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尽寄相思——怀念我的父母陈学恂、吕静
陈敏
这个世界这么大，唯有心中的家，亲人以及儿时居住的老房子的一草一木值得我们回忆和珍藏在记忆深处。我会经常在故土、故人与当下生活构筑的时空与回忆中，让思绪慢慢流淌……
我的家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小时候我家的成员一共四个：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老浙大的教师，随着浙大从贵州遵义迁回到杭州，最初住在西湖边的“哈同花园”，也就是现在西湖白堤上的平湖秋月这块地方。母亲老是对我说，她与父亲结婚时住的房子半个在西湖水里的，环境特别优美，犹如人在湖上走，树在周边围。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院系调整父亲、母亲搬到了浙大三分部（也就是现在的浙大之江校区），我出生后就住在六和塔山上的浙大教工宿舍里。后来院系合并，我们全家就搬到新建成的杭大道古桥宿舍。
在杭大道古桥宿舍，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关内容见本书《杭大道古桥宿舍童年记事——我的杭大新村记忆》。我的父亲陈学恂小时候天资聪颖，据说特别喜欢数学，后来居然阴差阳错地选择了文科。他早年从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后去香港岭南大学任教三年后重回浙大教书。父亲年轻时师从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孟宪承、庄泽宣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与孟宪承先生共同编著了《教育通论》，在20世纪60年代，他又与导师孟宪承合编了《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该书几十年间，一再重版，一直以来作为教育史领域的必读参考书，影响力很大。父亲的一生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结下了渊源，他在中国教育史研究和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强调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多年来他身体力行，不仅自己从浩如烟海的中外史籍中爬梳整理出大批有关中国教育史的宝贵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学术界，而且积极倡导并组织教育史学界共同致力于这一基本建设。进入20世纪80年代，父亲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出版了《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3卷本）、《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0卷本）、《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3种）、《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2卷本）等近2000万字的重要史料工具书。上述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为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加强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父亲在国内外教育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香港中文大学曾几次邀请他赴港讲学，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的专家也曾与他合作开展研究工作。
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的信息远没有如今这么发达，所有的资料、文献都要去图书馆查阅，有时发现一本好书、一条有用的信息，他都会花大量时间抄录下来。由于整理的是学术源头，思想源头的史记资料，他读的更多的是第一手资料，他阅读做学问的定力令我佩服。记得在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从一个大书架上发现堆放着他用毛笔小楷书写抄录的资料整整十几大本，这是在信息匮乏的年代，一个已经有着学术地位的学者所做的事，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父亲除了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外，还担任了行政工作，他从1960年起担任杭大教育系的系主任直至1991年去世，一直干了30年的系主任工作。他经历过民族的兴衰，也明白教育科学是国家发展的源泉和保障。父亲不为名不为利，一生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也付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青春。他特别注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他的学生中田正平、周谷平、霍益萍、童富勇、吴洪成、仲玉英等后来都成为教授，有的还成为浙江省特级专家及大学的校级和院级领导，成为承担国家级大项目的负责人。
父亲一生为人善良、性格随和、脾气很好，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没见父亲发过火。记得我三四岁时很淘气，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经常在他看书空闲时，爬到他的身上，坐在他的怀里，装模作样地帮他翻看他正在看的书籍，每每这时，我都会很享受，觉得自己俨然像个小学者。小时候，看到家中不断有人来与父亲探讨、求教学术问题，父亲也经常会收到国内外学者的来信，对于他们的求教和咨询，他不管多忙，都会及时仔细耐心地一一回信答复。
