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汉化
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刘平国”仨字最初在我这儿引起的联想是某位当代“援疆干部”或工程技术人员，后来阅读刘平国刻石的相关资料，又会想到当代的国际关系如中美、东盟、五眼联盟之类。没办法，这是门外汉路过史学殿堂时既可怜又正常的反应。历史学家最能对历史上的人、事给予“同情之理解”，希望他们也匀一点儿给我这个在门口东张西望、胡思乱想的汉子。
刘平国铭文不长，先抄在这里：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从（得） (1) □谷关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十日止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
初读这段铭文心头一动：拜城一带在没汽车没公路的近两千年前对于中原当属极西远荒之地，中国味儿竟这么足，龟兹将军居然不姓“库尔班”、不叫“阿依波力”，而姓遍及大江南北的“刘”、叫重名率紧跟“建国”“保国”的“平国”，而且还使用中原王朝的纪年，甚至那两句标语口号都不用怎么改就能直接贴在首都机场的高速路边。今天，我就趁着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难得机会，从汉化的角度汇报一下自己在恶补这段历史时生出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困惑。
一、 词 义
使用“汉化”这个词我有些犹豫。它并无歧义，就是汉文化的一套被其他文化接受。时间也不是问题，如果我们谈论的是秦或先秦，“汉化”之类的字眼就有点别扭，而刘平国勒石记功发生在后汉而且离关、张不远。那为什么还犹豫呢？
因为“华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套个汉姆莱特句型：“华”还是“汉”，这是个问题。“华夷之辩”有文化偏至的色彩，但多少还讲点道理，不像“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不管不顾、 “我”字当头，被今天很多人拿去刺青就更没法看了。“华”的优势在于它上承华夏，下接中华民族，融汇了四夷八荒诸多元素，动态发展，虽然还是圈子，但这个圈子的时空格局要远大于“汉”。况且今天的汉族作为相对于其他五十五个兄弟姐妹的绝大多数，除了高考不享受加分，已是徒有虚名了。但“华化”也有个缺点，就是过于生僻，陈援庵先生著有《元西域人华化考》，那是近百年前的事了。
“华化”其实就是“中国化”，那为什么不在“中国力”“中国能”“中国道路”“中国故事”如猛火烫油的形势下就用“中国化”呢？那是因为我们在谈历史，历史上的“中国”伸缩不定，跟现在的版图颇有出入。我们在古今之间往来游走，万一走丢一块国土，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为稳妥起见，还是用了“汉化”。
二、 背 景
当年西域的汉化有它的背景，国际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当年的国际关系，汉匈对峙又是重中之重。汉匈一南一北，一农一牧，都具有实实在在的扩张冲动，因为农田和牧场一样，有够是暂时的，没够是永久的，耕地多了，草地就少了 (2) 。更何况对土地的追求，经济、生产方式也只是动因之一。都说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是战斗民族，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又何尝不是？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七国之乱，六百年间“和”字何曾有过立锥之地？战不战斗并不取决于是两条腿行军还是四个蹄子奔袭。扩张在内是社会矛盾，向外是民族矛盾，二者还会互相转化 (3) 。秦一了宇内却一不了匈奴 (4) ，只能“却胡”；白登之围，大汉的皇帝险些做了俘虏。中原王朝的外部敌对势力，匈奴不是唯一，却是第一。
以汉初的内外形势力量对比，匈啃不动汉，汉也吃不下匈，而且显得被动，于是“约为昆弟”，沿长城划势力范围，墙外的“引弓之国”归匈，墙内的“冠带之室”归汉，真跟哥们儿“分家析产”似的。匈奴就在那时候进入西域。但形势会变化，战略也会调整。到武帝时国家由无为转为厉害，遭遇到两千年后“粮食太多吃不了怎么办”的难题，于是开始为弟弟张罗截肢手术：东边迁乌桓断匈奴左臂，西边通月氏联大宛断匈奴右臂。依违在两霸之间的西域诸国十分不易，弄好了一边嫁一公主过来，弄不好两头轮流兴师问罪。
