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新村，我魂牵梦绕的家
盛逊
我63岁那年，有了小孙子。他两岁多时我给他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念诗时想起了自己，就对他说：“奶奶就是这样，从小离开了家，现在回不去了。”不料他竟然大哭起来，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也许是被我的伤感所感染。我连忙说：“回得去，奶奶回得去。”他才慢慢地止住了哭声，在午睡中还在抽抽搭搭。三岁多时，我又给他念这首诗，他已经会完整地背出来了。这次没有哭，扬起小脸，用清澈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奶奶我陪你去，我背小包包，你背大包包，大包包我可拿不动喔。”一般暖流涌上心头，小小人儿竟然如此善解人意。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去，回家！家乡就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家，就是那个从小生长、生活的地方：杭大新村——我魂牵梦绕的家！
我们家是1957年从杭州市体育场路的浙江师范学院宿舍搬到杭大新村的。那时还叫道古桥宿舍，因为在杭徽路往西去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石桥，那就是道古桥，我们的宿舍因此而命名。但不知何时改叫杭大新村的。
刚刚搬进去时1—6幢是两层楼房子，是青砖砌成，黑瓦盖顶，看起来很是坚固、漂亮。我家的父母都是讲师，被分配到5幢4号。东边是1—3幢，我们家是4—6幢中间那幢，在紧西头。房子是三室一厅一卫一厨的格局，前后有门。南边大门进来，东西各有一间向阳的房间，中间是一个贯通南北的客厅。北面西北角有一个小屋，然后依次是卫生间和厨房，厨房旁边还有一个后门。特别要说的是卫生间。卫生间里有白色的洗脸池，有抽水马桶，还有一个白色的大浴缸，在那个年代可是少见的奢华。南面东边的房间是爸爸的独立书房。南面西边的房间是爸妈的卧室兼妈妈的书房。这两间房都可以在阳光充足的南边窗下摆上爸妈的书桌。爸爸的书房还能放下他的各种书架，占满了剩下的空间。书架上放着他心爱的书籍，排列整齐，爸爸还为书做了标签，一目了然，可以随时抽出来阅读。爸爸每天早早起来，伏在他的书桌上，或备课，或看书查证，或奋笔疾书，在知识的海洋中驰骋遨游。
因为我家在紧西头，从南边进门的小路两边各有一块土地，被冬青树隔为两个小院。刚刚搬进来时杂草丛生，我和阿姨（我家保姆）小弟一有空就去拔草，把石头挑出去扔掉，渐渐地，小院平整了，露出了土地。一天，我不知道在何处捡到了一根柳枝。听说柳枝正插倒插都能成活。我就把这根柳枝剪成两根。一根插在大院子中间，一根插在西边妈妈房间的窗边。当时也是随手一插，并未刻意去种，也没管它，不料再过几天过去一看，呀！竟然发现了几个小小的嫩芽，浅黄绿色的小芽跃然而出，于是我马上给它们浇水。小柳树几乎是随风而长，一天比一天高，叶子也一天比一天多。这一抹绿色带给我极大的兴奋和喜悦。自此之后，我又常常到杭大东门附近的花圃去玩，那儿有一个玻璃花房，一片花地，一个慈祥的老花匠。我放学后常去帮他拔草浇水。渐渐地混熟了。老花匠说：“这个女伢儿蛮喜欢花的。”于是就常常把“间”（多余的）下来的花苗送给我。我如获珍宝一样地捧回家里种下。从此小院多了许多花花草草。有紫色的蝴蝶花、粉红色的扁竹莲、大红色的大理菊、美人蕉、小红星星状的袅萝花、黄色的香水花、白色的夜来香、蓝色的牵牛花，还有深紫色的晚饭花、大红和粉红的凤仙花。最美的是爸爸窗前的一棵双瓣桃花。春天，桃花盛开，枝头开满了密密麻麻的花朵，还引来了勤劳的蜜蜂，在花间采蜜。旁边墙上还爬满了一种蔷薇科的十姐妹花，一个枝上，往往有十几个小花同时开放，故得此名。小小的院子里，生机盎然，美不胜收。爸爸妈妈工作之余，常常抬头望望院子里的姹紫嫣红的花，稍做休息。我和弟弟则常在院子里欢笑玩耍，小弟很乖，从不踩踏院里的花草，常常津津有味地蹲在那里看蚂蚁搬家。5幢4号的道古桥宿舍，我们童年的快乐家园，5幢4号，我们温馨祥和的家。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来临，人们在饥饿中度过艰难的日子。