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探索与发现东汉《刘平国刻石》的几位先驱者

关于晚清探索与发现东汉《刘平国刻石》的几位先驱者

陶喻之

上海博物馆

东汉《刘平国刻石》所处之地由于僻处西北边陲而人迹罕至，至今仍然保持着与世隔绝的原生态状况。它得以在晚清政府用兵新疆、探索勾连南北疆道路进程中被意外发现，实属天赐良缘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机缘巧合。而当年独具只眼和共同玉成识宝者究竟有哪些人，晚近以来文献史料有不同的人选推介。在此，笔者将见诸文本者一一呈现并予以梳理，希望推选出比较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对象组合以见物见人。

图1　张曜像

张曜（1832—1891）（图1），字亮臣，号朗斋，谥勤果，祖籍浙江上虞，迁居省府杭州。民国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列传二四一“张曜”、民国《杭州府志》等，均有详略不等、侧重不一的传记资料。另外，清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二八“同治朝督抚”，有清谭廷献撰《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山东巡抚霍钦巴图鲁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加一云骑尉赠太子太保予谥勤果张公神道碑铭》（图2）。张曜墓位于今浙江杭州凤凰山麓省军区后勤部军管区仓库属地，系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地点（图3）。

在事关《刘平国刻石》最初发现的所有历史记载中，以幕僚身份随从左宗棠和张曜一路西行到南疆阿克苏的文职随员、浙江湖州籍文人施补华所作《泽雅堂文集》卷七《刘平国碑跋》最为全面翔实，也最具权威性。因为他是《刘平国刻石》被发现后最先目击拓本并鉴定确认者、捶拓倡议人和研究题跋者，也是向内地金石学界长者及同道奉赠、推送、传播拓本等整个事件全程最主要的当事者与见证人。因而其《刘平国碑跋》几乎成为所有关于《刘平国刻石》研究最重要的史料文献，尽管其中牵涉张曜仅寥寥数字一语带过而已。

　　　　　　图2　张曜墓神道碑拓本　　　　　　图3　杭州凤凰山南麓张曜墓现状

然而在当年戎马倥偬、追击阿古柏残匪和随时准备继续开拔北上跟俄国争夺北疆伊犁的军事对抗斗争中，从事纯属承平时期内地文人墨客文字游戏般的金石古文字学，远非当务之急。作为当时当地最高军事指挥官，张曜原本完全可以等闲视之，高高挂起，甚至对施补华的紧急提案搪塞回避，置之不理，顾左右而言他，可是这一局面一直不曾出现。施补华能够“请于节帅张公，命总兵王得魁、知县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表明，光绪五年夏天工兵去博孜克日格山口一带探寻北上伊犁道路时偶然发现疑似汉字的东汉《刘平国刻石》，并向施补华作了口头描述性汇报后，立即引起他本人浓郁的金石古文字探寻兴趣。于是，施补华依托自己跟张曜良好的工作与私人关系，向张曜口头报告并征得同意，才由张曜下令委派王得魁、张廷楫拓“得点画完具者九十余字”，晚近金石学史上这一重大学术发现得以初步完成。

由此可见，在当年强调军事化管理的实战演兵非常时期，如果没有施补华对博孜克日格山口探路军人或许不经意间流露的发现疑似汉字刻石信息的高度重视，如果不是张曜本身对金石学感兴趣并在认真倾听施补华建议、诉求后决定调兵遣将，马上安排麾下豫军得力人选实施椎拓，这一东汉摩崖的再现，很可能由于身为驻军最高军政长官的忽略失察及官僚作风而与后人失之交臂，依然处在无尽的历史沉睡期。而对于主要肩负军务的张曜而言，纵然他当年回绝施补华而不予发兵增援，也算不得失职，因为他必须首先服从军事优先方针，地方文物开发利用原本不属于他的职责。

从这个评价视角出发，当时统领阿克苏一带清兵的嵩武军首领张曜，堪称《刘平国刻石》重新被发现的决策功臣。倘若不是他当机立断，而只将施补华建议视为不急之务，《刘平国刻石》的重现或许会因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而胎死腹中，甚至至今还不为人知。而从晚清众多金石学家和墨客文人题跋中言必归功于“张朗斋”或“张勤果公”这点上，足见人们都认为是他把《刘平国刻石》带入学人视野。

总之，如果没有获得张曜允诺并予以鼎力支持，《刘平国刻石》的探索与发现无法顺利开展，也许需经过一段非常漫长时间的沉寂，才会被后续有“识”之士再发现再认识。但是这一巧遇的发生时间到底需要多久，显然存在诸多变数，谁也无法估算。所以，就启动《刘平国刻石》发现之旅起关键作用的张曜其人，自然很有必要向读者做一个简单介绍。

其实，有关张曜富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坊间早有文本加以叙述，如署名“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录》之《张勤果之畏妻》，台湾著名作家高阳（1922—1992）的历史小说《清宫外史》第十二章第四节《新疆设省》等皆然 (1) 。张曜的逸闻故事甚至还被编入地方戏曲传唱一时，像秦腔折子小戏中《镇台读书》一出 (2) ，就是以他发奋苦读、向夫人讨教学问轶闻为蓝本改编的。当然，关于张曜的为人所晓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还要数跟他同时的著名金石甲骨文专家、后因开罪清廷而遭诬陷被流放终老于新疆、之前则与张曜共同治理黄河防汛事务的刘鹗（1857—1909）所作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了。因为第四回“宫保爱才求贤若渴，太尊治盗疾恶如仇”中的山东巡抚张宫保（一作“庄宫保”），据说正是以张曜其人为原型设置的角色。值得玩味的是，小说中的张曜与施补华都被影射为昏庸无能、恶贯满盈的庸官。相关创作动机不详，小说家言不必尽信，有待今后深入探究。但欲了解南疆阿克苏时期的张曜其人，施补华《泽雅堂文集》《泽雅堂诗集》涉及张曜相关内容有其客观性，因为当年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他俩朝夕相处，人们足以通过施补华诗文记述，透析彼此之间水乳交融的良好合作与私人交情，以及张曜其人的真实秉性。

尤其有必要替张曜恢复名誉的是，他个人事实上绝非当初御史刘毓楠（生卒年不详）两度恶意奏劾“目不识丁”（图4）的一介莽夫，反倒很有金石雅好。为此，学者胡有猷（生卒年不详）曾赋诗称赞张曜文武双全，富有雅量：“笳鼓归来操锦瑟，钤韬收拾事丹青。河声山色供吟咏，谁谓将军不识丁？” (3) 由此来看张曜其人似乎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再譬如除了光绪二年（1876）五月左宗棠作于哈密的《天山扶栏铭》（图5、图6），对张曜维护东疆道路赞赏有加外，早在张曜入疆前夕的同治十三年（1874），他临行时就曾恳请左宗棠赐赠墨宝加以勖勉；是年四月十二日，左宗棠遂以篆体书法书就抱柱对联一副相赠云：“负郭无田，几亩荒园都种竹；传家有宝，数间茅屋半藏书。” (4) 目前，该联语石刻本尚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图7）。

　

　

又譬如光绪二年驻扎哈密屯田的张曜，还曾向左宗棠赠送过巴里坤境内重要的东汉刻石——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纪功刻石》善拓。左宗棠为此特致谢函，认可其贶赠拓本精旧可观：

朱将回肃销差，据禀归途过哈，敬承酒食犒劳，云情渥谊，推爱屋乌，感同身受。敦煌拓本，纸墨精良，拓手妥慎，遂令二千年遗迹焕然复新。中如“郡兵”之“兵”、“海祠”之“海”，寻常拓本模糊不可辨识，得此考证，益见以前以“郡兵”为“郡侯”、“海祠”为“德祠”之误。拜赐之余，尤深佩仰。瞭墩暂罢，远防具微，虚怀雅识，慰惬之至 (5) 。

