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伙记

蒋遂

挚友任平有一篇《“搭伙”记事》刊登在香港《大公报》上。该文记叙了“文革”前，他父亲任铭善先生去浙江诸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杭大中文系教师大多被派去搞社教，我的父母蒋礼鸿、盛静霞也在其中）。任平母亲马素娥女士在杭州一所小学做校长，忙于工作，只有周末才回家。任平吃饭成了问题，于是任先生和马老师将任平托付到夏承焘先生家“搭伙”。

此文勾起我相似的回忆，这个时候我也被托付到中文系蒋祖怡先生家“搭伙”，非但“搭伙”，而且还是“寄存”！再后来，由于学校搬迁，中午吃饭路太远，我还到任平家搭过伙。

我的父母亲参加社教应该是1963年，他们俩分派到浙江金华磐安农村和绍兴柯桥农村。至于谁在磐安，谁在柯桥已记不清了，只觉得他们下农村是家常便饭，正常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也不搞了，学生也一起到农村去了。

就这样，我们姐弟俩吃饭也成了问题。老杭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不但学术上相互切磋，而且情感上也很融洽，于是父母把我托付给同是道古桥宿舍邻居的中文系副系主任蒋祖怡先生家，把姐姐托付给中文系陆维钊先生家（陆先生不久后调入浙江美术学院）。

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搭伙，也睡在他家。祖怡先生上有老母，下有5个子女，依次为：绍惠、绍愚、绍忞、绍忠、绍心。蒋妈妈操持家务。祖怡先生也去农村搞社教了，绍惠、绍愚求学去了北京，家里只有奶奶、蒋妈妈和绍忞、绍忠、绍心三位子女。1963年还是闹大饥荒的年代，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她把小河边茭藕的块经取来，滤出淀粉做成“藕粉”，把我和绍心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每天早上，她用一个旧信封装半袋炒米粉，加一瓢糖，给我和绍心用来课间充饥。有时候运气好，蒋妈妈弄来一些极小的“猫鱼儿”，在油里干炸给我们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慈祥的奶奶、祖怡先生、蒋妈妈早已过世，这有趣的条幅还常常在我梦里晃动，我常常想，我身上尚且残留的一点“士”气，是不是和祖怡先生家的“猫鱼儿”有关？(https://www.daowen.com)

紧接着1963年下半年，我就读的杭师附小（现文三小学所在地），在文三街、文二街之间的求智巷，建起小学“本部”（现学军小学所在地）。我升入五年级后搬到本部。这样一来，上学的距离远了，常常会迟到。记得为上学不迟到，冬天天蒙蒙亮就上路，有时星光还未隐去。中午回家吃饭，也是紧赶慢赶，很难吃上一口囫囵饭。父母心疼我，就和家住河东宿舍（现文三新村）的任铭善先生商量，让我中午在他家搭伙。自然是没有问题！

其实任平家原来也是在道古桥宿舍，他家在6幢2号，我家在5幢4号，透过我家后窗，可以看到他家，开了后门去他家更方便。我们两家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全面抗战前，我父亲和心叔（任铭善先生字）先生同在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读书，心叔先生早我父亲两年入学。两人由同样的先生教，搞同一种学问。心叔先生铁骨铮铮，从不人云亦云，是极有学识和人品之人。1949年以后，受当局赏识，被派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深造，又被任命为浙江师范学院副教务长。正当任先生以为可以在新时代大干一场，报效国家的时候，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是年，45岁年富力强的心叔先生，拖着人力车，将刚入住6幢2号的家，搬去河东宿舍的两居室（6幢2号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

待到我去心叔先生家搭伙时，那顶“右派”帽子虽已摘掉，境况未有多大改善。我每天去搭伙，任平母亲马素娥老师都不在家，吃饭时只有任先生父子和老保姆屠妈在。任先生吃饭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往我碗里夹几筷子菜。屠妈烧的菜清新可口，以素为主。和祖怡先生家“猫鱼儿”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菜是“螺蛳”。任平还不忘在一旁解释：“螺蛳是穷人的荤菜。”1959年，周恩来确定要重编《辞海》，任先生“戴帽”参与编辑，被誉为解决问题的“两把刀子”之一，另一把是我父亲。

那位屠妈，原本杭州人氏，有后辈。看到任先生一家遭此横祸，心甘情愿留在任先生家照顾起居，且不要一文钱的报酬。这位无甚文化的善良老太太，身上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芒。在任先生家搭伙的经历，随着这些住在道古桥宿舍子女的父母聘请老杭大职工李承德的夫人王大妈集体送饭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