五幢四号的小院渐渐凋零，在那个饿着肚子的年代，哪还有心思栽花种草？我们在院子里种了蚕豆，希望长出的蚕豆可以改善伙食。可是不知是何原因，蚕豆枝又细又小，小小的豆荚虽然长出来了，剥开一看，只有极小的豆粒，怎么也长不大，更不用说食用了。那时宿舍旁的食堂里4毛钱可买一斤饼干。弟弟上小学第一天，手里握着一块饼干没舍得吃。我牵着他的小手走在杭大操场的尽头，一只大黑狗追了上来，弟弟拼命地跑，也没舍得扔下饼干。我一把抡起书包砸向狗头，才把狗赶跑。它是冲着弟弟手中的饼干来的，可见那时候连狗也饿得不行了。5幢4号西边有个教工食堂，经常卖一种粥，那是掺了很多胡萝卜块和切碎了的胡萝卜叶子熬成的粥。有这种粥喝也算很好了。因为味道不太好，至今任人们怎么说胡萝卜营养有多好，我仍然心有余悸，不愿意去吃它。因那时正在长身体，上课饿得肚子咕咕叫。后来在家里用一点点油炒了一包粗盐，包一小包带在身边，上课时偷偷撒在课桌上，趁老师背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时，用手指沾着盐粒放进嘴里，以解饥饿。
自此小院荒芜，人心惶惶，唯有我插的两棵柳树倒是不惧风雨，傲然挺立，已经长得有两层楼那么高了，在三伏天最热的日子里，蝉儿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着，听起来是那么刺耳，令人厌烦。
1963年，总算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又平静地过了三年。可是1966年的暴风骤雨突然而至。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命”开始了，一夜之间，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拉开了“文革”的大幕。无数的革命前辈、领导干部、为人师表的教授学者，我们杭大附中的校长、书记、尊敬的老师统统成了“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变成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猝不及防的巨大变化，在我们心理上还没有接受时突然降临。
1966年的夏天，课也不上了，学校里到处是高音喇叭的叫声，“造反有理”的歌声。学校的大礼堂、教室成了开批斗会的战场。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挂着沉重的大牌，上面的铁丝勒紧脖子，双手被两个造反派反扣在背后，或站或跪在高处，头被压下去（号称“飞机式”）接受批斗。打倒某某的口号震耳欲聋，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上的月亮也躲进了云层。只听见一阵匆匆的脚步声在我家门前停住，一大群人在我家门前高喊：“蒋礼鸿滚出来！蒋礼鸿滚出来！”爸爸走出门口，我和妈妈在屋里瑟瑟发抖，弟弟则冲到客厅。他们又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蒋礼鸿！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下跪！蒋礼鸿不低头就砸烂他的狗头！”爸爸迫于压力，突然双腿下跪，跪在这群造反派小将面前。这一跪，深深地刺痛了父亲的心。男儿膝下有黄金。他是不为三斗米折腰的人，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勤勤恳恳，刚正不阿。只是因为他对于伟人选集上个别文字提出不同意见，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头，他又如何能逆流而动？真是可悲啊可怜！
又过了几天，晚上月黑风高，附中小将突然而至，名为造牛鬼蛇神的反、破四旧。前来的小将把爸爸数十年购置和精心收集的书全部运走时，爸爸的眼光是那么愤怒、那么惋惜、那么无助、那么绝望！比杀了他还要难受。那目光令我心碎，终生难忘。幸亏弟弟勇敢地抢回了一部《辞海》和《本草纲目》。爸爸每每看着这两本书，都会喃喃自语：“这是蒋遂为我抢回来的。”