汉与匈前后脚来到西域，它们与当地的关系有同有异。匈没把西域当统战对象，而是当了韭菜地 (5) 。虽说是夏的后裔，匈奴却披发左衽，作风粗放，武力之外好像不依靠、也不具备软实力，击月氏，拿国王的头骨做酒杯。刀架在脖子上，西域诸国只好要什么给什么 (6) ，匈奴使者带着单于开的证明信出差西域诸国，所到之处食宿有安排、交通有保证 (7) 。汉是后来者，离得又远，可能在西域诸国眼中就是人傻钱多的大户 (8) 。中原最看重接待规格、首长通道这些事情，而汉使却“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跟高速公路上排队缴费、差一毛钱也甭想过去的普通司机一样，其憋屈可以想见。直到汉兴师动众破姑师、征大宛，才算扭转局面。
与匈奴相比，汉朝的核心竞争力确实多元一些，有“兵威”，有“财贿”，还有“汉家仪”，大概折合今天的“富起来”“强起来”以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这个后面会再谈。不过汉朝经营西域，并不是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吃拿索要并不手软，杀也是常事 (9) 。汉军在西域东征西讨，相关国家不但要箪食壶浆做好后勤，还得送郎参军，人数往往是汉兵的很多倍 (10) 。相对于汉，西域都是绝对小国，于阗“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鄯善“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渠勒“户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 (11) ；精绝小到国王直接审判日常民事纠纷，连内地的县太爷都比不上，也就相当于村支书吧。人力、物力上的摊派肯定是不轻的负担，与匈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相比哪个更沉重，就得请教各位专家了。王莽任命的“右伯”要巡视西域，车师王须置离觉着国家穷，既接待不起又得罪不起，便起了叛逃匈奴的念头，结果被举报押往西域都护那儿斩了。须置离的弟弟继承哥哥的遗志，率众归附了匈奴。两汉时期西域诸国时叛时降，东汉后更是三绝三通，除了汉匈力量的消长以及各自内部的治乱，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只是容易被流行史观所忽略。这其实很正常，要是征西大军中的“刑徒”“恶少年”都像后来八路军、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不正常了。《后汉书·西域传》总结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简明而形象：“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
汉的西域战略政治挂帅，灭匈是一个“中心”，抚和镇是两个“基本点”。纳质和亲屯田征伐都是具体手段。“护道”护的不是丝绸贸易，“护国”跟我们所理解的治国理政也相去甚远。
三、 结 构
汉化是一个结构，有不同的部分，如经济、政治、文化；亦有不同的层面，如物与心、精英与草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本地人与汉移民（屯田士及家属）；还有先后的次序，如由表及里、自上而下（或反过来）等等。以下从食货、制度、称谓几个方面谈谈西域的汉化。
食 货
有关汉朝与西域交往的史籍中，征伐、和亲、封赏无疑是一线明星，而经济贸易之类则像面目不清的群众演员。我在想，那些关系人民日用的事物是否更像实力派演员？
【食】
双方经济上的往来应远早于政治。与张骞同时略晚的司马迁介绍大宛“耕田，田稻麦”。麦的原产地是西亚，经中亚东传到中原，新疆最早的小麦遗迹出土于罗布泊的古墓沟遗址，距今3800年。从《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麦”到每天早晨我放一个戗面馒头在蒸锅里，说来都在“西化”的历史长卷中。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汉代及以前的水稻遗迹在西域发现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尉犁营盘遗址就出土了稻草，喀拉墩遗址出土大米。小米发现的就更多了。
最日常的饮食是构成文化或民族身份的基本要素，如果一个洋人端碗羊杂碎汤吃得吸哧呼溜，北京胡同里的老少爷们会觉得这老外比端坐星巴克、静对平板电脑的中国人更像自己人。他如桃树杏树、铁犁铜犁之入西域，也都是由群众演员在昏暗的历史下层完成的。当然，时代越晚近，人类的自觉性越发达，顶层设计、政治先行的情况会越多。汉屯田西域的大政治对经济技术层面的汉化带动不小 (12) 。楼兰出土的晋代汉文简，其中一条“□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据专家考释，是西域“长史府下令鄯善等绿洲国的国王到长史营接受关于牛耕技术的学习、考核” (13) 。全能型大政府在中国真可谓源远流长，说“文明基因”实不为过。