凡此褒奖评语，未免略带溢美之辞；但同时充分证明张曜对于金石古文字是十分有感觉与眼光的。而张曜和左宗棠此举，仿佛也培养并促成三年之后前者对博孜克日格山口疑似摩崖文字的追踪热情。总之，张曜高度关注《刘平国刻石》发现的实际措施，应当跟他之前已有金石学修养的鉴赏研习经历存在一定关联，而左宗棠此函无疑提供了这样的绝好佐证。

如所周知，左宗棠东征西讨，每以三国时出师北伐的蜀汉丞相诸葛亮自况而自称“今亮”；无独有偶，张曜字“亮臣”，与之相匹。他这一自我定位，仿佛传递出甘愿辅佐左宗棠的耿耿忠心。难怪左宗棠对他也不吝奖赏，如每每向另一位领兵打仗到南疆的将帅刘锦棠（1844—1894）推荐，曾云：“朗斋治事之才，人不易及，阁下但倾怀相与，必有可成。” (6) 又高度评价张曜统辖嵩武军说：“驱驰绝徼，开边载绩，西陲万里底定之勋，繄惟此军，抗湘淮之颜行，若与为后劲云。” (7) 张曜去世后，杭州西湖边张公祠悬有光绪卅二年（1906）杭人濮子潼一联云：“中兴名将数三湘，惟我公毓秀吴山，昭代勋图一分席；绝域崇祠祀诸葛，想他日流连遗迹，明湖勺水荐千秋。”此联当属对转战南北东西戎马一生的张曜的绝好评定。

综上所述，张曜相当于《刘平国刻石》探索与发现的最高决策者；而这跟他此前军旅生涯间隙对金石文字学的悉心投入相向而行。试想，如若他只不过是政敌嘲弄的一个出身行伍目不识丁的鲁莽英雄，只懂得武夫之勇，想必不会在对俄军情紧张、随时可能率师出征的热战氛围之下作此决定，因区区疑似古代石刻的文字辨识而兴师动众。因此，《刘平国刻石》被发现，可谓张曜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事业而高瞻远瞩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是既往学术研究不曾着墨的其不为人知的人文情结所系；

图8　吴大澂与张曜书札嘱托泰山金石留题事宜

甚至有关他个人盖棺论定的墓志文字都不曾提及此节。而其实从传世文献看，与张曜尺牍往还的大部分文臣均爱好金石文字（图8），或都寓目题跋乃至收藏过《刘平国刻石》拓本 (8) ，张曜同样对金石学相当在行，故据此同类相聚也更端倪可察了吧？

需要注意的还有，根据一般金石拓本爱好者的取向常规分析，在张曜采纳施补华建议访碑捶拓获取《刘平国刻石》初拓本后，个人肯定有所收藏，或按例向左宗棠等同样爱好金石文字的上司、朋辈赠送 (9) 。譬如常熟籍金石学家曾之撰（1842—1897）群玉楼藏本，据称就是张曜奉送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1835—1902）的 (10) 。再譬如津门金石书画收藏家李葆恂（1859—1915）光绪廿九年（1903）两种《刘平国刻石》拓本（分藏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上，分别有“张勤果……拓寄我于大梁，凡十纸。析津之乱（指义和团运动），仅余二纸，自存其一，一以奉赠雪庐先生（即沈塘）”，和“此石初访得时，张勤果、刘襄勤两公，诺以墨本寄余，大渠不下百余纸。庚子劫余（指义和团运动），仅遗二纸耳”跋文。李说也许不无夸大之可能；不过，张曜弆藏不止一本《刘平国刻石》善拓，显系不争的事实。故而虽然目前暂无张曜题跋钤印藏本传世的直接例证；但是凭借他当年全权掌握该摩崖拓本资源的管控权势、威望而言，收藏一定乃至相当数量的初拓本不在话下，相信这可以成为今后学术界，特别是收藏界为之追寻的一个努力方向，谨此按下不表。

2. 施补华

施补华（1835—1890），字均甫，浙江湖州乌程人。工诗善文，蜚声诗坛，与同乡杨岘（1819—1896）、陆心源（1834—1894）等并称“苕上七才子”。他先后入左宗棠、张曜幕随行甘新到南疆阿克苏，是拜城境内东汉《刘平国刻石》被发现之初，率先请示张曜启动访碑、传拓、探讨这一系列金石学研究基本步骤与学术进程的最重要推手，又是对首批捶拓初拓本进行释读论证的学术领军人物。光绪五年夏，正是他在阿克苏大本营风闻有到博孜克日格山口附近探路士兵发现疑似汉字题刻的消息，敏锐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古代摩崖；于是，借助自己作为驻守当地军政长官张曜随军幕僚的身份，以及跟礼贤下士的张曜良好的工作与个人关系 (11) ，立即汇报、提议迅速开启尝试性调查活动。正是由于他的动议获得张曜赞同，不日派遣得力干将王得魁和熟悉风土人情的地方事务官张廷楫一行组队共同前去打制拓本，最终揭开了沉睡天山深处千载的《刘平国刻石》的神秘面纱。在上海图书馆藏经施补华之手赠送内地金石学家王懿荣（1845—1900）的《刘平国刻石》拓本上，十分难得地保留着摩崖被发现十年后的光绪十五年（1889）施补华题识自述：

余于光绪五年得此刻于鸠兹山中，八年为之跋，九年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伯希祭酒（盛昱）、廉生太史（王懿荣）所得皆是也……（图9）

图9　上海图书馆藏施补华赠王懿荣《刘平国刻石》拓本之光绪十五年（1889）题识　　

图10　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卷七《刘平国碑跋》书影

结合其《泽雅堂文集》卷七《刘平国碑跋》（图10）最后签署年款“光绪八年十月”对证，施补华所言不虚；则经他论定再传拓并传播内地的时间表可以大致厘定。即《刘平国刻石》重见天日（距东汉凿刻约一千七百二十多年后被人们重新认识）后的光绪九年，正是实施一定规模拓制并正式开始向内地输送而引起金石学界广泛认知的确切时间节点。查考传世拓本，上海博物馆孙伯渊（1898—1984，苏州碑帖鉴定家）旧藏本间湖南金石学家赵于密（1845—？）光绪九年重九日题跋，就是目前已知拓本“登堂入室”、出现在内地金石学家案头的有力证据。而且赵氏此题见于其双钩本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拓本于当初金石学界倍受珍视的稀缺程度，恐怕绝非等闲之辈能够轻而易举借观鉴赏得到的。因为毕竟间关迢迢万里，相当来之不易啊！

当然，在光绪八年（1882）秋施补华以题跋形式正式发布学术论断之前，其实还存在过一个他向内地金石学界翘楚精准请益和彼此推敲、共同商量的学术培养、斟酌期。就此，年款为光绪七年（1881）二月的张之洞（1837—1909）《论金石札·刘平国刻石》曾提及：“郑盦（潘祖荫1830—1890）前辈以《刘平国刻石》属为考释，适施均甫自关外贻余一本附释文跋语，释既明白，辄为改定六字，阙疑三字，具录如左，择善而从，不必自我出也。”它表明在光绪八年施补华以发现者、研究者姿态率先撰写的《刘平国碑跋》，实际上是通过之前就向内地主要金石学家提供拓本相互识读辨析，进而在基本达成共识的审慎考证基础上才一拍即合，并正式向外公布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施补华通过邮递寄呈方式奉送拓本的内地金石学名家大致为潘祖荫、张之洞等极少数人。所以，这些个别内地金石学家获得的拓本，势必属于早期初拓本范畴。而他光绪九年向汪鋆、郑业敩、王懿荣、盛昱“寄赠”“见寄”推介，估计已非最初拓本。