父亲十分严于律己。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支气管咯血，他经医院治疗后出院回家。这天记得是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按他的级别，可以从学校派车接他回家，但他只是要求哥哥去接他出院。哥哥陪他冒雨步行到浙大玉泉校区门口后乘坐16路公交车回家，当时好多病友都说陈先生太严格要求自己了！另一件事我也印象深刻：1979年12月，他主持的全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结束后，我去西湖国宾馆看父亲并吃了晚饭，父亲坚持要支付我的餐费，当时的会议工作人员都很感动。
我家当时在道古桥杭大宿舍的居住面积约80多平方米，家中的主卧、次卧和书房里放了大量的书，约有五六个书柜。其中在父亲工作的书房中的两个书柜是父亲的核心书，这里面的书都围绕着“中国历史”“教育游学史记”等大主题，在核心书柜以外的其他书也大多与这个主题有关，比如：《吴晗评传》《燕山夜话》《中国近代史》《宋词》《论语》《史记》《中国通史》等，还有就是一些教育家的传记了。父亲晚年经常在书房中给研究生们上课，甚至在他病重时，仍在病榻上坚持给博士生上课和探讨学术问题。父亲的言传身教以及家中的大量藏书的氛围，耳濡目染着我的阅读兴趣和习惯。可以说，通过儿时家中书籍的阅读，我脑洞大开，有时我也会在阅读过程中展开自由的想象，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观形成起了一定作用。
父亲的努力耕耘也为他带来了众多头衔：我国著名的教育史专家，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育史学科组组长，政协浙江省第四、第五届委员，浙江省劳动模范，杭州大学教育系主任，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我家的书柜里，整整齐齐排列着父亲和母亲的大作《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教育通论》《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儿童发展心理学》《儿童行为矫正》《小学心理学》等等。每当我思念父母时，我会从书架上取出他们的作品，轻轻地翻开书页，或轻轻地抚摸着封面，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对父母的思念。想到父母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往事也会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夜之间，教师被打成臭老九，学生被教导读书无用。街上到处是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手腕上带着“红卫兵”袖章、手中挥动着红宝书的年轻人。当时的我，幼小的心里充满不解和害怕，感到是非被混搅得黑白不分，灰蒙一片。我父亲由于是系主任，也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并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从此厄运开始，父亲被隔离审查，受到不断的批斗，家里被红卫兵不断地抄家。不多久父亲被关进了牛棚，几个月都看不到他，就在我十分思念他的日子里，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今天父亲会回家一个小时（父亲的腰痛病发作，经向革委会请假回家拿药），并告诉我哥哥已经去学校的牛棚接父亲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冲出家的后门，看到的一幕永远留在脑海中：在我家后门通往杭大的路上，迎面遇到了被哥哥搀扶着的父亲，在凛冽的寒风中，父亲衣着单薄，一只手撑着腰（看他的表情是在忍受巨大的腰痛），袖子上挂着写着“牛鬼蛇神”白字的黑布条，就在我跑上前去想去搀扶他时，却止住了脚步：原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用凶狠的眼神望着我们，而此时我却不能与父亲说话，只能与他无声对望，只记得当时父亲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也没有说话。在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与母亲、哥哥整天担心父亲不知会否遭到非人的折磨，担心父亲的腰痛病会不会更厉害。因为不时有消息传来，某某人由于受不了造反派的批斗、打骂和人格侮辱服毒自杀或上吊（其中就有国内第一位女博士、杭大数学系教授徐瑞云）。当时除了精神上的煎熬，在经济上家中也面临着困难。父亲的工资被停发，家中生活变得十分拮据，只靠母亲几十元工资维持家中日常生活。由于母亲一直承担着每月给外婆的赡养费，只能与外婆商量减少月供，每月只给外婆5元钱零用。而从小不太会做家务事的母亲，这时只能开源节流——自己学着做衣服和鞋。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裤子膝盖上总是打着补丁，鞋子的前面由于脚长得快，大拇指的位置总是会顶出洞，母亲会很巧妙地把我的鞋拿到补鞋摊上去请师傅在前面用皮鞋对称地补上补丁，而我也会欣然接受，乐滋滋地穿着补过的鞋去东跑西跳。(https://www.daowen.com)
