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育事业的践行者——忆父亲张强邻
张鹏程 张鹏搏
父亲张强邻先生一生从事体育教育事业，对体育教育事业充满热爱和执着。1931年，父亲从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毕业后从事体育教育事业50余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培养的学子遍布全国，桃李满天下。1932年，他担任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体育教官，为培养对日空战的飞行员呕心沥血。1934年，他离开航校后受之江大学李培恩校长聘请任教授并担任体育部主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1月之江大学奉政府命令西撤安徽屯溪，由于倭寇侵略的紧逼，之江大学暂时解散，父亲携全家逃难至四川，受航空委员会派遣，前往兰州空军总站担任体育教官，与苏联航空志愿大队共同培训对日作战的驱逐机飞行员，并接收苏联援华新型驱逐机依-15、依-16。这些英勇善战的驱逐机飞行员在抗战中都怀着碧血长空的信念，为保卫国土领空不受日寇侵犯，为国捐躯，流尽最后一滴血。由于父亲要在极为艰苦环境下对驱逐机入伍生进行超强训练，使他们尽早驾机冲向蓝天抗击日寇，父亲身心疲惫，身患疾病，而辞去航空委员会工作。后受聘于国立成都体专，在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任体育教授，为培养学子而辛勤工作。抗战胜利后，之江大学李培恩校长不断发来加急电报催促父亲速回大学复课，父亲婉言谢绝齐鲁大学的留任，辞去齐鲁大学的工作，携全家回到阔别8年的杭州秦望山麓的之江大学，任教授和体育部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改为财经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个别去了中央航院、铁道学院、暨南大学、沪江大学等。部分学院在之江大学的校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父亲任新成立的体育科教授并担任球类教研室主任。1954年，钱塘江畔秦望山麓的浙江师范学院文、史、哲、体育系等，陆续迁到市内健康路（现称体育场路）大营盘，原浙江工农速中校址内的浙江师范学院分部。校内没有专门为教职工盖建的宿舍，学校就将一些原学生寝室分配给教职工当作宿舍，父亲分到原学生宿舍筒子楼的两间寝室。在校的一些著名老教授如夏承焘、王驾吾、毛以泉、张慕骞、胡伦清等等，也只能住这些宿舍。由于居住条件较差，特别是夏季用水量增多时，更使人愁心，原设置的自来水管管径太小，无法提供正常生活用水，老教授们为了用水只能半夜三更起床提水备用，辛苦劳顿。当时学校交通极不方便，进出十分不便，公交汽车很少，整个健康路除宝善桥站外，没有任何汽车站，外出只能步行。1957年以后，健康路的浙江师范学院分部内的中文系、俄语系、生物系、化学系、政治科、数学系、物理系、历史系等各系并入道古桥新诞生的杭州大学内，浙江师范学院撤销，从此命名为“杭州大学”，杭州大学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办学有方享誉国内外，直至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
1966年“文革”爆发，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在“不忘阶级斗争”号召下，整个教育秩序被破坏，老教授被称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及代言人，成为批斗的主要对象，被抄家、挂牌批斗，关进牛棚接受改造，被赶出筒子楼的宿舍，当然更谈不上生活改善和照顾。
1976年“文革”结束，给教育带来新希望，随着老教授的待遇得到改善，改善老教授住宅条件也逐渐提到日程上来了。“文革”十年浩劫已使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在经济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由教育部、省委、有关部门拔出款项，兴建楼舍改善高级知识分子住宅条件。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初杭州大学在松木场西溪路与杭大路交叉处新建27、28幢两幢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楼舍。1982年，杭州大学校方经过反复斟酌和研究，把这两幢楼舍分配给急须改善住宅条件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杭大新村27、28幢落成后，28幢基本为行政领导干部楼，27幢为教授楼，不久一批著名老教授陆续搬入。父亲和全家也住进27幢59号3室，虽然面积较小，但毕竟有了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过去住健康路学校筒子楼时，住户们在公共走廊上煮菜烧饭，走廊上弥漫着油烟味，烟气熏天，大家拥挤着上公共厕所。搬到杭大新村后，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老教授本就要求不高，无所奢求，住进新房，解除后顾之忧，著书立说，积极工作，以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来报效国家。
