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留痕——悼念父亲朱锡侯
朱新地
这一个时刻真的到来了。尽管此前医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父亲的病况，尽管对此我也算得上有心理准备，但事实还是猝然得让人难以接受：从病房搬到重症监护室，仅仅需要两分钟，在搬动过程中，父亲胃里的液体呕吐后吸入气管，造成窒息。当时，我右手刚刚把他的臀部放下，左手还托着他的背，父亲对我说：“帮我把后面的衣服拉拉平。”我说：“等把你放下就给你拉。”万万没想到，还没等我把他在床上放平，父亲就这样躺在我的怀里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让他历经磨难却又深深挚爱和眷念的世界。
我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父亲竟会这样离去，他已经是九死一生了呀！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留法8年的父亲，毅然中断了已进行多时的研究课题，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匆匆赶回祖国。当时，刚经历抗日战火的中国和遭受德国法西斯铁蹄蹂躏的法国一样，都是百孔千疮，物质匮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中国的留学生们，只能乘军用飞机回国。飞机从巴黎起飞，途中停降马塞、罗马、雅典、开罗、德黑兰、卡拉奇、加尔各答等城市，历时12天才到达昆明。
父亲乘坐的是一架陈旧的运输机，主要是供跳伞用的，设施十分简陋，最多也只能承载二三十人，小小的机舱里有两排长条木凳，坐在两边的人几乎膝盖碰着膝盖，飞机里没有任何空调装置。时值8月中旬的高温天气，父亲热得昏昏欲睡，为了能够稍凉快一点儿，他把西装脱了披在身上，安全带也没有系。当飞机在爱琴海上空时，由于强气流的缘故，机身猛地一震，父亲背靠的机窗（这机窗是为跳伞用的）突然打开了，正在打盹的父亲一下子向后倾了出去，幸亏坐在他对面的那位乘客眼疾手快，拽住了他的双脚，否则父亲早已葬身鱼腹。
性命虽保住了，但那件披在身上的西装却掉进了大海，而父亲的护照、证件及所有的钱全在那件衣服的口袋里，父亲成了赤贫。
没有了护照、证件，也没有钱，此后旅途的艰难和麻烦可想而知，后来在同学的帮助下，费了种种周折，总算在中国驻开罗总领事馆补办了一个护照，又历经千难万险才回到祖国。
1946年，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父亲与闻一多、李公朴等著名教授一起参加一次群众集会后同车回家，车行至云南大学前的青云街处，李公朴先生下车回家，刚刚走了几步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父亲则因晚一步下车而幸免于难。
父亲积劳成疾，仍然拼力工作。父亲曾几次消化道大出血，甚至血色素降至4克，直接从讲台上被抬到医院抢救。
在1955年的某次运动中，父亲因一桩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审查，由于受不了逼供，两次跳楼自杀，造成两条肋骨骨折、腰椎严重压缩性骨折、左手骨折、右肾完全摔碎等重大创伤，虽经抢救挽回了生命，但从此落下残疾。
其实父亲是个多么热爱生活的人啊，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年轻时出版过诗集，小提琴也拉得很棒，除了本专业心理学和生理学，对哲学、美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很高的修养。他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直到晚年才过上一份安宁的生活，尽管仍十分清贫，父亲却很是知足。
家里把阳台封闭起来，父亲高兴地把拥有了这个小小的空间称为“小廊开张”，他喜欢拿张小凳坐在“小廊”里，在一片阳光中，静静地听自己所钟爱的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并把这视为最大的乐趣和享受。平时得到一本好书、一盘喜欢的音乐磁带、一件新衣服、一顿可口的菜肴，甚至最普通的干菜肉、黄焖鸡，他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父亲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保持着一种不变的真诚、坦率与天真。
最令我感慨与佩服的，是父亲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他出身贫寒，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勤工俭学，后以出色的成绩被学校选送留法。在二战的艰苦岁月里，他在法国先后完成了神经生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又毅然回来报效祖国。
父亲回国后一直在西南边疆从教，1980年调到杭州大学时，已经66岁，并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胃溃疡、青光眼等多种疾病。这时，他当年的所学已荒疏多年，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校要他开设的那门课在中国几乎已成绝唱，无教材、无助手、也无参考资料。于是，他和母亲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一日三餐吃食堂，暑假也不休息，从参阅翻译国外的有关资料，编写教材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再学习和教学工作……