但不管怎么样，由于千载汉隶墨拓，不远万里递送内地而纸轻情重，所以但凡获得施补华馈赠一纸拓本的朋友都异常珍视。像跟施补华并列“苕上七子”的同乡学人凌霞（约1820—1890前后）光绪十二年（1886）前题跋即曰：“旧友施均甫司马，份在张朗斋节帅军中，遣人拓得寄赠。……此刻路更僻远，字亦纯古，数千年奇迹，俟均甫发之，岂显晦自有时耶？” (12) 光绪十六年（1890），“同光体浙派”诗人袁昶（1846—1900）《安般簃集》诗续庚《哭施均甫》则轸悼云：“湖墅对床连日夜，天山乘障饱风霜。穷探流略犹难竟，结社应徐半丧亡。惟有屈蟠碑一片，赖君洗剔出龙荒。（自注：君在阿克苏，得刘平国磨崖石刻。）”而施补华生前在其《泽雅堂诗二集》卷一三中，更以发现者口吻自居，当仁不让，豪情满怀赋诗一首《过赛里木》，对发现《刘平国刻石》壮举不无自豪地表态云：“西域之国三十六，姑墨当今赛里木。《刘平国碑》我所搜，编入赵家金石录。（自注：赵叔作《金石续录》。）永寿三年作四年，改元恩诏阻遥传。龟兹、乌垒长怀古，策马亭亭汉月圆。” (13)

施补华有《泽雅堂文集》《泽雅堂诗集》和《岘佣说诗》等著作传世（图11），生平事迹见同乡金石书法家杨岘的《山东候补道施君墓志铭》，惟今其家属、子嗣、墓葬情况均不明朗。其同乡著名金石书画名家吴昌硕（1844—1927）早年曾跟随列名“潜园六才子”之一的他学习诗词，因此，吴昌硕《石交集》追述的全都是施补华的文学才能（图12）。其文云：

近今浙人称诗者数家，乌程施均甫观察、仁和谭仲修大令名最著。二君皆镕铸汉唐，俯视侪伍，奇而不僻，正而不庸，洵乎大家风也。观察名补华，庚午（同治九年，1870）举人，从军西域，为左文襄公、张朗斋中丞所重。余昔肄西湖，观察方校书官局，曾与相识。大令则闻名未见 (14) 。

图11　湖州博物馆藏施补华楷书《赠琴图记》暨印鉴 (15)

图12　吴昌硕《石交集》整理本书影

这也就可以理解传世光绪廿四年（1898）吴昌硕题《刘平国刻石》拓本只字未及其师长施补华，反而臆断该摩崖已毁于当地人之手，并由此发表了一番发现反不如被埋没，甚至湮没无闻更好的奇异感慨。估计当时他尚未拜读施补华的《刘平国碑跋》，否则绝不可能把石刻发现时间定为光绪四年。因为施补华跋文分明有言在先是光绪五年发现，八年题跋，九年再拓分赠内地友朋的；并且直到他离开南疆时摩崖始终保持基本完好无损状态。事实上，之后石刻也一直没有遭受丝毫破坏，更不要说因毁灭性打击而湮没不存。而且据上海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1889）冬施补华去世前一年在北京就其赠送王懿荣拓本题跋时透露：

唯此刻既显，拓者踵至……而种人居山下者，又虑其扰累，谋划去之。余为就崖窾作亭覆盖其字，召酋长受约束，毋俾损坏，于今六年，损坏与否，实不可知。

按“于今六年，损坏与否，实不可知”测算，《刘平国刻石》所在地民众因拓制摩崖人员往来频繁而不堪滋扰，的确曾有图谋破坏之议，此事果然肇始于施补华光绪八年正式发布《刘平国碑跋》后次年启动的一定规模化椎拓作业时期，时间前后吻合。为保护这一中国西陲千年文化遗产不遭受人为危害而沦丧，施补华对此不利苗头显然十分警觉，他曾规划在石刻位置依据山势地形因势利导设立碑亭妥善保护；为此，似乎还特地与王得魁等一起，专门以驻军文武官员姿态召集地方头目严词交涉，责成、警告务必严加管束当地闲杂人等不得胡作非为，必须信守和践行保护摩崖毫发无损的诺言，以严加防范，确保万无一失。由于事发至此已过去六年多，施补华出疆后不了解当地最新情况，所以，题跋在回顾之余，替石刻保护状况担忧的心态溢于言表。此说实事求是，完全符合作为重大文物发现、研究、主持执行者出疆分袂后焦虑不安的状态。

总之，施补华对《刘平国刻石》重现人间的具体贡献乃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这既有他自己笔录编集文本为据，更有赠送友朋传世拓本文物为凭，还有金石学人题跋间众口一词赞誉相印证。鉴于张曜跟他均为杭湖人士，左宗棠也曾跟太平军在省府一决雌雄，最后夺取杭城再征西域；由此仿佛影响到之后一批浙籍学人特别关注西域文史，包括对《刘平国刻石》动态研究的团队人数（表1），远远超越追随挂帅出征新疆的左宗棠的湘籍学人群体（表2），居于领军位置。

表1　清光绪五年以来关注《刘平国刻石》浙籍学者一览表（以关注或题跋先后为序）

表2　清光绪五年以来关注《刘平国刻石》湘籍学者一览表（以关注或题跋先后为序）

3. 王得魁

王得魁（1831—1894）（图13、图14），字梅亭，河南荥阳上街马固王氏卅一世。民国十七年（1928）《汜水县志》卷八“人物”这样记录他的个人事迹：“王得魁字梅亭，住马固。于咸丰年投效军营，随同张勤果公，转战河南、湖北、山东、直隶、山西、甘肃、新疆等省，历著战功。嗣在山东统军处，巡缉办理河务，不辞劳瘁，旋因伤病故。清廷以得魁功德在民，生平事迹宜付史馆立传，并准附祀张勤果。立功省分，各专祠以彰劳勋。”

图13　王得魁像 (16)

图14　王得魁（中）与左宗棠（右）等合影 (17)

王得魁功勋卓著，光绪廿一年（1895）归葬马固，本有清廷所封门匾“绩著边陲”，另有光绪帝所封“恩荣三世”竖匾，清廷封王母一品诰命夫人，赐执事銮驾半付以及诰命楼、圣旨等，均毁于“文革”期间。王得魁墓址（图15）、墓碑幸存至今，墓志亦于2019年出土。墓碑由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翰林院编修、河南荥阳孙钦昂子孙综源（1853—1907）撰文，光绪八年（1882）举人、十二年进士魏联奎（1849—1925，名星五，字文垣，河南荥阳上街魏岗村人）书丹。因碑文内容全文难得一见，现谨以其第四代孙荥阳上街王保金先生贶赠、笔者转赠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拓本照录如下：

 

诰授建威将军头品顶戴记名提督西林巴图鲁梅亭王公墓碑

我国内靖外攘，文武并重，文以科甲为正途，武以行武为正途。诚以执干戈、卫社稷，固非刀石弓箭角逐名场者所能右而上之也。概自发、捻肆欹，回纥猖狂以来，皇威震怒，天戈所指，以次削平。顾东南之捷，半出于湘军，西北之胜，多出于嵩武。嵩武者，豫军也，其帅则张勤果公。而梅亭王军门，其宿将也。勤果公已归神，王军门亦以瘁卒，皇恩赐恤，从祀勤果公祠，生平战绩，付史官立传。荫一子，引荐后录用。以武臣而被异数，馨香俎豆，昭示来兹，公绩扬于生前，荣名享于身后，公之始愿，故不及此，然及此岂悻邀乎？

