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生如子慈母心——追念盛静霞先生
盛静霞先生是我进大学后，第一位给我讲课的老师。她当时讲授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经》，是我们57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堂专业基础课。全年级160多名同学都集中在101阶梯大教室听课。盛先生讲课语言明晰清朗，语速不快不慢，她那略带扬州音色的普通话，我听了特别亲切悦耳。她在课堂上很注重师生互动，课堂秩序活跃。她生动的解说，常常赢得学生会意的微笑和赞赏的掌声。盛先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谈心。她很关心从农村、山区、海岛来的学生，看到他们冬天赤脚穿布鞋，床上没有垫被，平时衣食都较困难，她总不声不响地给予帮助。有时怕对方不肯接收，盛先生就叫其他同学带过去，叫带者不要说是她送的。有时学生生病不能去听课，她知道后，常常烧好稀饭带到寝室去看学生。学生都很愿意和她交流思想，谈学习，谈生活，谈家庭，谈恋爱婚姻，聆听她的指教，很多学生毕业后，还与她通信联系，或特地登门拜望。盛先生不仅是一位关爱学生的好老师，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但她平时不显耀自己的才华，总是朴实平和，可亲可敬。她出于吴梅、汪辟疆、汪东、唐圭璋诸大家名下。在前中央大学读书时，即以“女才子”闻名遐迩。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中央大学出了两位女才子：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盛先生所作诗词，颇能尽此兴风雅之能事，许多篇章诚可与当代著名诗人沈祖棻先生诸作先后辉映。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盛先生的不少鸿篇巨制，直陈时事，反映现实，倾诉爱憎。在抗日战争期间，盛先生写了多首揭露日寇侵略暴行、鼓舞抗战卫国的“新乐府”。新中国成立后，盛先生热情歌颂新时代的新人新事，也严厉批判一些不正之风。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盛先生对我有三次不同的称呼。我做学生时，盛先生称我“陆坚同志”；我留学校工作之后，盛先生称我“陆坚老弟”；我做了盛先生家邻居以后，盛先生直称我“陆坚”。这三种不同称呼，使我有时难解却难忘，仔细想想，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师生感情的时代印记。
记得盛先生给我们讲好第一次课之后，就主动到我们学生宿舍征询意见。因为那时我们刚刚进大学，胆子小，心里慌，不好意思讲话。但老师这么热情，又不应该冷场。于是就有一位同学提议：“叫班长先说！”盛先生问：“班长是哪位？”还是那位同学指着我：“是他，陆坚。”盛先生马上就对我说：“好，陆坚同志，请你对我讲的课提提意见！”此后几年，盛先生就一直称我“陆坚同志”。我听了很不好意思，但我心中也知道这个称呼有一定的“时代含意”。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战火燃烧的岁月”，今天老师在台上讲课，明天就可能在台下听学生批判！以同志相称，在当时是最时尚、最平等，也是最亲切的称呼。自从称我“同志”以后，盛先生经常叫我课前提建议，课后提批评。有时刮风下雨，也到学生宿舍来听建议，听批评，有时还把备课笔记拿出来叫我们修改。那种虚心和认真的态度，使学生久久不忘！大家都很希望多听听盛先生讲的课。
可是，十年浩劫中，盛先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再也没能回到她所喜爱的课堂。盛先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开过刀，此后饮食特别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胃痛。在那横扫一切的暴风雨中，造反派把盛先生揪进专案组，进行隔离审查。盛先生因天天吃冷菜硬饭，引起了肠梗阻，痛得倒在地上打滚。直到病情非常危急时，造反派才勉强同意好心人把盛先生送去医院紧急开刀。
从此，身心备受摧残的盛先生，体质更为虚弱，不得不提早离开了教学第一线。但是，她对学校、对中文系的事，仍然十分关心。特别是“四人帮”粉碎后，她常常拖着缓慢的脚步，走到马灯桥，隔着天目山路望望校内的新景象，听听校内的新声息。或者向熟人问问学校的新变化。
