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长沙一贾生”——追念任铭善先生

“论定长沙一贾生”，是夏承焘先生《挽任心叔二绝》的结句。《夏承焘集》收录此诗时作者又加自注说：“陆维钊先生尝谓见心叔，可想见贾生之为人。沙孟海先生亦以为然。”任铭善心叔先生是我的老师，在问学求教的感受中，我觉得夏先生的诗句，是对任先生坎坷遭遇、多才薄命一生的恰当而形象的比况。

1957年夏天，我考取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离家赴校之前，我去向一位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告别。他告诉我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名鼎鼎的任铭善教授，是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苴丰区坚持敌后“游击教学”时的同事马素娥先生的丈夫。听了他的话，没有出过远门的我，顿时觉得去杭州的路好像近了许多。

几天之后，我又顺路去南通中学向几位老师辞行，可是一进校门，就觉得气氛十分紧张，眼前所见，仿佛不是母校的模样：礼堂前面全是大字报，所点名批判的老师，多数是教过我的、很受同学们欢迎的老师。遇到的几位熟悉老师又都低头不语地匆匆走路。我正茫然无措时，恰巧碰到一位政治老师，他好像还是往日的模样。他告诉我老师们白天晚上都开会，叫我不要去看他们了，早点离开学校。他再三叮嘱我，反右斗争还在进行，到了大学里要积极参加运动，站稳立场，明辨是非。(https://www.daowen.com)

果然，一进大学校门，就闻到火药味，战斗犹未歇，“弹洞前村壁”。不少地方都有大字报，有的很完整，有的不太完整了。从大字报上我知道“大名鼎鼎的”任先生已成“大右派”了，有的大字报上还说他是“极右分子”。刚进大学时，可能是一种好奇，特别欢喜打听一些新闻逸事。第一学期末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些同学在健身房前面的篮球场打球。突然，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指着一个方向对我们说：“那就是大右派任铭善！”我马上放下球，望着一个人从现在浙大西溪校区月轮路由北向南过健身房前的横路向东门走去。只见他在落叶纷纷的朔风中不戴帽子，身材瘦长，走路步子不大，但急促而有力。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任先生。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我们从舟山六横岛搞“技术革新”回校后，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去中文系办公室，正巧在楼梯上遇到任先生，我叫了他一声“任先生”。他马上停下脚步，看了看我，微笑着点点头。我从办公室出来，在走廊上又遇到任先生。他主动问我：“你是哪个年级的？”我告诉他之后，他又微笑着点点头。在“拔白旗、插红旗”期间，我们紧跟形势，“破除迷信”，对没有听过的课、未曾用过的教材、看不懂的著作进行大胆的批判。有一天去中文系资料室查找资料，转了好几圈，还没有找到要找的书籍资料，任先生问我“要找什么”，我说要找马列有关批判继承的论述（那时还没有“红宝书语录”）。他很快就找了给我，并把具体的篇目和段落指给我看。在交谈中，他问我：“听口音你好像是如东人吧？”我马上笑着回答：“是的。我和任先生是同乡。”他微笑着点点头。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和任先生虽然在同一个系，但好像相距很远很远。和任先生接触较多是在我读研究生之后。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时时浮现于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