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新村的往事烟云
任平
杭大新村，其实可以有两个说法，一是广义的原杭大各个教师宿舍都可以称杭大新村，二是狭义的，专指位于道古桥的杭大教师宿舍。
1957年，道古桥宿舍住进了第一批住户，我家从钱塘江边的秦望山麓搬到了这里。当时杭州大学还叫“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的最后规模，是在浙江师范学院、刚刚建起的杭大，以及外专、党校的一部分陆续加入后形成的。
搬入新居，父母添置了几件家具，又史无前例地买了收音机，这收音机的上面还可以放唱片，使得我这个幼儿园的小孩异常兴奋。我第一次听到了梅兰芳的京戏、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但更令人兴奋的是可以在三层叠加的脚手架上狂奔，玩打仗的游戏。当时13、14、15、16幢还在建造，整个杭大新村是半工地状态。
马路对面有个大牌坊，望进去里面是成片的水泥大方块。大人说，这是坟墓。出于对坟墓的恐惧，就没进去看个究竟。多年后才知道，这是淞沪会战的烈士墓，但那时是不这么说的。
一起玩耍的孩子，也是从六和塔校区搬来的。隔壁是陈干，教育系陈学恂教授的儿子。焦家四兄弟，是浙师院书记焦梦晓的儿子，焦书记是南下干部，也是个文化人，对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吕忆波，是中文系吕漠野先生的儿子。蒋遂，他爸蒋礼鸿先生是古汉语专家，由于父辈是挚友，来往自然更多。
1957—1959年，是国家更是我家风云突变的时期。父亲身为校副教务长，民进首任浙江省副主委，中文系语言学科的带头人，却因为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提了些其实对文化教育有益的意见建议，被打成了右派。在阳台上他对着皓月，自言自语：我怎么会一下子成了敌人？边上幼小的我，更是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是降级降薪，被赶出杭大新村。身体瘦弱多病的父亲，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手拉板车一步步挪着步子，搬运他心爱的书籍，这景象我终生难忘。而第二年，实在生活太困难了，他才忍痛卖了一些书，我看到他拿起又放下，捆好了又解开，实在舍不得这些书啊。有一年我从外婆家回来，他知道我饿了，拿出几块饼干，这在当时要花四毛钱才能买一块。我实在难以咽下这用卖书才换来的饼干。
在只有两间小房间的文三路杭大宿舍住了近5年，我家又回到了道古桥杭大新村。此时，父亲已经恢复了教授职务。6幢2号已经安排化学系周洵均先生家住，我家住14幢2号。附近的朋友、同学可多了。同幢的吕甘棠，他爸是化学系吕荣山先生，金观源、金观涛的爸爸是化学系金松寿先生。李寅，他妈是物理系梁仙翠先生。张言，他爸是中文系张仲浦先生。王念生，他爸是中文系书记王倚。郁昭愈，他爸是生物系郁永先先生。附近的胡大林，他爸是历史系胡玉堂先生。而陈干、吴游（教育系吴向先生之子）、周复来（图书馆周采泉先生之子）、王岳洛（物理学王锦光先生之子）、王重鸣（教育系王承绪先生之子）等等。那都是经常来往的小兄弟，但我与女孩子确实来往极少。
那时，我们并不详细了解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但进入这些家庭后的所见所闻，就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和对学习的渴望。整个杭大新村的氛围，简直就是一张文化的大网，学术的大气场，即便是不懂那些专门学问，也被熏染得终生不会改变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即使在处处“以钱为纲”的时代，我也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他们的价值观有一种对于知识的根深蒂固的崇拜与向往。
每家每户都有一面“书墙”，这几乎是杭大新村的固有的风景，也是先生们埋头苦干的领地，孩子们莫名向往的圣地。
我在黎子耀先生家知道了什么是《易经》，在胡玉堂先生家见到了《圣经》，在江希明先生家翻阅了生物图谱，在白正国先生家惊叹他读了那么多德语的数学书！当然看到线装本古籍的机会更多。夏承焘先生读得烂熟的《宋史》、姜亮夫先生从巴黎抄回来的敦煌文献、王驾吾先生加了批注的《墨子》、胡士莹先生拥有的古代话本小说、蒋礼鸿先生熟读的《说文解字》和《广雅疏证》等等，让我觉得文化的博大和震撼。直到今天也会想起来就汗颜无比，前辈们的学问根本无法企及啊！杭大新村的先生们，坐拥书城，做出了一流的学术，构成了他们人生最动人的交响曲。