后来爸爸干脆被关进了牛棚。白天在烈日下接受批斗，挂着沉重的牌子、挨斗。或是被分配在外边拔草、刷厕所、擦大教室和大玻璃等等，称为“劳动改造”，晚上还要写检查，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位造反派小头头常以惩罚他们为乐，乐此不疲。稍不如意就罚爸爸跪在地上，双手高举过头，在两手虎口上放上一根竹竿。时间一长，竹竿重如千斤。爸爸咬牙挺着，不肯低下高昂的头。至于其他种种折磨更是花样百出。爸爸在百般折磨下，甚至想一头跳下三楼自杀！想起家中翘首以盼的妻儿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真不知道爸爸这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教书匠是如何挺过来的！(https://www.daowen.com)
妈妈虽然没有被关进牛棚，但也会在爸爸开批斗会时被拉去陪斗。同样是飞机式，两手反扣，头被狠狠地压下去。在夏天炎炎的烈日下，一陪就是几个小时，一天陪斗回来，满脸通红，抱着大茶杯一口气喝下一杯水后，就颓然倒在床上，几近休克。后来妈妈受“之江黄金案”牵连，进了牛棚专案组，不让回家住。由于妈妈以前做过十二指肠胃溃疡手术，切除了大部分胃，当时医疗技术又不发达，留下了肠梗阻的后遗症，从此不能吃硬东西。妈妈在学习班吃食堂的饭，可是饭很硬，我只好做了饭给她送去。当时附中的造反派分为两派，也在相互争斗，我属于黑五类子女，没有资格参加任何一派，常常躲在宿舍里学《毛泽东选集》。一天门卫来人告诉我：有你电话。原来是杭大外语系陈纲老师给我打的电话。他偷偷告诉我：你妈犯病了，在健身房，快去看看。
接到了陈老师的电话，我急忙去了健身房，人还未进去，就听见妈妈呼天抢地的哭叫声。进去一看，妈妈疼得脸色煞白，两手紧紧捂着肚子，嘴里吐出恶臭的呕吐物。就这样造反派还把她一个人丢在健身房里不闻不问，要知道这个病是会置人于死地的。幸亏陈老师路过发现后偷偷告诉了我。我找到弟弟，当即用我的破自行车把妈妈送到了中医院，才慢慢转危为安。在护理妈妈的日子里，同病房的人感到很奇怪，问：“怎么只有你们护理，你爸爸呢？”我们只能谎说：“爸爸在外地，回不来。”殊不知爸爸此刻正在受着非人的迫害和煎熬。
这一段时间，杭州大学和杭大附中有无数校系领导、学者教授、各科老师，都在这场“文革”中受到冲击。道古桥宿舍再也没有往日的生机、欢笑和朗朗的读书声了。阴沉的天空，乌云密布，死气沉沉的气氛令人窒息。
1968年年底，中央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我不去下乡，牛棚中的爸爸一定会多加一个罪名，遇到更大的非议，遭更大的罪。就和同班一个女生约定一起去支边，到黑龙江去。她父母早年间去了意大利，她属于有海外关系的子女，在“文革”中和我是同等待遇，也属于黑五类和狗崽子。我想不如早点走，走远点，显得我积极进步，因此我们决定报名去北大荒，父亲也可以少遭点罪。弟弟原来决定和几个好朋友在附近乡下插队。不料，去北大荒的名单上有了他的名字，且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能更改的。在我们走之前，中文系有好心的学生偷偷让我们去见爸爸一面，告个别。1969年3月8日，那天我和弟弟拿了一件干净的毛衣到中文系大教室门口。有人喊：“蒋礼鸿出来。”爸爸出来一看是我们两个，一脸惊诧。我看看他憔悴的脸庞，呆滞的眼神，一阵心痛袭上心头，但还强作镇定地说：“我们要到黑龙江去了，你有没有意见？”他默默无语。我又说：“你要好好改造，相信群众，相信党，会有出路的。”爸爸的眼睛闪了一下光芒。他后来告诉我，他以为他一定要蹲监狱了，回不去家了。这时那个好心的学生来催我们走，因为他是偷着让我们见面的，怕时间长了被人看见。我们只好让爸爸换下了很久未洗的毛衣。那天是弟弟17岁的生日。晚上，我和妈妈、弟弟默默地坐在灯下，手里抱着爸爸那件又脏又硬的毛衣。上面又是泥巴，又是汗渍，已无法辨认颜色的毛衣。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往下淌……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一次流泪，当时真是有泪也不敢流。这晚是去下乡前在家的最后一晚，明天，我们将离开生我养我的家，奔赴黑龙江那苍茫的大地。心中的泪再也无法忍住，像开了闸门的水，夺眶而下。