逆境锻炼人。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我开始慢慢地懂事，也默默地在心里下了决心要分担母亲的负担。记得读小学时的作业不算多，放学后我会急急地做完作业，帮着做些家务事：从9岁起，我开始试着自己洗衣服，渐渐地能洗家中的被子、床单（记得在家中浴缸中洗床单时，由于人小力气不够大，拉起的床单比我人还高，我要找来小方凳站上去）。同时，我自觉地承担了每天生煤炉的任务，那时用的都是煤球炉（后来发展成煤饼炉）。为了节约用煤，每天晚上都要熄火，第二天一早生炉子也是个麻烦活。生炉子的准备工作我也全部承包：我首先学会了劈柴，刚学会自行车不久的我，从松木场煤饼店买了一捆捆的木柴和一筐筐的煤饼，用自行车驮回家。刚开始生炉子时我往往会弄得脸上黑乎乎像个小花猫，后来慢慢地找到窍门后，我一般只要十多分钟就能生着火做饭了。至于做饭，开始时经常要烧糊，后来我慢慢地总结经验，在饭快要熟时我会用我的小手提着铝锅边沿在煤炉上慢慢地转，使得水分均匀蒸发，就可以做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有时不慎饭烧焦了，我会采用从大人那儿学来的方法在烧焦的饭上插上几根葱。由于当时物资十分匮乏，油、米、糖、糕饼等都要凭票购买，也为了节约起见，我也慢慢学会了做许多面食，像烧卖、各种馅的包子、麦饼等。
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了，父亲恢复原职。虽然他在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批斗，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但他无怨无悔，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教学和科研中去。当时的教育系位于浙大西溪校区的东二教学楼，13岁的我会经常在父亲快下班时沿着我家后门的小路去迎接父亲，远远地见到从杭大校门里走出来的父亲，我往往会兴奋得大叫“爸爸，我接你来了”，然后就飞快地跑上前去，拉着他的手一起回家。父亲的手很温暖，软软的，他手上的余温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
我与父亲有着浓浓的父女情缘。父亲有一大嗜好，就是吸烟。令我记忆深刻的事就是我跟父亲之间的默契：记得我父亲经常会叫我去给他买香烟，他往往会除了烟钱外（记得当时父亲爱抽的是西湖牌香烟，3毛6分钱一包），再多给我几毛钱，让我买一些喜欢的小零食。而我则会十分珍惜这个美差，每当接到“指令”，就飞似的跑去完成任务。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记忆中的父亲从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批评过一句重话。平时，父亲总是和气、慈祥的样子，他说话很耐心，慢慢的、稳稳的。我与父亲之间有着太多的细微而又永恒的感情记忆：我四五岁时，好多次我与小伙伴在外面玩得累了、饿了，跑回家时，父亲总会在洗手池仔细地帮我洗干净因为“办娃娃家”“跳牛皮筋”弄得脏乎乎的小手，边洗会边对我说：“你看多龌龊，洗干净才能吃饼干。”父亲总是用自己的行动鼓励我克服学习上的壁垒，做一个不向困难和挫折低头的好孩子。记得一次为了弄清一个成语的真正含义，他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在书架上、书堆中翻来覆去，找出许多辞典，并耐心地讲解，直到我真正理解。还有一次学校要求每人做一个红缨枪，我做着做着怎么也做不满意，无奈地赌气流泪时，父亲又放下手头的工作，耐心地帮我一起完成，父亲对我和哥哥的教育方式的特点就是自然，不强求，言传加身教。7岁时，我是班上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父亲奖励了我一只大红色的蝴蝶结，这个蝴蝶结特别好看，上面还点缀着许多闪闪发亮的小珠子（记得当时父亲在北京教育部学习，这是他特地寄来的）。我12岁那年扁桃腺开刀时，又是父亲一直等候在手术室外，待手术结束后他拉着我的小手，一边安慰我，叫我忍住疼痛不要怕，一边跑得气喘吁吁地买来棒冰叫我马上吃下去，以减轻我手术后的局部充血及疼痛。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还留下了父亲亲自为我修改过的字迹，他的字很小，圆圆的，很端正，一丝不苟，从中反映了他的治学精神也是如此。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我怀孕时，有一天下雨，父亲竟冒着大雨，不顾自己年迈多病的身体，赶到我工作单位来给我送伞，那一幕的情景，直到今天回忆起来，留给我的仍是太多的温馨和感动。
我的母亲吕静是对我一生成长影响较大的人。她出生于一个清贫而又多子女的家庭，家中只靠外公做小职员微薄的工资来负担那么多子女的生活，生活是十分拮据的。母亲曾被外婆送给别人家，由于母亲死活不肯，偷偷跑回家里才作罢。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普遍，女孩子要读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读大学。从很小的时候起，母亲就立志独立，发奋读书。她凭借聪明才智和优异成绩，在初中和高中申请到了部分奖学金，使得她能一直求学读到大学毕业。1946年，她从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留校任教。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里，母亲从助教、讲师一直做到教授，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始终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呕心沥血，她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母亲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为我国儿童心理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学术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曾任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儿童教育心理研究会理事、浙江省幼儿教育研究会会长、浙江省心理学会理事等职。