老一辈如此，孩子们也个个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被斥为无用，文化不如文盲的年代，却有不少图书在杭大新村被流传。听说13幢几个小伙伴在看什么三部曲，我赶紧去和他们套近乎，条件当然是一本换一本，一本看完才能获借下一本。就这样，读完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接着是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出租》《骑虎》《有产业的人》，也是三部曲。据说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还有美国的《珍妮姑娘》，法国的《人间喜剧》等。常常见到书上有“杭州大学图书馆”“杭大附中图书馆”的模糊印记，而书角翻卷，书页残损。于是想到了这些书可能的几种来源：“文革”混乱中被人从书库取出，当时声称要批判“毒草”是名正言顺的；或者是以前借的书，“文革”一乱就没有归还；或者是抄家后幸存下来的……喜欢画画的小朋友胡大林，当时狂热地收集画册，哪怕是图片残页也视如至宝。好几次他以万分激动的表情，给我看他刚“弄”到的几张苏里科夫、列宾和费欣的画的印刷品，说这是他花了好几件无线电（大约是矿石收音机）零件换来的。而那些天他会埋头在小房间里，赤膊一遍一遍地临摹这些名作，还真画得不赖。还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拿出几页古代扇面画的印刷品，说这些扇面都是名画，这些印刷品代表着中国印刷最高水平，使我艳羡不已，差点儿想拿东西和他换。没料到过了几天，就有同学送了我几张，原来这是同一套里被拆散的，流落于不同人之手。
当时杭大图书馆确实无人看管，任人进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悲剧不会发生。我的同学吕甘棠进去翻看报纸杂志，发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就随手撕下来。不巧被化学系的红卫兵看见了，一查，那一页的反面正好是伟大领袖，恰巧撕破了光辉形象。这还了得！立刻，我的同学被扣上了“现反”帽子，胸前挂了牌子，押往化学系大门的台阶，低头示众。连续几十天啊！有时还将他的老爸，化学系的教授吕荣山押来一起示众。这对一个16岁的孩子，是多大的身心摧残和人格侮辱！在那个时候，谁也不敢去解救他，也解救不了他。他只能含冤忍辱，没有任何解释分辨的权利。精神上的打击以及后来在黑龙江插队的艰苦生活，使他一直心情压抑、疾病缠身。但杭大新村的孩子，总是会在窘境里找到一种寄托，会在学习中寻求一些希望。他在艰苦环境下刻苦自学外语，后来在工作中学以致用，发挥出了自己的力量。
我住的14幢北面是17幢。至今在我心目中花鸟画画得最好的中文系张同光先生就住在17幢一楼。有一次我去看张先生画画，无意中发现他孙女张淑馨拥有《莎士比亚全集》！于是我动起了脑筋，以借给她两本外国短篇小说集作为条件，她就把《莎士比亚全集》给我看了。这可是新中国成立前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的译本啊，我当时并不知道版本的价值，只记得父亲说过，朱生豪与他是之江大学的同学，还是同桌同室的好友，之江诗社的诗友。这样，读起来又多了一份暖暖的感觉。莎剧跌宕起伏的剧情、幽默犀利的语言，朱先生古典诗词味道的译句，精彩绝伦。虽然当时未能完全欣赏，但已经让我兴味盎然，难以释卷。其实此书还应该有一册“正剧”，但无可追寻。运气的是，张淑馨后来下乡并表示不要此书了；晦气的是，我下乡带的这两本书，被勾庄公社的一位好书之友借去，数月后，竟声称遗失了其中的那本“悲剧”！
那个时候能够读到的书确实少得可怜。下乡时，听说大陆公社（我插队的地方，现在属于良渚）翻过一座山，是大观山农场，那里的老知青有一些书。于是我连翻了几次山，也陆续借来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实味文集》《莎菲女士日记》等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得臭烘烘的“毒草”书籍，秘密地、迅速地看完，又很守信用地还回去了。当时翻山还真不觉得累。
可能是受了“毒草”影响，在枯燥无味的生活里，几个知青也写点诗歌哼几句寻找乐趣。我与同屋知青徐小多一起创作了组诗，里面尽是“愁如门前溪水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之类。小多还为之谱曲。当小提琴奏起这些“靡靡之音”时，我看到那琴宛如一片经霜的红叶，在秋风中飘零。那几天，我和同屋的另一知青黄荔生，还干劲十足地在村里大画毛主席像，在墙上到处写“四个伟大”的标语。相映之下，这是对比多么强烈多么滑稽的图景！
