和函数正规族理论等丰实的内容。这是卡拉塞奥多里最后一部倾注了心血的著作，可惜作者未能在生前见到它出版。

徐瑞云渴望把她导师的这部力作尽早介绍给中国学者。她那时既要下厂参加劳动又要负责在校师生的教学工作，在工厂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只能利用晚上空余时间，翻译了部分样稿。同时指导在厂里劳动的赵彦达，业余时间边读边译。徐瑞云于1965年年底与大部分数学系教师一起到嘉兴市平湖县参加“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直至“文革”开始方回校。由于干扰太多，徐瑞云一直无法完成翻译任务，直到改革开放后，终于由赵彦达译完，实现了徐瑞云的遗愿。该译著于1985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由于经费等原因至今尚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