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走好！——记张定璋先生

哥哥走好！——记张定璋先生

蒋遂

张定璋先生在2008年春节前过世了。但是我始终不能忘怀这位论年纪足足可以做我父亲的“哥哥”。张先生过世的消息，是晚上下班回来后内人郭敏莉告诉我的。其实张先生生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关心他。

张先生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原杭州大学教育系）的教授，就住在我家大院后面28幢的房子里。原先我本不太熟悉张先生，是一次父亲生病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浙医二院”）时，才慢慢熟悉起来的。当时张先生和父亲住同一间病房，张先生说他是温岭人，抗战时在温州郑楼师范学校读书。适逢我父亲因避战难由夏承焘先生介绍，到温州师范学校教书。张先生在父亲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这样谈道：

论年龄，我也许是蒋先生在杭大最年长的学生。1937年，先生中断学业，来到温州师范任教，他教普师一，我读普师二，教室只一墙之隔。我班上一位有国学根底的同学对蒋先生五体投地崇拜，与我谈起先生的学问赞叹不已，我对这位只长我3岁的青年学者也肃然起敬。

此后父亲去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张先生也考入国立师范学院，就读教育系。张先生虽然并未上过我父亲的课，也将父亲尊为老师，并有“两过师门而未入”遗憾没有成为父亲学生的说法。张先生身上体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虔诚之心，尤其值得我尊重。

通过那次住院，我和张先生才熟悉起来，同在一个院子里，张先生看到我，总是亲切地称我为“弟弟”，其实以他的年龄，做我父亲也不为过，他是把自己放在父亲学生的位置上才这样称呼我的。

张先生研究苏联的教育理论，这在“文革”以后已经大不吃香。

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网这样介绍张先生：

张定璋（1919—2008），浙江温岭人。(https://www.daowen.com)

1945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先后在湖南、浙江等地师范、中学和师专任教。1952年，始相继在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和杭州大学教育系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带过四批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曾应聘为杭州市区和省内外10余所中小学及浙江省实验学校研究会、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杭州市教育科研所、宁波市教育科研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的顾问。任顾问的主要单位有：中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和全国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

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张定璋教授曾陆续翻译苏联教育学、教育史和心理学以及其他大量资料，出版的有《怎样组织和领导学生的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等。“文革”后，张定璋出版的主要论著和译著有《教学论问题片断》《教学应有利于学生的身体发展》《教育实验学》等20余本。

张定璋教授的学术研究还多次获奖：在1990年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他直接参与的两个课题（“小学教育综合实验初探”和“农村小学整体优化教育实验”）获“报告类·基础教育”一等奖；他所指导的教育实验课题多次在全国性学术团体和省、市级评选中获一等奖、二等奖。

虽然张先生不算是太出名的人物，但通过这些介绍看得出来，张先生一生为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何等多。

据我母亲说，张先生的原配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女人，在“文革”中去世了。虽然张先生以后再娶妻，但“文革”给他留下的种种痛苦，相信他这样的性情中人一定不会轻易忘却的。张先生后来娶的是一位上海女人，张先生住院，她来医院喋喋不休地说家里水龙头坏了，漏水不止。张先生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她，嘴里蹦出一句：“你到此地目的何在？”我在一边忍不住想笑。他们夫妻俩的文化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浙江医科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张先生听闻说，表示以后也要向父亲学习捐献遗体。当时我认为张先生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听到的消息说张先生已把遗体捐献出来，令我骤然明白，什么是一言九鼎。

哥哥走了，走得悄然无声：不开追悼会，不举行任何仪式。那位上海女人低价把房子卖了，人也走人了。似乎院子里从没出现过张先生这位慈眉目秀的老人。

先生一生清明，连走的时候也未曾惊动大家。我想，我至少应该弘扬一下先生的精神。以我区区的绵力，留下一段文字，算是我对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年长哥哥最诚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