【衣】
除了吃的，日用的另一大项就是穿的（加上佩的）了。吃和穿往往被简单地归结到“饱暖”之类低层次的生理需求 (14) 。其实它既可形而下也可形而上，素炒饼丝对接的是肚子，清汤燕窝、黄焖鱼翅伺候的则是脸面。衣服可能就是件衣服，仅仅保暖和保护隐私。但它还可以充当身份证、审美广告，甚至文化或政治宣言。“物”中可能有“心”，经济中可能有社会政治，我们在谈论“日用”时对此要心中有数。
中原地区服饰发达，有着一大套谁能穿、穿什么、怎么穿、啥场合穿的衣冠制度。西域的服饰是在既有的地理气候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的，汉式服饰出现在这片天地间当然标志着某种汉化，但究竟是哪一种、哪一层的汉化，却不能一概而论。边疆战士们穿上婆姨从家乡寄来的寒衣在轮台耕作候望，大概算是最浅表的汉化——也许都不该算。而塔里木盆地周边汉晋墓地中，那些包裹着高鼻深目黄头发的汉服或汉服元素就深入了一层，但也要做区分。服饰中最耀眼的“中国故事”，莫过于带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之类汉字的丝绸服饰了，但这也许恰恰说明衣料是从内地进口的，而说明不了中原丝绸纺织乃至生产技术传到了这里。根据匆忙浏览相关图像资料所得到的粗略印象，西域服饰的汉化参差不齐，或当地样式+内地面料（丝绸），或内地样式（元素）+当地面料（毛、皮） (15) 。二者均为汉化，但似有微妙的区别，后者——尤其是纹饰——的汉化，似乎已到美学趣味。
中原地区流行长袍大袖的“深衣”，夷狄包括西域“诸种”则为比较紧凑的短衣长裤。以这些再加上左衽右衽之类为标准判断西域服饰的汉化程度，虽不中亦不远，但也要考虑到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因素。例如，内地也不都是褒衣博带的长衫党，下面这幅汉画像上犁田农夫的装束就比较接近胡服（图1）。
图1 汉画像砖
图2 克孜尔东汉石窟像
图2左边这幅，左侧的西域仆人是短衣+长裤的典型胡装；右侧的西域武士则是及膝的袍子，比较接近内地的士大夫，但衣袖都较为窄紧且均为左衽。右边这幅中的西域农夫近似前面汉画像中的内地农夫，所着短裤接近泳裤或史书里所记司马相如“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时穿的“犊鼻裈”。汉、西服装的这些异同，与其说跟一地对另一地的同/异化相关，不如说跟两地共同的阶级分化更相关。再如左衽右衽问题，控弦之民左衽便于拉弓，时间长了遂成定制，不拉弓也左衽。需要思考的是左衽在西域，是否也像右衽在中原成为一种文化正确甚至政治正确。其实，内地也不尽右衽，汉画像砖、石上都有左衽的情况 (16) 。左、右衽从习俗升格为“夷夏之辨”，成了另类国家标志，想必不会太普遍。南北朝时的王纮曾说：“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左右何足是非！”不太清楚古代西域文化中有没有孔夫子、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但从阅读考古资料获得的一般印象，那里的服饰似乎是沿着习俗的惯性在日常的层面缓缓流动，对于中原的影响似乎持一种可有可无、不卑不亢的姿态 (17) 。同为四夷，他们跟全盘汉化的北魏 (18) ，跟以“小中华”著称、以“尊周攘夷”、坚持明代衣冠的朝鲜君臣，跟留发不留头的清朝，感觉是不大一样的。
【贸易】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发达到需要“抑末”的地步。且不说地域广大而各地物产不均，需要互通有无，就凭那么多城市那么多非农人口，“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也不够用。再加上财富价值观根深蒂固 (19) ，《后汉书·王符传》描绘的“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的景象可以说理由固然。不过，“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描述的应是“海内为一”后的内循环。那么跟“夷狄”的外循环呢？这可能需要稍作区分。汉匈间相互的供求比较“实在”：汉的“絮缯酒米”应该是匈的固定需求；汉对“胡马”的热情也不低，以至“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
马尽为我畜”，只是不太清楚这些牲口是仅用作对匈的战争工具 (20) ，还是成为了普通的生产/交通工具。