公生有奇秉，家贫极，不足供膳粥，父同学业贾，后出嗣堂伯同居。公性豪迈，有远略，不矜细行，年弱冠，假资斧往投团练大臣毛营，充骑勇。继投嵩武军，隶张勤果公部，为翼长。御下有威，旌旗严整，有犯律，斩以徇，虽至亲不少贷。故所向克捷，人皆用命，如淮阴侯将兵，多多益善，如岳家军撼之颇难。中原之役，屡立战功，荡平后，移军西域。宁夏之役，力攻坚城，额中枪弹，濒死复苏。在新疆数十年，收复吐鲁番满汉两城，南北一路荡平，历尽风霜之苦，后勤果公内调，公遂得生入玉门关，积功至记名提督、西林巴图鲁名号。

顾公之勇往，人多知之，公之干济，人鲜知者。当住军汶上也，会东平运河之水，粮云迟滞，粮帮人素勇悍，欲决河以入运，土人惧恐成泛滥，相持不下，将成大事。东抚福檄公往。公相度地势，慨然曰：决无妨也。百姓惶惧，环跪泣请，公谓之曰：汝勿虑，河若有脱，吾自当之。乃祷于河伯而决堤焉。河既入运，急筑堤，运水已长七尺，河不为患，百姓皆若雷动，运船亦张盖作贺。其干济有如此者。勤果公之薨也，国家欠嵩武军饷数十万，张公贷于商人而加息焉。殁后，公累悉为私债，无代偿者，公以受知遇深，代偿债十六万金，并为之守柩，服心丧如师礼，人皆难之。

嗟乎！世之受知于人者多矣，生者趋之，门庭若市，殁则避之，门可罗雀者有之，甚有因以为利而反恩为仇者多矣！如王公之光明磊落，岂不加人一等也哉？其他战胜事迹，封赠子孙，则有国史、墓志在。

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荥阳县孙综源撰文。

赐进士出身主事广西司主稿总办公秋番处兼理司务厅事务加四级魏联奎书丹。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岁次乙未孟冬之月上浣谷旦。（图16）

图15　河南郑州荥阳上街王得魁墓址

图16　王得魁墓碑拓本

作为出生河南、投效清兵劲旅——豫军嵩武军、受命于军帅张曜、开赴博孜克日格山口实施具体拓制作业而被施补华《刘平国碑跋》录名的总兵，王得魁对《刘平国刻石》资料采集工作同样功不可没。尽管身为武将的他对慢功出细活的拓片捶拓或许并不在行，其打碑“初拓本”质量也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令挑剔的文人墨客颇有诟病 (18) ，仿佛还影响到他率先椎拓《刘平国刻石》的事迹，并未像他的战功、河功般被铭刻于墓碑，但是王得魁遵命拓制首批初拓本依然意义深远，苦劳功劳，均值得首肯。

因为王得魁此举是经施补华报请张曜批准开展的一次试探性勘察求证行动；疑似汉字石刻的真伪、价值高低大小等一切相关因素能否被确认，都取决于椎拓文本能否充分展露、忠实还原其本来面目。所以，王得魁此行可谓道远任重，成败在此一举。而从后来的结果看，他的勘探取证之行未辜负众将官厚望，基本达到并应验了施补华等原先预期的猜测，出色凯旋。

而如若不是王得魁打制较为精良的初拓本提交施补华等予以初步文字识读，把关确证，《刘平国刻石》确系东汉摩崖的议题便很难被认定，也就无法昭告内地金石学界引起重大学术共鸣。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正是凭借王得魁拓回的完全足以辨别释读的一纸九十余字本，原先人们，可能还包括张曜、施补华等在内普遍存在的疑惑才得以彻底解决。而且从施补华解释九十余字而言，似乎也是此后所有拓本可识别文字的最高纪录；由此证明王得魁拓制技术实际上绝非后来个别眼高手低的学人不以为然的那么糟糕低劣。就此，对前后拓本比对甄别过的施补华点评最为客观公允，光绪十五年（1889），他去世前一年在京针对自己光绪九年（1883）邮递内地金石学家王懿荣初拓本所作题跋（上海图书馆王懿荣旧藏本）道：

唯此刻既显，拓者踵至，咸以军人充其役，手与纸墨，夙不相习，椎毡又复未具，往往点画不可辨识。……然则他人之所拓与拓之异日者，其不能如此本，决矣。对此本，如在疏勒军中，万里忆朋好也。

施补华此跋说得相当清晰明了，军人椎拓不良拓本，并非指王得魁打制初拓本，而是经他肯定王拓价值不菲后，其他军人接踵而至所为；因此，他特地指出：“然则他人之所拓与拓之异日者，其不能如此本，决矣。对此本，如在疏勒军中，万里忆朋好也。”充分反映出他对王得魁拓本的高度认可、信赖和推崇。

其实，但凡有过身临其境的访碑经历感受，就绝不会大发暇日晴窗底下联几并赏案头的金石学家那么好高骛远的莫名感慨了，笔者两度实地走访体验，感触良深。鉴于《刘平国刻石》地处紧挨博孜克日格河出山口的西侧山壁，激流奔腾冲击，即使夏秋两季，平日也谷风强劲，飞沙走石不断。在此无常不定的气候环境之下，纵然安步当车，也常常步履蹒跚踉跄，乃至有立足未稳倒地之虞，更不要说上纸捶拓施墨了。而且根据一个世纪前接踵而至的多个日本探险队和黄文弼先生等往返博孜克日格山口访碑日记表述花费的时间估算，在当年缺乏现代化交通工具，且给养、路况均不理想，乃至野兽出没的情况下，从阿克苏骑马出发前去打碑，来回一趟至少颠簸十天半月而人困马乏。更不论当年人们必须自备干粮、卧具、弹药枪支等所有装备，并做好在野外戈壁风餐露宿野营的准备了。

总之，晚清涉足《刘平国刻石》所在地的辛劳程度，远非今天动辄越野车加罐装咖啡时代可以比拟想象；兼以当年进疆部队是否预留上好纸墨保证拓制硬件质量，也未可知。在如此艰苦条件之下，总兵王得魁一行能够经过反复上纸试验，拓制出较为清晰、文字可辨识程度高达九十余字的拓本，从而圆满完成张曜、施补华交付的野外搜集物证的任务，洵称技法精到，不负众望，完全值得后世金石学界称道致敬为名副其实的开拓先行者。

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晚近湖南学人长沙徐崇立（1872—1951）抄录其父、继张曜、施补华后主政拜城的清末徐鼎藩（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详）就《刘平国刻石》拓本题跋石印本最后有曰：(https://www.daowen.com)

余来权县事，省获之余，遂访乐石，如见故人。躬剔藓苔残缺，第二行卑字上、第三行谷字上、第四行固字上有斧凿痕。挍原文，无“坚”字，幸余文如故。盖当土人锥毁时，赖王总兵救止之。文字历劫，神人呵护，益信宝物不磨。爰手拓数十本，分贻赏鉴家，并鸠工垒石，为屋护之，额曰“宝汉”，亦自幸清福墨缘，于兹不浅云。塞翁又记。