20世纪70年代，学校命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后不久，有一天在路上遇到盛先生，我马上从自行车上下来。盛先生突然喊了我一声“陆坚老弟”。我感到很难为情。她马上解释：“这不是恭维你，是祝贺你在前进的道路上长进了一步！”接着又说：“我赞成你做系主任，你做了系主任以后，要尽量多为系里的老师做好事，为学生做好事！我要退而不休，我支持你，我会经常向你提建设性意见和合理化建议。”当时我顿觉一股暖流涌动全身。盛先生非常关心我，生怕我把工作搞错，经常提醒我。她有时还叫人带口信或带便信给我，告诉我哪位老师生病了，哪位老师有急事，要我去看看；有时还告诉我，兄弟院校有什么好经验。她完全把我看作自家人，帮我扶我，真像一位好顾问、好教练！有一天，在学校东门的西溪河边，又遇到盛先生站在那里，我马上下车。她比较严肃地对我说：“陆坚老弟，今天我要批评你了，听说有人去系主任办公室找你，几次都没有找到。这不应该啊！”我因一直教书，不太习惯坐办公室。自盛先生这一批评之后，我没有特殊情况，都能坐办公室；如不在办公室，也告诉系办公室我的去向。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下午，盛先生在系里一位青年老师陪同下，到了借住在省总工会干校的杭大中文系。她先在我办公室聊了一会儿，开玩笑地和我说：“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办公室。”后来她又去系办公室坐坐，听听往日的同事们讲讲话，然后再到校园内转转看看。那天下午我送她回家，请她坐在我自行车上，她不肯。走到上宁桥时，我看她很累了，不得不在附近的小商店歇了歇，又和我说：“下次到中文系时，半路上不歇就好了！”我说：“盛先生身体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她点点头，笑了笑。那天的情景，我至今仍常常浮现于目前，翻动于脑海！
1982年夏，我的家从借住的省总工会干校宿舍，搬到西溪路与杭大路相交的杭大新村27幢，与盛先生家做了门对门的邻居，天天相见。盛先生对我们一家十分关照。我夫人也是她的学生。盛先生常到我家坐坐聊聊。这时，她对我们夫妇都是直呼其名，犹如慈祥的长辈，我们都感到特别亲切！这段时间，她写的文章，往往要我先看看，提提意见。她和蒋礼鸿先生诗词《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出版前，盛先生亲作注释，也许是邻居的关系，有时要我和她一字一句地讨论。有时一天之中，要我去她家三四次，或者她到我家来三四次，有时我下班迟了，一进家门，孩子就说：“快去盛奶奶家，她找你好几次了！”由于盛先生的关爱和提携，这段时间，我增长了很多知识，也开拓了眼界，特别是对盛先生和蒋先生的道德文章，又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在那特殊年代，盛先生主动放弃了心爱的教学，放弃了评定职称的机会，但在我们老学生心目中，盛先生就是专家，就是教授，就是才华横溢的诗人！(https://www.daowen.com)
大概是2004年，有一天盛先生来我家，径直对我说：“陆坚，到书房去，有要事和你说！”我请她坐定。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已封好的、在骑缝处盖了她印章的黄色信封，很沉重地对我说：“陆坚，过几天我准备住进杭州福利中心去，这信封里是我的遗嘱，托你先保存一下！”这出乎意外的嘱咐，使我既感激又觉心情沉重：感激老师对学生的信任，沉重的是盛先生可能自感身体不好。
盛先生住进杭州市福利中心后，我们仍如往日一样，经常联系，有时我去看她，有时她托人带信叫我去。每次见面她都很高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往往是她先要我谈谈学校和中文系的新闻，谈谈老同事们的情况，还讨论讨论当前的一些学术问题，然后再拿出她新近创作的诗词给我看，或者带我去看看黑板报或墙报上发表的她的作品。
她住进福利中心的第二年秋天，她的学生（我的同届同学）陈尚铭、陆惠解夫妇专程从宁波来看她。陈、陆二位要我作陪。我们三人到达福利中心时，已过中午12点。盛先生已吃好午饭，她一定要请我们三人到食堂吃饭，她买了很多菜，坐在旁边看我们三人吃，还不时给我们夹菜，仿佛家长看自己子女吃饭一样高兴！饭后，我们请盛先生先休息一下，我们去园内亭子里坐坐。可是盛先生不肯，她情绪很好，要和我们一起去亭子里坐坐，聊聊天。她一下子提及50年前我们57级同学中20多位同学的名字，问及他们的近况，还叫陆惠解把部分同学的通信地址及电话给她记下，盛先生还想和他们联系联系。
为了不过多影响盛先生的休息，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告辞了。盛先生一定要送我们到大门口。我们几次挥手请她进屋，她还是一直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后来，我们又走回去，送她进房间休息。站在房门口，她和陆惠解拥抱久久，然后陆惠解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说：“盛老师，请您多保重！过些时我们再来看您！”
走出杭州市福利中心，我们三人久久未能说一句话，只见陆惠解泪流满面。大家心中都在反问自己：“我们也是四五十年教龄的老师，我们也有很多学生，今天也有这样的师生情谊吗？”我送陈、陆两位同学到火车站时，陆惠解的眼睛仍是红红的。临别，她又一次对我说：“盛先生不仅给了我们学问，还为我们树立了做老师的榜样！”
我们再次去看望盛先生时，她已从杭州市福利中心转往杭州市中医院。得知盛先生重病住院，很多老学生纷纷赶去探望。有时学生们要依次排长队走进病房。那情景感动了医生和护士，感动院方，也感动每位至今仍深深怀念盛先生的学生！这成了流传久远的、师生情谊的佳话！
作者：杭州大学中文系1957级学生，中文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