父亲在杭大共教了8个年级，并带出一批青年教师，使杭大心理系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时期。他的高尚品格和精湛教学艺术，受到了师生们的交口称赞。直到他退休多年后，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当年的心理系主任汪文鋆教授，她还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朱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啊！”父亲晚年在回忆里这样说道：“这是我精力发挥得最充分，教学效果也最好的一段时期，（感谢改革开放，使父亲的身心得到解放！）师生之间达到了水乳交融，教学相长的教学效果。我觉得这是得益于我的整个知识结构和修养，我是把自己的身心和人格都投入讲课中去的……”
退休以后，父亲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翻译《都德散文选》一书，对他来说，这本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但严重的目疾使他工作得非常吃力。75岁的老父亲，在炎炎夏日中，汗流浃背地拿着放大镜逐字句推敲，不仅如此，还挂了一块小黑板在墙上，把一些冷僻的生词抄在上面，每日背诵。那种勤奋与一丝不苟的认真，令人感叹不已。甚至在80多岁时，父亲还特地去买了一套新版的大百科全书，说是要更新知识，使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
在最后的日子里，我守候在父亲的病榻前。其实，这已经是父亲最后的日子。可是，他却对我说：“人真不能养尊处优，你看，我才睡了两天，还挂了那么多液体，反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的心在流泪：爸爸，你什么时候养尊处优过？一天也没有啊！）父亲又对我说：“你给系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来看我时千万别买东西，我什么都不需要，别让他们破费了。”（他永远是为别人考虑胜过自己）父亲还对我说：“你回家去找两本书来给我读读，不能一点儿精神生活也没有呀！”（那时他已是粒米不进了）
那段日子，父亲几乎夜不能寐，时常处于不能自控的状态，还说胡话。他总在梦里叫喊道：“你们不要逼我，不要逼我，我真的没有……”“你们不要老这样围着我，让我喘口气啊……”我不知道父亲在说什么，但我可以肯定：一定是过去那些运动给他造成了太多太深的伤害，这巨大的伤痕是烙在灵魂深处的，只有在人不能自控的状态下，才会表现出来。我没有办法消除父亲的痛苦，只得坐在他的床边，用我的双手分别握住他的两只手（以防他拔掉自己胳臂上的输液器），眼睛盯着输液瓶和心脏血压监护仪，提心吊胆地守护到天亮……(https://www.daowen.com)
然而，父亲清醒时，总是非常诚恳地向同室病人表示歉意。直到临终的那天早上，他还对主治医生说：“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我还在期待着，父亲能出院回家过年，我对他说：“你回去散散步，锻炼锻炼，就会有力气了。”我对他说：“花生米现在还不能吃，（父亲说想吃花生米）等你好了，想吃什么都行。”我对他说：“你要多喝点水，痰才易于排出，才好早点回家。”父亲像孩子般的一一点头答应。我知道他心里还盼望着另一个日子——再过几天就是他和母亲结婚63周年的纪念日了。可是，由于医生没有抢救过来，父亲竟这样仓促地离去了，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下。
那一刻，重症监护室里只有一个护士，护士急忙叫来医生，但已经无力回天。我心里明白，那些抢救只是做给家属看的罢了。事后，倒是有一个护士走到我身边，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
因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再和他们论理，只急忙打电话一一通知家人，并让一个杭大的学生去把母亲接来。当段怀清和我的丈夫、女儿赶到后，我立刻赶去买寿衣，刚刚下楼走出电梯，便迎面碰上了母亲，母亲一听到真实情况，当即瘫坐在了地上。我真怕这边的事情还没料理完，82岁的老母再出什么事，慌忙把母亲送到楼上安顿好，再去买寿衣（那医生对我说，要赶快给父亲换衣服，否则尸体僵硬了，衣服就难穿了）。
事情发生得实在太突然、太意外，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我甚至不知道卖丧葬用品的商店在哪里，只得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去找。当时我真像疯了一样，一边流着泪拼命蹬车，一边四下里东张西望，终于看到一家寿衣店，买到了所需的东西。未料，当我拿着那绸缎寿衣匆匆赶回医院，母亲一看却说：“我不要这么难看的衣服，我要你爸爸穿他平时的衣服上路。”我只能再回家去给父亲找衣服。由于平日和父母不住在一处，我根本不知道父亲的东西放在哪里，只得在橱柜里一阵乱翻——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竟然找不出几件像样的衣服。