我曾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大陆乡，以前一起种田的小伙伴已是村支部书记，他要带我去看一样东西。哦，在一间已经废弃的抽水机房，当年我画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像，竟然还在墙上！斑驳而又清晰……(https://www.daowen.com)
前面提到的胡大林、黄荔生都是我小时候的“画友”，也是杭大新村的邻居。这里面还有比我大些的朋友，以前“风闻”他们的本领，让我们好钦佩。
同学黎体凡的大哥黎体璎，虽然以前是调皮捣蛋的大王，但小学三年级就横渡了钱塘江，后来考上浙医大，毕业后成为浙医二院的“一把刀”，再后来就退休了，他的夫人严远，父亲是哲学系教授、大名鼎鼎的严复的侄子严群。
金观涛是金松寿教授的大儿子，我和吕甘棠小时候每天傍晚和他走向黄龙洞，一路听他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听到“时间隧道”时惊奇得一愣一愣的：超过光速的时候竟然能够看到几万年前的场景？后来他考上了北大，再后来他主编了第一套引进西方现代思想的“未来丛书”。我成了热心的读者。
爱好画画的蒋遵义和王重为，因为比我大，无从请教，我只是间接的粉丝。王重为的父亲王承绪教授，是杭大前身浙江师范学院的副教务长，和我父亲面对面坐同一张办公桌，也是同一年被划为右派的。既是命运相同，又何尝不是惺惺相惜？于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英语课时有两位“老学生”坐在最后一排，整整两年，都在静静地听，静静地记笔记。我们的英语老师史佩珍，是刚从杭大外语系毕业的高才生，又是饰演《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气质美女。那时她正配合王承绪、赵端瑛两位教授进行“标准伦敦音”的教学实验。由于教学理念新，方法先进，我们班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史老师说，王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学专家，一直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这么大的学者，那时却还带着右派帽子，还在中学里孜孜不倦地做实验，想想真悲哀也真令人感动。身处窘境，却置荣辱沉浮于度外，而视教学科研为生命。他们二老表面很平静，却有着火热虔诚的内心。我到伦敦路过UCL（伦敦大学），首先想到的是王先生在此留过学，想起王先生指导我们学的“伦敦音”。
我知道赵端瑛先生是教育专家以及她的哥哥是古文字学家赵万里，是较晚的事了。赵万里是我导师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的导师之一，所以按辈分是我的“太先生”了。
王重为的画非常好。虽然以前只是在他家见过却无从求教，但后来也算有了缘分。我以前做包装设计，需要美术参考资料。听说浙江幻灯制片厂有些幻灯片可以作参考，就去寻访在这个厂工作的王重为，怎么说也是老邻居嘛。他很努力地帮我找了需要的图片资料。最近他在微信里说，他父亲遭过反右的罪，他在极左路线下也遭过磨难。其实我以前也知道，他吃的苦头不小，但同是苦瓜一个，我又是个胆大的人，当时找他并无任何顾忌。
无论是我住在杭大新村的6幢2号，还是后来的14幢2号，以及后来的体育场路杭大宿舍，我与蒋遂、蒋绍心等“发小”从未停止过来往。不仅因为父辈都是中文系的同事、挚友，也因为我们有相近的兴趣爱好。蒋遂可能是到了黑龙江后给我写信最多的人，回杭州后在厂里工作，即使到山东学习期间也常常来信，谈工作境遇，聊人间万象，诉情感悄语。前几年他在一家报纸编副刊，也不忘宣传杭大的老先生，约我写了些文章。
蒋绍心的父亲蒋祖怡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专家。蒋绍心虽脚有残疾，却是极其心灵手巧之人。初中时，他已经能安装“五灯”以上的电子管收音机。他哥哥蒋绍忠，杭大数学系的高才生，后来是浙江大学的总会计师。我高考时数学底子太差，几乎是蒋绍忠和他妻子胡巧湄辅导提高上去的。他大哥蒋绍愚，北京大学的古汉语著名教授，也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所以他家可谓文、理、工俱全，是杭大新村的“明星”家庭。后来知道，蒋绍心的祖父也是大家，很早就著有《国学概论》。
