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课

1961年初夏，我大学毕业前夕，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附设在杭州大学）的研究生，师从夏承焘先生研习唐宋文学。那时的基础课程，教育部没有统一规定，只是由所在研究单位确定。当时给我们讲课的都是研究室的专职指导老师，有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王驾吾先生、胡士莹先生、蒋祖怡先生。只有“工具书六讲”是请任先生讲的。他讲课很有特色：课前先发讲义，所有讲义都是他一人在蜡纸上一笔一笔认真刻写并油印出来的；讲课时他不看讲义，而不断补充和拓展讲义的内容；他讲课时目光炯炯有神，声音抑扬顿挫，室外走廊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他都是站着讲课，尽管当时我们只有7名研究生（有时中文系青年老师和进修老师也来听），他总是不肯坐着讲，有时见他咳得厉害，劝他坐一下，他坐一会儿又站起来讲；一般情况下，他连讲一个上午，偶尔中间休息一下，休息时他从不讲与课无关的任何事；可能任先生知道我们本科阶段运动多、读书少，所以他讲课时板书比较多。他的板书与其他老师不一样，不是随写随擦，而是很有次序地从黑板右边写到左边，写满一黑板以后再擦掉；他讲课时，常把相关的工具书带到课堂上，有的是他自己的，让我们看看翻翻。“工具书六讲”这门课，可能原只准备讲六次，后应我们研究生的要求，整整讲了一个学期。在任先生讲课的过程中，夏先生多次问我：“心叔的课讲得怎样？如你们有意见，可随时告诉我。”我说大家反映都很好，希望他多讲几次。夏先生听了很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任先生到研究室讲课时还没有“摘帽”，是夏先生（研究室主任）和孔成九同志（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再三推荐，几经讨论才定下来的。任先生给我们讲的课很实用，特别是讲义编得很好，独辟蹊径，自成体系。20世纪60年代初期，好像还没有正式出版的工具书使用法之类的书籍。当时我们几个研究生都把讲义装订得很好，放在身边，随时使用。同时还借此欣赏任先生那清丽的蝇头小楷。可惜“文革”期间，也被当作“毒草”抄走了！(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