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伙”记事
任平
“文革”前夕，全国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校教师被指派到农村搞社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亦称“三同”），既解决农村问题，清查违法乱纪，也锻炼改造知识分子，一举两得。当时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被省委社教工作组安排去诸暨。我父亲下乡“三同”的地方就在枫桥农村。
当时我母亲当小学校长很忙，周末才回家。当时，我在读初中，为了解决我的吃饭问题，父亲和夏承焘先生商量了，让我在夏先生家“搭伙”。学校有午餐，于是，每天的早餐和晚餐，我就直接到夏先生家“享用”了。几天之后我就发现，我享用的不光是饭菜，还可以听夏先生说文学、谈艺术，耳濡目染一位智慧者的风采。精神的“享用”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当时夏先生家里有三人，除了他和游夫人，还有一位从温州老家来的亲戚——柯国庆，是个女孩子，应该不到20岁，是在这里待参加高考还是待参加工作我搞不清楚。饭菜主要是太师母做。其实我都是称夏先生夫妇“太先生”“太师母”的，因为夏先生是我父亲读大学时候的老师，后来虽然两人多年同事，但总是我父亲的老师，比我高两辈。太先生的开朗与太师母的内向恰形成鲜明对照，太师母瘦小静谧，有时在人群中几乎不被人察觉，有时又特别容易被人察觉。柯国庆是典型的温州女孩，漂亮伶俐，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女孩，她活泼但不失稳重，很有教养。
要说夏先生家里的饭菜，一是干净，二是简朴。他一家人都是极其爱干净的，窗明几净，温州人大都这样，这一点儿在我后来去温州实习得到了证明。当然，菜不但弄得干净，而且绝不油腻，以素食为主，我印象当中在他家吃到的荤菜主要是带鱼和鲫鱼。太师母的简朴早有耳闻，这次也得到了印证。带鱼是红烧的，但切成的每一段大约是一至两厘米，我家至少得切成四厘米，这样，每伸一次筷子夹到的分量都不够，小男孩也不管什么，就反复地夹。太先生和太师母当然不会有意见，反而鼓励我多吃点儿。其实这个分量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尤其是太师母，胃口极小。现在我倒是有体会了，年纪大了适当控制饮食，有助于健康。
那些日子“饭来张口”固然很方便很惬意，但更让我感到惬意的是与夏先生的交谈。他知道和我这样的小孩子谈学术我也不懂，但他还是把我看得比一般孩子要“有文化”一点儿，这让我很高兴。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常常谈到他对中国画的理解，他喜欢宋元文人山水画的高逸，也喜欢明清文人花鸟画的闲情雅趣。宋词是中国诗歌中最具文人情趣的，夏先生的对书画的审美，看来与他对宋词的偏爱是暗合的。
书架上有几幅水墨花卉，尺幅不大，率意但不失笔墨趣味，构图也挺别致，我正诧异，夏先生告诉我这正是他画的。夏先生也会画画？我的惊讶的程度进一步上升了。他说，当初在浙大龙泉分校时，中文系几位教师同住在风雨龙吟楼，这楼的名字好听，其实是一座破竹楼，当时前线战乱纷纭，有后方这一点儿安宁就不错了。大家常常吟诗，偶尔也作画。我父亲受我奶奶的影响，算是会画的，但夏先生也并不输于他，只是对画梅花自认弗如。所以在夏先生的诗集里有一首《为心叔画荷》，正是表达了这一意思：“事事输君到画花，墨团羞对玉槎牙。不如听我说旧梦，湖月圆时船到家。”
温州人都有点儿艺术天分，在外地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的不少。夏先生当时给我介绍了在杭州的几位温州籍的画家，说有的虽然是业余的，但画得很好。在他家也碰到一位，是电力研究院的，去看过他，可惜后来也没有再联系了。
有一位夏子颐先生，是夏先生的侄子，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工作。第一次是在夏先生家，由夏先生介绍认识了夏子颐，后来我出于对美术的狂热爱好，常常去浙江美术学院看画，而夏子颐先生所在的水印版画工作室，是每次必去之处。他所在的工作室当时叫“水印木刻车间”，在全国美术院校也是唯一的，夏子颐是创始人之一。他本来就是版画系的教师，是著名的花鸟画家。