我做姜亮夫先生的博士生之前是郭在贻教授的硕士生，而郭老师曾经是姜先生的学术助手。郭老师认为和我谈得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也喜欢书法。这位从孟子故乡来的谦谦君子，做一手好学问，也写一手好字。他是国内较早研究古代“俗语词”的专家。拜师伊始他就说：“王羲之王献之书札中，有不少俗语词，你既搞书法，何不去研究一下‘二王’书札？”这个指点非常重要，使我写作论文在很有兴味的状态下顺利完成。郭老师英年早逝。至今还常常想起，在轻轻推开杭大新村27幢他家的门时，总是一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一口山东话：“你来了！”每次递上拙劣的小文，取回来总有密密的批注，是用他那一手俊逸的毛笔字写成的。马上要过50岁生日了，郭老师却在浙医二院的病床上。我们几个弟子分了工，有的去买鲜花，有的去买蛋糕，有的去写祝贺文。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我提了装蛋糕的大盒子赶到病房门口，有人低沉地说：“郭老师刚刚走了。”离50岁寿辰只差一天啊！郭老师太过于匆匆！我们悲伤地在章太炎故居附近找了一块茔地，不久，郭师的忘年交许嘉璐先生写来了碑文，我受师母之托恭书了此文。哲人已逝，师恩永存。
成为姜亮夫先生的博士生之后，我便经常去杭大新村的4幢3号拜访求教。其实这也是小时候来过的地方，而且先生的女儿昆武还曾经是我母亲在六和塔小学时的学生。师母陶秋英教授又是挺健谈的人，由于熟悉而毫无拘束。这是两位是谁看了一眼都会难以忘记的老人：先生高度近视眼，长期伏案而背已经佝偻，说话声音还一点儿不弱，带着浓浓的云南昭通口音。师母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个大美女，据闻曾被誉为燕京“校花”。她几乎天天画画、吟诗，听说以前还经常坐上黄包车或三轮车去西湖边观景写生。其山水画路数很正，有明代吴门画派沈周之风韵，其实她正是苏州人。
现在的学生可能很难想象姜先生是怎样教我的，他几乎用的都是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每次我去见姜先生，他都视为尽兴畅谈回忆过去的好机会。我若问文字，他会说起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导师王国维、陈寅恪及曾求教过的章太炎等，从生活琐事的娓娓道来，自然点出了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态度、思维方式和一代风范。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而考证了商王的世系，卓成大家；章太炎几乎不承认甲骨文，但对于商周金文的研究却因学问的深厚而鞭辟入里。我若问文献学，他便回忆起在法国巴黎的留学生涯。当看见博物馆、图书馆里大量的中国文物和文献陈列其中，这位热血青年毅然地放弃了攻读哲学博士的机会，而一头扎进了国家图书馆。从开门第一个进到关门最后出，他每天埋头抄录敦煌卷子中的国内已见不到的古本《切韵》，他没有照相机，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以致原来就已经800度的近视眼又加深了几百度。我看到的姜先生，眼镜片就像酒瓶的底一般厚，看书时脸紧贴着书页，几乎是“闻着”看的。师母说，都这样了还每天手不释卷，是个只要拿到一张有字的纸就不肯放下的人。当时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一个夹几片包心菜叶子的面包。姜先生曾动容地说起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女管理员，女管理员看到这位中国青年如此忘我工作，深受感动，特别为他每天延迟一小时闭馆，以便他能尽早抄完，这在西方图书馆也算是破例了。当姜先生拿出中国科学院的影印本《瀛涯敦煌韵辑》时，我看得几乎屏住了呼吸：这一丝不苟的书法，字字如珠玑，字字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啊。
说到博士论文，当时我完成后几乎是口述给姜先生听的。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更不要说眼睛近乎失明，于是他特地委托蒋礼鸿先生再度审阅。蒋先生在看所有的博士论文时，我这篇可能是看得最仔细的。不说每页批注吧，也是朱墨灿烂，最后还写了对于全文的评阅意见。所以，蒋先生也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蒋先生病重住进了浙江医院，我去看过几回。他每次见到我来都非常高兴，有一次还让我扶他在灵隐路上走走。此时正值夕阳西下，天边的云彩里透出几缕金光。这异美的景色也让蒋先生有些兴奋，他说：“你不是在教学生读杜甫的诗吗，‘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喏，这云中投下的光柱，就是‘日脚’啊。”
是啊，这“日脚”，先辈们走下来了，后辈们还要走下去。
作者：杭州大学中文系任铭善教授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