此说涉及的“王总兵”，顾“姓”思义，分明是该跋文前同为徐鼎藩自述光绪六年（1880）中夏“识于疏勒军次”一跋，提及的光绪五年夏“张朗斋节帅命总兵王得魁具毡椎往拓之”的王得魁了。而该跋紧接以上跋文又曰：“适余从军温宿，朗帅惠余是本。”也证明徐鼎藩曾经获得的拓本就是王得魁所拓得的初拓本。并且徐鼎藩既肯定了王得魁亲力亲为率先远赴《刘平国刻石》现场拓制的初拓之举，还表彰了他后来在石刻所在地人士碍于部队、官府打制拓本络绎不绝于途而扰民事件不断之时，竟然图谋破坏摩崖的危急关头，再次一马当先的功劳。王得魁前往摩崖所在地行政聚落，向当地民众甚至阴谋策划者调解交涉，晓以利害，施行严密看护安保措施，才使得“宝物不磨”，进而才有后续徐鼎藩“鸠工垒石，为屋护之”等长效管理保护机制。

总之，从徐鼎藩以上题识，足见王得魁在当地业已发生，并即将爆发更为严重乃至可能上升为民族矛盾的破坏《刘平国刻石》企图前夕，曾经发挥过十分积极与关键的劝阻调停作用，施加过自己作为清政府军方代表的重要影响力。也正因为王得魁最初可能具备拓制石刻等一技之长，才被军首长张曜委派去执行椎拓任务。由于他亲自打制拓本，事后又了解张曜、施补华等对石刻和拓本的高度瞩目，令他充分认识到该摩崖重要政治外交意义，继而行注目礼。因而不久之后，当风传当地有一股妄图彻底破坏这方东汉石刻的不良势头之际，王得魁立刻挺身而出，千方百计采取强有力措施，想方设法防范这一恶性事件朝着持续恶化，竭尽所能控制局面，把地方不法势力妄图破坏《刘平国刻石》的罪恶念头扼杀在萌芽状态，否则，《刘平国刻石》恐怕早在当初被重新认识后不久，就出于人为原因，只字不存或面目全非了。

综上所述，王得魁对于保护《刘平国刻石》免遭歹人毒手，可谓厥功至伟。也正是他落实“救止”行动在先，才有了以后徐鼎藩跟进强化筑亭保护方案，并被记录下来。同时，也保留下一段为上述王得魁墓碑失载的他在南疆有别于军功，却就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文关怀案例。

而以上徐鼎藩光绪六年题跋文字，与已知《泽雅堂文集》卷七施补华署光绪八年所作《刘平国碑跋》内容简直如出一辙；可徐鼎藩先后两跋却无只字道及施补华及其前任知县张廷楫在《刘平国刻石》探索发现问题上的重大贡献，此举极其耐人寻味。究竟是光绪八年施补华窃取抄袭了光绪六年徐鼎藩的题跋导致两人失和，还是恰好相反，是徐鼎藩不加说明而擅自侵犯了施补华的著作权，这场笔墨官司目前还是个谜。但不管如何，王得魁作为《刘平国刻石》首拓者和庇护者的正面形象却越来越明显高大。

4. 张廷楫

在施补华《刘平国碑跋》中，应张曜之命、施补华之请，参与首次奔赴博孜克日格山口打制拓片任务以查实是否汉字石刻任务的，还有知县张廷楫。另按文本“此碑在今阿克苏所属赛里木东北二百里山上。……按温宿，今阿克苏；姑墨，今赛里木拜城”陈述，张廷楫应为阿克苏或拜城知县。按，张廷楫其人其事不详；其名字与新疆事务相关者，仅见四年之后清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南疆勘界日记图说》的光绪九年（1883）七月日记一语带过：

初五日至十三日，未行。迭接张帮办来牍，谓哈喇多拜暨屯木伦等处为现管之地，前派来响导官张令廷楫亦详其说。遂先从此处力争，大都为得尺寸之计。俄竟抱定红线，唇敝舌焦，百折不回。夫岂喜事好名？…… (19)

由光绪九年张廷楫参与中俄勘界充当向导的记述研判，之前张曜委派他与王得魁等同行的用意，可能正是基于他身为统领地方行政官员，熟悉本地道路、民情等。所以，张曜派他带队以期快去快回，更有利于完成拓制疑似石刻这一速战速决的任务。可能正是本次张廷楫圆满扮演了张曜嘱托的向导角色，给张曜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当清政府再次面临更为神圣的为国寸土必争、跟俄国交涉疆域勘分之际，有关当局自然又一次联想到了张廷楫，他再度被荐举担负起配合勘察南疆山川地形的“活地图”职责来。而这一推荐伯乐，应该正是升任为喀什知府加盐运使衔并参与中俄勘界的《刘平国刻石》发现鉴证人施补华。杨岘撰《山东候补道施君墓志铭》“会俄罗斯有画界之议，君跋涉冰山雪岭，凡犬牙相错之处，据图与俄争。俄无所施其诈，拓地八百余里”可证 (20) 。

另据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三五二“外交考”载有特派道员张廷楫处理外国传教士被害事件：

（光绪廿七年，1901）又谕甘肃平罗县属杀伤教士教民一案，业经谕令，将该管地方官革职戴罪，勒限严拿匪徒。兹据崧蕃电奏，探闻梅教士及教民四人，已因伤身死，见派道员张廷楫前往，会营缉犯等情，地方文武官员，皆有保护教堂之责，似此防范不力，致教士等因伤毙命，朝廷深为矜恤，着即妥为抚恤，并将凶犯赶紧拿获，即行正法 (21) 。

按张廷楫曾有与俄国勘界官合作事例在先，具备涉外谈判经验，故身负此番外事使命者张廷楫料系同一人。

二、 刘锦棠、徐万福说

关于刘锦棠、徐万福发现《刘平国刻石》说的辨证，事关该摩崖究竟是否早在光绪三年（1877）已被先期调查察觉。刘锦棠也许一马当先抵达南疆拜城，后改由嵩武军接防；但前者是否较后者率先发现《刘平国刻石》，目前没有信实可靠史料相佐证。

据初步梳理，光绪末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枏（1852—1936）等纂修《新疆图志》卷八七《古迹志》“拜城县·汉乌垒关”和王树枏《新疆访古录》卷一，系最早发布《刘平国刻石》是光绪三年为入疆湘军刘锦棠、徐万福部率先发现者。此后，1928年曾亲赴《刘平国刻石》实地考察并手拓摩崖的西北史地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1893—1966）早年学术论文《释刘平国治关城诵》，北京故宫博物院碑帖鉴定专家马子云（1903—1986）等，1999版《辞海》彩图本乃至2021年最新版《辞海》，以及2011和2014年新疆文物主管部门分别编纂出版两种专业学术史著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摩崖石刻”和《西域文物考古全集（22）》“刘平国治关城诵石刻”，均受此影响照例维持《刘平国刻石》发现于光绪三年说。

如前所述，《刘平国刻石》被考订为东汉摩崖以后，拓本制作和需求量日益增加，因而不排除有刘锦棠、徐万福等凭借各种关系获得过一定数量拓本转赠王树枏等同道，从而被不了解具体实情的王树枏等误以为刘、徐才是该石刻发现者与拓本椎拓者的可能。当然，就此解释目前仅限于假设推理层面，有待于今后获得更确凿过硬的证据。不过，正如西安碑林博物馆学者李举纲、樊波《新疆汉碑述略》指出的：“清人王树枏在《新疆访古录》中称此碑（即《刘平国刻石》）系徐万福发现，后世多沿用此说，实为谬矣。徐万福为平定阿古柏叛乱时刘锦棠部提督，其当时驻军哈密、吉木萨尔一带，并未到达拜城，该石刻发现与徐氏无关。” (22) 此说当属一语中的之论。