“文革”中，由于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加上家里也比较清贫，母亲倒没有受到冲击。但由于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要照顾幼小的哥哥和我，再加上身体底子本来就弱，患上了肾盂肾炎和肺结核。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光明媚的时机。当时百废待兴，学术研究风气十分活跃，大家迫切需要追赶在十年浩劫中的损失，母亲的研究工作在这样良好的学术空气和时机下重新开展起来。她和广大心理学工作者一样，重新捡起了荒废的专业，全身心地开始她的学术研究。记得她主要从事的研究课题是“儿童数概念发生的研究”。1978年，在杭州召开全国心理学各专业会议后，由母亲牵头成立了四校“数概念研究协作组”，开展了对幼儿数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调查研究。母亲根据杭州地区的研究结果，并结合国外当时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比较，对数概念的产生和形成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探讨。1981年，母亲凭借出色的科研成果，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儿童心理学大会，在会上母亲做了报告，并去美国7个城市进行学术交流。当时的代表团成员有国内心理学界的大腕级人物：朱智贤、刘范、张厚粲、李美格（翻译）等。母亲还被推荐为中国团的大会主席主持小组讨论。由于要在大会上用英文作报告，母亲在出国前的一个月都在忙于整理报告材料。当时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信息技术，她要把许多研究的图形和量表做成幻灯片，做了改，改了做，才从手工辛苦制作的100多张幻灯片中选出二十几张形成大会报告的底板。为了圆满地完成任务，也让我们中国的科研成果出色地展现在世界舞台上，母亲那段时间睡眠时间很少。由于要在大会上用英语作报告，她经常练习英语口语，心急得嘴上起了泡。忙乱中她专门请裁缝制作的一套要在大会上做报告穿的西装居然遗忘在了北京舅舅家（由于飞机从北京起飞，她住在北京舅舅家）。改革开放后，她开始招收研究生。寒冷的冬夜，母亲写字台上的灯光往往要亮到深夜；好几次我从梦中醒来，发现她仍在伏案工作。由于母亲是浙江省幼儿教育会的会长，经常有家长为孩子成长中的教育问题前来咨询，母亲总是热情耐心地解答和指导，直至他们满意而归。母亲还被浙江电视台邀请去做嘉宾，做了有关差生培养教育方面的讲座。经母亲培养的学生，如今大多成了国内外心理学学科的带头人，有的成为教授、博导。学生们多年来一直都和她保持着联系。在母亲去世后，一位定居海外的她的研究生给我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在我心目中，吕老师是个美丽善良、学识渊博、善解人意的好老师，我会一直怀念她的……”
母亲的性格十分开朗直爽，爱憎分明，兴趣广泛，特别喜欢交朋友，更是个热爱生活的人。退休以后，她参加了浙大的合唱团，在一张浙大老年合唱团的演出照片上，母亲穿着鲜绿色的及地长裙，风度气质出众，谁也猜不出她当时的年龄已经近80岁高龄了。母亲同时还学习了书法及国画，她画的花鸟虫草栩栩如生，我家中客厅挂着一幅她画的荷花图，常有友人来访，都会误以为是出自哪位书画名家的手笔。那段时间，母亲生活得充实。在她82岁高龄时，还常去我家附近的公园写生，她最喜荷花，作品中充满了灵气，就像她本人一样清新雅致。
在我的心中，母亲一直是我所敬佩的人：她靠自己的发奋努力，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她就陆续发表心理学研究论文二十几篇，在当时国内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女学者中也是颇有影响力的。我深深地爱我的母亲，也很感谢母亲的教育。母亲对我们兄妹二人的教育是严格的，但又是自然、宽松的。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与母亲的关系不仅仅是亲密的母子关系，更是平等的、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朋友关系。我们在读书、工作、成家等人生旅途一路走来，与我们第一个分享“喜”与“忧”的人往往是母亲。记得当我把第一篇发表的被国外SCI权威杂志收录的科研论文给母亲看时，正逢家中百合花开放，母亲画了一张百合花送给我，与我分享喜悦，以此独特的方式希望我的事业像百合花一样绽放。母亲的拳拳爱心，从每一件小事点点滴滴渗入了我的心中。
母亲毕生对事业和人生的追求可用两个字概括：真实。她一生注重做人诚实，表里一致，诚恳待人，直爽率真。她十分淡泊物质生活，而注重亲情。外婆经常说她在三年困难时期，舍不得买一个8分钱的鸡蛋给自己吃。虽然母亲对自己十分克勤克俭，却十分乐于助人。每当亲戚、朋友、同事家中有困难时，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拿出钱和物来帮助别人。朋友的孩子生了小孩需要营养，她会让出家里仅有的一瓶计划供给的牛奶（虽然那时我与哥哥也需要营养）。我记得家中经常有一些母亲在社教时结识的农村里来的非亲非故的朋友，他们往往会因病或家中有事来求助于母亲，每次母亲总是热情接待，她会拿出在当时物资十分匮乏年代珍贵的粮票、煤球票和布票，再买一些食品、衣物等送给他们，与他们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情。母亲曾教育我：能帮助别人是最快乐的事，帮助了人决不要求回报。母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时空转换，光阴荏苒，我的父母亲已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但父女情缘、母女情缘我会永远珍藏心底。我庆幸能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父母亲对我的教育和他们优良的品质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让我此生受用无穷。
2018年5月
作者：杭大教育系陈学恂教授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