在夏子颐先生的示范和说明下，我领略了水印木刻这一中国艺术的奇葩（今天已经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也明白了刻印的工艺是如何的不同于一般印刷，简直就是一次精心的创作！出自该“车间”的代表作潘天寿的《雁荡山花》，据说连潘老看了水印作品都以为是自己的原作。还有齐白石、吴昌硕的花鸟小品，墨色丰富，形象生动，令人叫绝。我曾经向夏子颐先生讨了几张木刻水印的小品，珍藏至今。如今，夏先生和他的这位侄子都已仙去，但美的东西还留在人们心里。
夏先生的书法，知道的人比较多，在我看来，他的字在形体上和用笔上都与马一浮先生的很像，但似乎更生动更显才情，这是他学问家兼诗人的气质流露。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书法的震撼力。“文革”中，造反派为了造革命声势，也为了让“牛鬼蛇神”自己羞辱自己，逼迫夏先生写下斗大的标语“打倒夏承焘”，并且自己贴在家门口，让过路的人都能看见。字写得很有气势，很有傲骨。(https://www.daowen.com)
但第二天就不见了，而且再也没有被找到。当然不会是夏先生自己收起来，而是有人因喜爱而“大胆收藏”了。只是不知“花落谁家”。到了今天这标语也算是文物了。我在夏家搭伙时，夏先生为我出示过他的几幅作品，是横幅小行书，写自己的诗词。看我爱不释手，他就允诺为我书写一幅。几天后我就幸运地得到了，写的这首诗，正是前面提到的那首《为心叔画荷》。
夏先生对学术问题的精见与宏论，大都会在他与研究生交谈中流露出来。我虽然在边上听，听不太懂，但有此“熏陶”也是极大的收获和幸运。
当时在他门下的研究生有陆坚、陈铭和施议对，隔几天就会聚在夏先生家。陆坚恭敬有分寸，陈铭儒雅而深沉，施议活跃而好问，其实声调最高的还是夏先生，并且无拘无束，时有爽朗的大笑，将现场的气氛搞得很融洽。
有一天是周末吧，人都到齐了，我听说有“节目”，便在饭后溜了一圈后又回到夏家。夏先生正经八百地宣布今天要做一个“智力测验”或者说“智力游戏”，由柯国庆担任裁判。他说，你们中任何一位，在我不在现场时指点房间里的任何一样东西，等我回来时就能够知道你点的是什么。于是他就到隔壁房间里去并且将门锁上。大家默不作声，有一位学生就点了墙上一幅书法作品上的某一个字。夏先生出来后，东看看西看看，大家都用狐疑的目光跟随他。几分钟后他走到那幅书法作品前，准确无误地指出那个字。
太神奇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是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到的，怎么会猜得如此准？这时夏先生神秘兮兮地说现在有人在研究感应之类的事，具体也不清楚。大家不罢休，说再试试。于是又点了几次，居然次次不差，弄得大家认为夏先生确有能够感应的特异功能了。于是又喝茶，吃水果，气氛缓和了但诧异仍然回荡在每人心里。
夜阑人将散去，夏先生却在送客之时微笑着将谜底揭开。原来事情极其简单，只不过用了个障眼法。在大家注意夏先生时，柯国庆已经点了一下那个目标，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发生，谁都不会去注意柯国庆，但夏先生注意了也记住了。事情说破了，自然没有任何“感应”和“特异”，但大家体悟到的是，游戏带来了欢乐和轻松氛围，这是夏先生的智慧和美意。
夏先生晚年长期住在北京，夫人无闻先生照顾他，并且整理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和诗词作品，据说最后那几年里夏先生基本失去记忆，有时昏迷，但在昏迷中常常念叨的一个名字是“心叔”，就是我父亲，可见他们之间感情至深。
蒋礼鸿先生告诉我，夏先生当年研究姜夔和宋词音韵，就曾让我父亲写过两篇文章，并以“缪大年”的笔名发表。当时我父亲遭反右之祸，降职降薪，连用真名发表论文都受阻碍。夏先生这么做，一方面是看重我父亲在音韵方面的学术专长，希望不要荒废；另一方面也是想让父亲挣点稿费贴补家用。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千岛湖，特地嘱咐朋友将船驶到有夏先生墓的那个岛上。墓地很清洁，犹如我印象中他的家。在松柏环绕的夏先生的塑像前，我鞠了躬，当然，当时想到的是比“搭伙”更多的事。
作者：杭州大学中文系任铭善教授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