父亲最终是穿着一身极普通、极家常的衣服上路的。也许，母亲的要求确有其道理：淡泊一生的父亲，自有他内在的高贵华美，他不需要那些虚荣的东西。
追悼会定在2020年2月2日，妹妹也从印度赶了回来。2月1日是父母亲结婚63周年的日子。这天，女儿买来63朵玫瑰，母亲穿上了大红的滑雪衣，63年前，她提着一只破旧的小皮箱偷偷从家里跑到北京，嫁给了一无所有的父亲，既没有玫瑰花也没有新嫁衣。婚后父亲即去法国留学，一别就是8年，他们一起经历了战乱，流离失所，莫名风浪，以及种种意想不到的艰辛，这是有着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磨难的63年啊！
我觉得父亲的一生实在是委屈，他本是个谦和、善良、埋头学问的人，对祖国对人民无比赤诚，却莫名地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忍辱负重几十年。幸花甲之年枯木逢春，才有了一个发挥余热的机会。他的学生，很多事业有成，或海外扬名，或高官厚禄，他却仍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过着非常清贫节俭的生活……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以录音方式留下的回忆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最近我常常为一个问题而感到困惑：就是我们培养过的人中，相当大一部分，都到国外去了，为什么我们国内培养出的一些人才，总是要到国外去开花结果呢？一想到这些，心里总有些怅然，也许是自己思想狭隘吧。过去常有人把教师比作‘人梯’，我不喜欢这样的比喻，我宁愿说我们是脚踏石、铺路石，让学生踩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得更远，走得更高。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能做出成绩，攀上高峰。虽然我还在原来的地方，但想到在人生的短暂过程中，还做了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也足以自慰了……”一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一块让别人踩着登高走远的铺路石，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的离去，使我看到了生命的价值。
由于父亲走的突然，又逢春节前夕、学校寒假，我们估计不会有多少人来参加追悼会。然而，他的学生从无锡、从南京、从舟山、从金华……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有的是彻夜未眠驱车赶来的），还有许多朋友同事，甚至连以前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学校的工友也来了，会场都挤不下，很多人泣不成声……父亲是个普通人，生的平凡，死的平凡，无官无位、无钱无势，而且已退休多年，能受到如此尊敬和爱戴，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有的学生说：“朱先生人品好，学问好。”有的学生说：“这是先生的人格魅力。”那位老校工则对我说：“你爸爸对人太好了，我女儿都想跟我来……”
按照我们的要求，追悼会上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放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支乐曲，“战胜人的平庸，战胜自己的痛苦，战胜自己的命运！”贝多芬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父亲不是贝多芬，父亲只是个弱者，虽然他一生也都在和命运搏斗，却始终无法战胜命运……此时，贝多芬的乐曲依旧激越高亢，父亲静静地躺在音乐声中，再也听不见了，他太累了，他真的太累了……
我是一向不相信灵魂之说的，但此刻我却希望人真有灵魂，但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听到学校领导在他身后给予的高度评价，能看到有这么多人来为他送行，能知道在公众心目中，他用生命写就的“人”字，是一个大写的“人”字！
追悼会后，心理系的来老师开车送父亲的骨灰回家。头天刚下过一场雪，地上的雪还未化尽，来老师把车开得很慢，仿佛怕颠到了父亲。车子到浙大校园绕了一圈，校园里一片静寂，因为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今年的春节碰巧又是立春，父亲终没等到新世纪的春天，他的生命在最后的冬日里回归了大地。但我知道，从东海之滨到西南边陲，从中华热土到异国他乡，都有父亲用心血浇灌培育的桃李，他们一定会在来年春天枝繁叶茂，把父亲深爱的这个世界装点得更加美丽……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谨将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朱锡侯，以及千千万万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教师。
作者：杭州大学心理系朱锡侯教授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