三、 徐桂丛说

此说见诸晚近金石学家柯昌泗（1899—1952）《〈语石〉异同评》卷二论断：

长沙徐叔鸿尚书（树钧）之弟桂丛刺史，在勤果幕，得碑其所目击。后权知拜城县事，乃叠石为屋以护之。

关于自署或钤印本徐桂丛手拓《刘平国刻石》，坊间确实多有出现 (23) ；但是有关他自称“从军温宿”，并且后来到《刘平国刻石》所在地拜城任知县事宜，地方志乘悉数失载。鉴于随刘锦棠湘军开赴南疆人员庞杂，不排除有行政文职人士留任地方服务行政管理工作的可能性。不过，哪怕因此深入实地访碑，进而商讨落实保护措施，成为《刘平国刻石》少数踏勘目击者，乃至亲手上纸椎拓操作者，徐桂丛也只是施补华、王得魁等开辟事业的后继者；《刘平国刻石》最初发现者，理应是张曜、施补华、王得魁、张廷楫这几位有识之士；徐桂丛充其量是他们之后一位持续关心拜城文物保护利用的传承人。具体理由如下。

徐桂丛是继施补华等离疆东归后依然坚守当地全权负责拜城地方事务，兼带《刘平国刻石》保护与管理的执行官，对于维护摩崖免遭自然与人为双重损坏作出过一定贡献，基本实现了施补华光绪十五年在京题跋时期望“就崖窾作亭覆盖其字”的愿景；因此，徐桂丛强化管控保护力度的功绩应给予肯定。虽然他具体什么时间，如何实施保护性措施，相关信息相当有限，且不对称，以至于该摩崖已遭毁灭性破坏而不存世间的谣言盛行，似乎也发生于他在任期间。

现在问题是，徐桂丛并无施补华那样有诗文集传世，更无针对《刘平国刻石》保护的详尽方案被记录在册，由此造成他和这段史实关系存在一定“真空地带”；甚至包括他个人的生卒年、活动事迹都因而面目不清，需要依靠其子嗣徐崇立追忆才能稍加还原些许，远不及其族兄徐树铭（1824—1900）史料丰富，有案可稽。徐树铭《澂园诗集》卷二《〈乌垒访碑图〉为桂生弟作》，虽语涉徐桂丛入疆生平暨雅好金石学，以及曾赴《刘平国刻石》所在地访碑等情；但该题画诗言简意赅，言辞晦涩，仿佛还不无难言之隐，外人难免感觉语焉不详，甚至不得要领了：

 

蓟门烟水涨秋痕，竹雨连窗石气昏。闻道阿连新入塞，强扶残醉话昆仑。

甘陈功大罪难逋，文法拘牵汉俗儒。圣代千军同拜赐，轩于好读访碑图。

裴刘两碣照西天，祠海祈年各胜缘。太息沙南空泐石，不将事业著燕然。

咫尺纵横万里余，穷边戎马事驰驱。一官辛苦饶清燕，补著西庭未见书。

 

以上就徐桂丛履历的考查摘要，系笔者出席2021年6月12日于新疆拜城县召开的“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前梳理的内容。会间拜读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和拜城县文物局原局座吐逊江合作论文《刘平国刻石的早期保护和拓本流传——以徐鼎藩为中心》，始晓徐鼎藩系徐桂丛本名，桂丛实乃徐鼎藩表字，他确属追随左宗棠湘军入疆平叛后留任参与后续新疆行省建设工作“援疆干部”。他在疆明确仕历为：光绪十六年（1890）任拜城知县；三十年（1904）署理北疆精河直隶厅同知；三十三年到宣统元年（1907—1909）出任阜康知县。但其生卒年始终未见答案；到拜城前早年轨迹和致仕后晚年行踪也不得而知。结合他主政拜城期间日本探险队考察日记，湖南省图书馆藏徐树铭致其书札等综合分析，徐鼎藩继施补华、王得魁向地方人士据理力争，命其承诺严加看护《刘平国刻石》后，委实履行自己职责义务，甚至有自费替摩崖加设防护设施的举措。

唯一与史实可能存在较大出入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鼎藩之子徐崇立1918年推出过录所谓徐鼎藩作《刘平国刻石》跋文石印本，内容居然跟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卷七署明光绪八年（1882）十月作《刘平国碑跋》大半雷同，仅个别片断稍见差异，令人匪夷所思。施、徐两跋都确认石刻于光绪五年被过路军旅识破；可徐鼎藩跋文不仅多出“适余从军温宿，朗帅惠余是本”说，且创作日期也大大超越施补华跋文年款，作“光绪六年（1880）中夏，桂丛识于疏勒军次”；加之这跟紧接此后一跋道及“余来权县事，省获之余，遂访乐石，如见故人”云云前后呼应，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分明比施补华题跋早公开两年多时间。两篇文本大同小异，题跋究竟孰先原创在前，孰后尾随调整，一时间成为亟需追究索隐的悬案。

前已论及，按照光绪八年施补华跋文观点，《刘平国刻石》于光绪五年夏初现端倪，同年秋经他上报张曜同意委派王得魁实施椎拓；随后经多年报请内地金石学名家疆内外协同联袂释读破译，反复研判论证，到光绪八年才终于由研究主要发起者的他落笔为跋正式结案对外发布。光绪九年开展一定数量椎拓，拓本陆续流传内地。稍后“唯此刻既显，拓者踵至……而种人居山下者，又虑其扰累，谋划去之。余为就崖窾作亭覆盖其字，召酋长受约束，毋俾损坏，于今六年，损坏与否，实不可知。……”

品味光绪八年与十五年施补华两跋，基本符合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学术探知规律和先后时间期限。而与之相反，徐崇立过录徐鼎藩结款自称作于光绪六年中夏题跋却作：“兹碑至今始出，而一拓之后，穷荒僻壤，惊见华人，旋即凿毁。然则文字之显晦，固有幸与不幸与？……”分明跟光绪六年该石刻拓本尚处于讨论商榷初级阶段，不至于大队椎拓人马不断奔袭于途，乡民不堪其扰，遂迫不得已拟“旋即凿毁”的实情相违背。并且其“光绪六年中夏，桂丛识于疏勒军次”落款，也与上述施补华光绪十五年跋文结语“对此本，如在疏勒军中，万里忆朋好也”如出一辙。

如何解答施、徐二人这一跋语惊人相似的现象？笔者的理解与观点是，徐鼎藩光绪六年署款极可能实为光绪十六年，也正是他出任拜城知县后日期；徐崇立在乃父以上两跋石印本题记中分明指出：“越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先君权拜城县事，碑即在辖境，复手拓数十本，以贻海内金石家。”因而以上“光绪六年”年款，不能排除系徐鼎藩光绪十六年题跋，或徐子崇立1918年过录时笔误遗漏“十”字使然，从而酿成他身临其境正式结缘《刘平国刻石》时间大为提前并且误差达十年之久的假象。虽然我们同样不排除他确曾存在获得张曜奉送初拓本的可能性。

此外相当值得提醒的是，光绪十六年非但是徐鼎藩拜城走马上任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也是自光绪五年起就主动积极主持《刘平国刻石》考察研究等一揽子学术项目负责人的施补华，于再次追随张曜由新疆内调山东任河工道台时病发去世的年份。据上海图书馆王懿荣旧藏本间施补华自跋和盛昱题跋披露，施补华是光绪十五年（1889）冬到的京师，次年二月还济南不久去世。其时张曜因相当赏识施补华学识，正拟大力举荐委以重任；惊悉噩耗，哀恸不已。遂出万金为之理丧，又收集遗文刊刻成集。光绪十九年（1893），包括《刘平国碑跋》在内的施补华《泽雅堂文集》正式出版。