由于“文革”的摧残，父亲和许多老教授一样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改革开放，换来了教育事业的春天，父亲忠于职守，热爱自己的体育教育事业。20世纪50年代，父亲获得我国首批国家级裁判资格，担任中国足协委员，浙江省首任足协主席与网协主席，为中国的足球事业的兴旺而大声疾呼；担任全国足球甲级联赛裁判长，为国家体委提高足球水平献计献策。媒体经常走访他，电视台记者也来采访他，请他畅谈如何迅速提高中国足球和网球运动水平。父亲语重心长地说，解决足球运动水平必须从根子上下功夫，不要追求一时的功利，应该具有长远的眼光。要选择好苗子，特别是基本功扎实、思想动机淳朴、反应敏捷、具有很好的团队及拼搏精神、热爱国家热爱足球运动的好苗子，他还表示愿意培养训练一支足球运动队。1950年，父亲曾带领之江大学足球、篮球、网球队全胜上海体育运动水平最高的高校联队，在当时上海滩的各大报刊都登载过这则消息。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父亲后因突发脑血栓，十分遗憾，没有能实现这个培养训练一支足球运动队的愿望。
父亲搬到杭大新村，已是70余岁的老人，他十分重视住宅周围的环境绿化，和母亲在楼前栽种从植物园迁来的蜡梅和茶花树。每年冬天蜡梅花盛开时都使大院内充满沁人心脾的香味。20世纪80年代初，被“文革”破坏的教育制度亟待恢复，父亲挑起责任，带好头，仍坚持每天准时上班，对执教年轻教师循循善诱地指导，热心培养体育教育事业接班人，以实际行为做青年教师榜样，精心帮助他们做好教案。炎炎夏季，父亲不顾高龄，仍亲自穿上足球鞋上足球场做示范动作，准确地进行踢球、带球、过人、传球、配合、假动作、技战术等基本功的演训，使在场的师生无不为之感动。当时网球运动在全国还不甚兴旺，父亲亲自培养年轻教师掌握网球运动基本功和提高网球运动水平要领，并欣喜地看到了体育事业后继有人。此外，由于父亲在体育教育方面的知名度，应有关报纸杂志特约撰写体育理论文章和体育发展史料，他尽到作为一个老体育工作者应有的责任。在这里应该提到，“文革”前父亲撰写的《足球训练法》《足球裁判法》《足球基本功训练》《足球战术及配合》《现代足球运动发展史》《提高网球运动方法与普及》《网球训练法》《抗战时期大后方体育教育》等，在“文革”中被作为资产阶级腐朽东西，被彻底抄家焚毁散失，令人惋惜。(https://www.daowen.com)
迁到杭大新村前两年，由于饱受“文革”的冲击和迫害，健康已受到极大伤害并埋下病根，他突发脑血栓，病倒在床上。幸亏发现及时，父亲被送进医院治疗，经数月医治，总算得到康复，但是健康状况从此走下坡路。父亲没有因身体不好而放弃撰文，仍热心埋头写下一篇一篇探究体育的专论，深受好评，特别受到国家体委有关部门的极大重视，这些论著凝集着父亲为体育教育数十年的心血。
搬到杭大新村后最使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还能与依然健在的老朋友、老同事相聚在一起，特别是之江大学时期的老朋友：王驾吾、蒋礼鸿、盛静霞、胡士莹、钱钟祥、张明樑等。其中还有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杭州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杭高”）读书时的老同学徐兆华、黄道骅等，老朋友相聚给父亲带来宽慰。此外，父亲早期教的一些学生也已成为知名教授，同时也搬迁到杭大新村27、28幢大院内，师生同聚带来欢乐，他们经常来看望父亲，畅谈师生之情使他十分欣慰。住到杭大新村后，父亲依然保持在健康路时的习惯，每日清晨起床后必须打扫楼前道路和清洁过道，他的公益劳动精神受人敬重。
在父亲热爱体育事业的熏陶下，我们也十分热爱体育运动。195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兄长参军后任空军军代表，数次代表空军参加全军运动会；1958年，我和弟弟代表杭州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足球、棒球集训。1960年，我在北京读大学时，被选入北京高校足球队。可惜我们几个子女没有一个继承父亲热爱的体育教育事业。
1987年父亲开始消瘦，胃口不开，送医院检查，医生认为是胆结石。1988年9月，父亲病情恶化，经过多方努力住进浙二医院，经检查，确诊为胰腺癌，呕吐不止，极为消瘦。那年刚好韩国在举办奥运会，清醒时父亲还谈到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许多友人来看望他老人家，特别是曾在台湾松山机场工作的空军气象官戚先生代表在台的杭高学生赶来看他，谈到当时杭高学生对父亲的敬重，回忆往事时，父亲十分激动，师生紧握双手久久，难以惜别。1988年10月23日，作为体育教育家的父亲永远闭上了眼睛，溘然长逝，离我们远去。他和母亲在楼前栽种的蜡梅和茶花树叶茂花盛，象征着无限的蓬勃的生命源泉，寓意着生命的永生。
作者：杭州大学体育系张强邻教授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