1969年3月9日清晨，那是弟弟刚过17岁生日的第二天，我21岁半的时候。我们的母亲没有送我们出门，我们也没敢去和她告别。只有同住的陈纲叔叔抱着他的女儿南南来送我们出远门，他曾在哈尔滨上过大学，深知黑龙江是个什么情景。他深邃的目光中充满了忧虑。小南南挥着小手：“大姐，大哥，早点回来！”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我的父母亲人，离开了家。别了，我的爸爸妈妈！别了，杭大道古桥宿舍的家！这里有太多的童年回忆，我的欢乐，我的悲伤！却并不能料到，自此一别，我就从杭州人变成了北方人，再也回不去我的故乡、我杭大新村的家。
1971年年底，上面有了新政策，家里所有子女下乡的，可以抽调一个回城。我当即决定让弟弟回家。好在各方面都没有为难我，一路盖章顺利办完了一切手续。1972年夏天，弟弟的调令下来了。我赶紧把调令给他寄了回去，在北大荒干了三年的弟弟终于把户口落回了杭州，回到了我们的家，回到放出牛棚和专案组的父母身边。
1973年，我自己觉得回家无望，又因种种原因：有天意、有人祸、有巧合，嫁给了串联中认识的一个哈尔滨青年。从此以后，我在哈尔滨有了一个家。有公公、婆婆、两个外甥女、我丈夫，后来又有了女儿和儿子，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这就是我在哈市的婆家。而杭州道古桥宿舍的那个家，成了我的娘家。几十年来，每隔一两年我都会拖儿带女从遥远的北方回一次娘家，看望父母亲人。之后，我娘家又在1975年搬到了杭大河东宿舍2幢和新5幢。
1982年，在道古桥西溪路和杭大路西南角，学校又盖起了两幢6层楼的教授楼。我娘家又从河东宿舍搬回了道古桥。
这是一个独立的院子，在院门的墙上挂着一个门牌，上面赫然写着：“杭大新村27幢、28幢”。在1983年的春天，搬进新家不久的爸爸突然生病。从此，家、医院常常是两点一线地跑，爸爸在生死线上徘徊，和病魔做着一次又一次的搏斗。这之后，每当爸爸生病时我都抛下儿女，从北方坐4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赶回家中，侍奉在他的病榻前，以前回家时的喜悦和欢乐不再，留下的只有无限的忧伤和担心。
1995年5月9日，爸爸被病魔夺走了生命。2001年，孤独的妈妈已是84岁的高龄，因儿子、儿媳工作繁忙，妈妈深感老年的危机和恐惧，又不敢跟我到寒冷的北方生活。正巧杭州市福利中心开办并招收老人。妈妈让我带她去实地考察一番。觉得环境、服务、医疗都比较满意，决定要去那里养老，以解后顾之忧。我帮她办了入院手续、住进了社会福利院。在那里，妈妈过了6年安详平和的日子。2006年4月16日，90岁高龄的妈妈也离我们而去了。自此，杭大新村的家已经没了爹娘。弟弟对我说：“爸爸妈妈没了，但这里还是你的家。”呵！没有了爹娘的娘家！我心黯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中。从此弟弟就是我在蒋家唯一的亲人，让我知道，有他在，就有杭大新村这个家在，就有让我想它、念它的家在。
2011年，在母亲去世后的第5年，侄子凝凝结婚了，我这个唯一的姑姑必须回来。我回来参加了他的婚礼。2016年，又过去了5年，我太想家了，又回来看望了弟弟一家。弟弟带我去了儿时的之江山，重拾起童年的记忆。他的小孙孙小宝，“姑奶奶，姑奶奶”地叫着，虽然第一次见面，却一点儿都不陌生，跟在我后边，找我玩，要我抱抱，这就是与生俱来的血脉亲情！2017年，因为弟媳大手术，我又回来看望了他们。每当我走到杭大新村27幢附近，就加快了脚步，心里很激动，杭大新村，我回来了！
2017年夏，杭大新村的老屋，弟弟已把它重新装修过了。房子一律用浅色木纹的材料，家具也是同一色系，全部换成了新的。房屋前边的小院铺成了水泥地。房间干净明亮、时尚大气。墙上的字画，壁柜里的书籍告诉我，这是我父母居住过的老屋。
2018年春，突然得知，杭大新村已纳入旧城区改造项目，它将被改成历史文化街区。杭大新村在不久的将来要进行的改造，不知能否保留我心中的记忆？我心里不免泛起阵阵惆怅。杭大新村，这个我从小长大、生活的地方，将永驻在我这个远嫁女儿的心中，魂牵梦绕，永生难忘！
作者：杭州大学中文系蒋礼鸿教授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