不过，施补华光绪八年（1882）十月正式定稿，作为《刘平国刻石》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权威考释跋文内容，其实此前就因与同道学尊分享而成为公开秘密，甚至还常被分别引录到相关拓本题跋或各自研究著述中加以披露。如他去世前就有学界前辈或同侪提到他跋文的贡献，如光绪十年（1884）六月二十四日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缘督庐日记抄》卷三；甚至光绪七年（1881）二月，张之洞还跟潘祖荫相互探讨过的不见年款、仅作“乌程施补华白”的正是次年十月正式发表的《刘平国碑跋》。实际上，当初施补华就此跋文未必愿多与外人道，仅视作征求意见稿向张、潘等二三金石学素心人分享讨教。由此表明其学术开展早酝酿于王得魁打来拓本后光绪六年乃至五年，至迟光绪七年二月初稿抵达张之洞案头前业已基本成型。只是斟酌推敲始终在不断进行中，以确保万无一失，因而延至近两年后光绪八年十月才正式公布，足见其学术态度严谨审慎之一斑。

也正有鉴于此，到施补华去世时为止，肯定他探索前功的，有国家图书馆藏《刘平国刻石》拓本间光绪十一年（1885）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题记，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续录》卷三间凌霞题跋，上海图书馆王懿荣旧藏本间光绪十六年李文田、盛昱、潘祖荫等题跋，以及齐鲁学者徐继孺同年应王懿荣请补录施补华本身题跋以示缅怀追思和纪念。这些确切记录皆可追踪，不一而足，指向性明白而毋庸置疑。

综上考述，笔者以为在晚近金石学研究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徐鼎藩光绪六年率先题跋《刘平国刻石》极不可能，因为当初内地各路顶级金石学家识读判断观点尚且还不成熟，并没有经施补华审核通过形成统发稿；张之洞、潘祖荫、杨守敬等获得施补华提供共享考释文本时间更在光绪七年二月前后。换言之，惟有疆内外金石学家基本达成彼此一致学术见解，施补华才会按约定俗成的学术研究行为规范对外宣布，以免造成见猎心喜在先，始乱终弃于后而谬种流传的局面无法收拾。因此只有光绪八年十月后到十六年二月之间，尤其十六年随着施补华去世，徐鼎藩获取施补华总结研究结论性跋文才易如反掌。

不知是否出于对1918年徐崇立或许感于坊间出现施补华跋文刻帖，遂拟胜一筹推介其父徐鼎藩所谓光绪六年跋文石印本所犯掠人之美的低级错误疑惑不解，1919年3月29日，洞悉世态社会的鲁迅先生于北京琉璃厂德古斋古玩铺购买《刘平国刻石》拓本，在随后的辑校研读梳理过程中，他既引录徐鼎藩两跋，同时又著录铺陈了1912和1913年间发表在《中国学报》第四期上施补华吴兴同乡学者沈家本（1840—1913）《枕碧楼偶存稿》中，收录包括“施均甫《刘平国碑跋》”在前的《刘平国碑（研究）》长本，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树按：碑本无‘左右将诸文’，此云‘不能辨’者，殆因误读施跋，又未细读打本也。”由此，首先足见鲁迅尊重施跋精准性在前；其次，作为身兼资深金石学家的鲁迅，是否因质疑徐氏父子的跋文，才将沈家本援引的施补华跋文同时并陈，以求公众裁判呢？

总之，恐怕有意无意笔误遗漏光绪十六年“十”字，进而演变为光绪六年却斧凿痕迹显著的徐鼎藩跋文，遣词造句跟施补华光绪八年正式公开，乃至呈请张之洞指教于前，光绪七年二月已出现于张书案间跋文何其相似乃尔？徐鼎藩，更确切地说是徐崇立不同寻常的举动，始终无法排除人们心中其存在处心积虑植入式改窜施补华题跋的重大作案嫌疑。目的动机无外乎此时此刻就《刘平国刻石》来龙去脉最有学术发言权的施补华一命呜呼，出任拜城知县的徐鼎藩取而代之，足以名正言顺主导重塑舆论导向了。而就文抄公般始作俑者徐崇立而言，此举显然是出于光宗耀祖的名誉之争。这由其1918年冬十月附记徐鼎藩两跋石印本纸尾所谓“敬录原跋，足以息纷纭”云云，不难看出其不惜推出石印本举动的背后就《刘平国刻石》率先被发现、保护的名分学术纷争的端倪了吧？

由以上质疑带出另一耐人寻味的话题是，施补华生前跟徐鼎藩恐怕存在较深芥蒂。试想，在南疆本为数不多的汉族文人朋友圈中，按理施、徐二人既然针对《刘平国刻石》这一金石古文字研究不无共同语言，彼此间势必有密切交集而过从甚密。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施、徐两人竟毫无片言只语涉及对方。给人的印象是，徐似乎在《刘平国刻石》问题上刻意回避着施。这一反常现象相当难以理喻。特别提请注意的是，施补华曾是徐鼎藩堂兄徐树铭同治年间担任浙江学政期间提拔的高材生。按理有这层识贤任能关系，施补华跟同样来疆协同治理西陲的前辈师长的堂弟徐鼎藩，更应有份好感而彼此帮衬往还、交流频繁。然而目前彼此间关系给人的感觉是视同陌路，绝无想象中的热络交情。这自然成为继徐鼎藩上述跋文年款之谜后，更需揭开的又一谜底了；期待不久的将来随着研究深入，答案能够水落石出。

也许后来徐氏父子意识到施补华《刘平国碑跋》暨其影响广为接受认同乃不争事实，在此学术议题上他永远是主角，而自己始终处于配角地位根本无法超越改变。相反，意气用事较真较劲非但无助于“拨乱反正”，改窜施跋举动终将腾笑方家而为人所不齿，反将自己置于舆论风口浪尖易沦为学林笑柄，自讨没趣。因而后来暗箱操作的徐氏父子自我反省，谨言慎行，悬崖勒马，不再旧话新提了；徐崇立代笔自我放大题跋也仅此一见，草草收场，从而取得学林谅解而息事宁人，未予就此穷追猛打。

以上笔者的学术推演思辨，是鉴于有限史料逻辑关系形成的推理假设，尚有待于寻求和开发更多最新基于实证的史料加以提炼验证与支持证实。而根据对现有资料的剖析查证，笔者主张光绪六年徐鼎藩题跋的真实性还无法令人信服。未知这一考查结论，是否符合徐鼎藩跟《刘平国刻石》这段真实却略带污点的金石缘插曲？

四、 刘鹗说

此说仅见上海图书馆刘鹗旧藏本间罗振玉光绪廿二年（1896）跋语：

碑在新疆阿克苏，丹徒刘云抟太守佐张勤果公幕，得此本以赠邱君啬庵，上虞罗振玉署。

按，“云抟”即祖籍江苏丹徒、别署“老残”的金石与甲骨收藏家刘鹗（1857—1909）之表字。他最后被诬私散仓粟罪戍死新疆。生前所著《老残游记》为晚清谴责小说代表作之一，其中设置人物影射施补华及刘鹗自己曾经投靠的从新疆内调为山东巡抚的张曜等。张曜跟刘鹗父亲刘成忠私交甚契，为挚友，刘为咸丰二年（1852）进士，对天算、乐律、方技、词章及金石学均有较深造诣。同治二年（1863），张曜曾委托在汝宁知府任上的刘成忠篆刻“目不识丁”闲章一枚随身佩戴自励自警。因此，在刘鹗被发配新疆前，其亲家罗振玉光绪廿二年（1896）所云该《刘平国刻石》拓本系刘鹗得于担任辅佐张曜幕僚时期，只可能是刘鹗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献以新测量法绘制的《豫直鲁三省黄河全图册》呈御览后抵济南，担任张曜在山东的帮办，治理黄河于济南以下至入海口段河务而获嘉奖期间，这一考证应当不难根据人物活动时间先后关系加以论证。

换言之，罗振玉此说其实既不可能指刘鹗光绪五年在新疆张曜幕，也不是说他光绪末年、宣统元年（1909）在新疆张曜幕时获得《刘平国刻石》拓本；因为前者刘鹗分明不在新疆，而后者当罗振玉题识时尚未发生，罗自不可能有先见之明。总之，罗振玉此题指刘鹗约六年前在张曜山东河务任上因功而获赏赐的可能性居其大半。由于罗题易误导不明真相者张冠李戴，特此说明究竟。事实上，作为刘鹗亲家的罗振玉自不会犯此低级错误，而且罗振玉此跋传递的信息是张曜的确藏有《刘平国刻石》拓本，甚至还不止一本 (24) ，刘鹗获赠后又以此转送给淮安友人邱啬庵。

五、 小　结

综上所述，《刘平国刻石》最初的探索发现者，既非湘军统帅刘锦棠和河务提调暨学者文人刘鹗，也非湘军将领徐万福与闻讯踵迹访碑藏拓的地方官徐桂丛，而是光绪五年驻防《刘平国刻石》所在地阿克苏一带的指挥官张曜，及其嵩武军下属王得魁，与熟悉道路交通的县官张廷楫，尤其是学术意识强烈与对金石古文字学异常敏感的随行幕僚施补华，共四人。是他们共同促进、推动和实现了对《刘平国刻石》从发现存疑到决策试探，再到鉴证确认，最后以文化资源形式源源外传等所有选项的全部完成；他们才是《刘平国刻石》重现于世并获得承认的真正探索发现者，其中施补华是这一学术行动的灵魂人物。而从刘鹗获取拓本的来源不难设想，张曜等一批当年驻疆官宦或多或少都曾拥有这一可谓“新鲜出炉”的地方文化特产——《刘平国刻石》拓本，这从其间所钤地方官印、闲章，以及日本等海外探险队日记有关获得馈赠的记录中，均可见一斑。至于徐鼎藩虽非《刘平国刻石》最先的探索发现者，但是作为后继者的他，在光绪十六年起担任拜城知县期间，对《刘平国刻石》的进一步保护和拓本的广泛传播发挥了较大作用，承前启后的赓续之功同样值得肯定。

 

 

 

On the Pioneers Who Discovered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Tao Yuzhi

In the fifth year of Guangxu in the Qing Dynasty （1879），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of Ea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foot of Tianshan Mountains was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Zhang Yao， the commander of troops garrisoned in Aksu area， and his Songwu Army subordinate Wang Dekui， and the county official Zhang Tingji who is familiar with road traffic， as well as the accompanying aide Shi Buhua， who has a strong academic consciousness and is extremely sensitive to the epigraphy， these four peopl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ioneers of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epigraphy. Because they jointly promoted and realized the entire action of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from the discovery， verification and confirmation， to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Among them， Shi Buhua is the soul of this academic action.

(1) 参看张怀恭、张铭《清勤果公张曜年谱》附录三“散集·近代作家笔端之张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177—179页。

(2) 张梦姣《秦腔优秀折子戏小戏唱段选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

(3) 张怀恭、张铭《清勤果公张曜年谱》绪言，第3页。

(4) 张怀恭、张铭《清勤果公张曜年谱》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公四十三岁，37页。此联左宗棠有跋曰：“朗斋仁兄功伐著豫、皖、燕、齐、秦、陇间，故山无田宅，荒园数笏，尽以莳竹，雅尚如此，屯军玉门，又将仿壮侯策，大兴屯政，佐军储。属书其旧联，悬湖上藏书处。何时真得吟哦其间，一发清兴，余当携杖从之。”参书前彩插，文字有改动。

(5) 张怀恭、张铭《清勤果公张曜年谱》光绪二年丙子（1876）公四十五岁，42页。案，《裴岑纪功碑》善本珍稀。国家图书馆藏潘康保旧藏整拓本莫友芝同治九年（1870）题跋曰：“此石在巴里坤关，中有三、四伪本，而此真石之旁即刻一极分明之伪石。往往身历塞外仍携赝物以还，故金石家于此刻多惝恍之言。然其戈头刻字不主，故常纵恣天真，洞心骇目，赝本虽多，直无一笔似者。……末行‘海’字，伪本作‘德’，由不知西域古以为西海也。”《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20—21页。

(6) 张怀恭、张铭《清勤果公张曜年谱》光绪六年庚辰（1880）公四十九岁，55页。

(7) 李榕《杭州府志》卷一二九“张曜”。

(8) 跟张曜书札往来者，已知计有光绪十一年（1885）暑夏徐树铭一通；光绪十六年（1890）徐树铭一通，潘祖荫一通，李文田一通，张之洞一通，吴大澂四通，张度一通，王懿荣一通，袁昶一通，黄绍箕一通，端方一通。参看张怀恭、张铭《清勤果公张曜年谱》附录四“信笺正草字体参照（图版附后）”，60、134、192—211页。其中吴大澂、王懿荣函分别有及访碑捶拓和赠送宣笺以便涂抹云云。

(9) 据清末王懿荣致缪荃孙函曾有曰：“以前所得左文襄本，最初最劣，几同无字也。肃复夫子大人。门人制懿荣启。”表明左宗棠曾藏有《刘平国刻石》最初拓本，估计为张曜于军中悬赏搜集提供。参看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37页。

(10) 上海图书馆藏清曾子撰《群玉堂所收石刻拓本目录》之《刘平国刻石》拓本整纸挂轴。

(11) 杨岘《山东候补道施君墓志铭》载：“抵阿克苏张勤果行营，勤果亲礼之，南路攻剿，皆断于君，五战五胜。”作者著《迟鸿轩文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09页。

(12) （清）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续录》卷三，光绪十二年刻本。

(13) 赵叔即善碑帖考证的金石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4）。施补华说赵之谦《金石续录》疑为赵编《补寰宇访碑录》，但其中并无补录《刘平国刻石》。

(14) 《吴昌硕石交集校补》，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55页。

(15) 感谢刘荣华老师提供。

(16) 感谢王得魁四世孙王保金先生提供。

(17) 感谢王保金先生提供。

(18) 譬如晚清罗振玉《石交录》卷一提及施补华通过刘鹗向他赠送《刘平国刻石》拓本，就指出：“军中无佳墨良楮，拓工亦不致。后陶勤肃公抚新疆，始得精拓。”《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05页。

(19) 李之勤主编《西域史地三种资料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120页。

(20) 杨岘《山东候补道施君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7册，309页。

(21) （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一七〇所载略同，不赘录。

(22) 《碑林集刊》第四期，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200—205页。

(23) 2008年12月23日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08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徐桂丛旧藏《刘平国刻石》拓本以35840元成交；2010年6月2日，该拓本再次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古籍文献拍卖中，以39200元刷新成交记录。参看朱玉麒《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8辑，2015年，407—421页。

(24) 上海图书馆藏光绪廿三年（1897）《群玉楼所收石刻拓本目录》载有“张曜搜得（《刘平国刻石》），拓贻吴大澂”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