汉与西域之间情况似有不同。张骞初访大宛，大宛王“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经济上对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汉是有想法的。贸易在西域一些国家的经济中可能占不小比例，地处东西大通道的那些半“行国”也挺适合跑国际贩运，史籍中亦称那里的人“善贾市，争分铢”，是经商能手。他们附汉，少不了要组些观光致敬团来献上土特产，然后把朝廷“赏赐”的绸子缎子带回去。“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 (21) ，开“政治搭台贸易唱戏”的先声 (22) ，因此有“商贩胡客日款于塞下”的景象。
汉对西域诸国的刚需是地缘政治上的“站队”。就贸易而言，从四夷包括西域进口的东西多为高级奢侈品——大秦的“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社会大众有可能听说过但肯定没见过。其中一些成了精英圈的时尚，《续汉书·五行志》云“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不过也有经上行下效普及开来的 (23) ，如西域的“胡凳”“胡床”——华夏的先辈本来是席地而跪的。
再说说胡马 (24) 。如前所述，汉匈贸易中马占了很大的比例。北胡紧邻而西胡绝远，李广利征大宛获三千宝马，回来的路上死了两千。这样的损耗率对于战利品不算什么，却是贸易的不能承受之重。据说汉武帝东海求仙未遂寄希望于西方，欲得大宛的“天马”或乌孙的“西极马”去赴西王母的“峰会”，这属于特事特办，有若干匹就够了 (25) 。但史籍确实透露出某种贸易的信息，如班固写信告诉弟弟班超“窦侍中令载杂采七百匹市月氏马、苏合香”（《太平御览》卷九八二），如果窦大将军下的单上只有月氏马那可能是为了保家卫国，但跟香料搁一块儿恐怕得另说了 (26) 。我怀疑汉代西域的宝马可能相当于今天的顶级豪车，属于奢侈品中的奢侈品。还有身毒进口的马行头，《西京杂记》述武帝时京城盛行的“饰鞍马”，相当于流动珠宝店或金银窖藏 (27) ，招摇过市也不怕遇到晁盖之类的劫匪。除了那些来自西域的马中精英，敦煌、居延汉简里每提到的“驿马”“传马”是否当地的低端马，就不清楚了。
进口奢侈品，出口必需品，虽不尽如此，似乎是古代中外贸易的大致情形 (28) 。“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后汉书》）去了上林苑，“鼲鼦狐貉、采旃文罽”（《盐铁论》）入了内府，所满足的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时尚性奢侈消费。时尚从来杨花水性，不会守着殊方异品天长地久。倒是出口到西方的丝绸没多久就变成日用品，从中上阶层普及到了中下阶层 (29) ，成为那边较稳定的需求。与汉的贸易对四夷是很重要的——从匈奴到瓦剌的扰边都跟这有关。但与四夷的贸易对中原却没那么重要，后期茶、丝、瓷的外贸创汇（白银），解决的竟是内贸货币不足的问题。中国古代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有限，内循环可能真就够了。胡人为丝路贸易的主力军，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吧。东汉屡有闭玉门关、阳关之议，理由之一是经济上不划算（“不欲疲敝中国”） (30) 。明代禁海、清代闭关，乾隆皇帝致英王信里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实在精辟。不过万物皆备于我、中华应有尽有是皇朝的自信，与外销瓷厂家、外销茶商家及无数陶工茶农的生计无关，而且，与全球经济融合的历史大势也不合。
制 度
【宗藩】
古代周边部落民族，政治上汉化程度最高的当然是郡县化 (31) ，魏郡怎么治理，象郡大概也怎么治理。羁縻属于程度低的，是不是最低说不好。名义上臣属了大汉的大宛，汉使到了其王庭就被晾在一边，根本享受不到“中央巡视组”的待遇，特别失落。外藩给中国皇帝的来书，由鸿胪寺、理藩院的翻译官赋予“中国特色”以筑牢宗藩的感觉，是很有可能的。估计蛮夷一般不会在乎这些，我说我的，你译你的，两全其美 (32) 。匈奴兵强马壮，又有中行说这样的“汉奸”帮着把关，就格外较真了。王莽篡汉后遣使去匈奴换印，与汉皇平辈的“玺”改成了矮汉一等的“章”，匈奴君臣就不干，使臣怕完不成任务回去被问责，便毁了旧印跟单于耍赖。要完整地理解宗藩封贡体系以及周边民族的汉化，这些都是需要正视的另一面。
【西域都护】
西域的汉化以政治最为显著，政治以制度最为突出，制度又以西域都护（及后来的长史）的设置最具标志性。据《汉书·百官公卿上》，西域都护为宣帝年间始设，其前身为“使者校尉”。使者校尉有过三任，第一任赖丹，是西域小国扜弥的太子，曾入质长安，过了一段好吃好喝好看的日子 (33) 。由这么位“海归”皇亲担任的职位，想必没多要紧，大概也就相当于长安驻疆办事处主任，负责送往迎来，预备粮草住宿吧。那时距张骞“凿空”不远，汉在西域尚处于摸石头过河的阶段，也就是将就着来吧 (34) 。后来赖丹为龟兹所杀，他负责的粮食基地即屯田亦被捣毁。第二任常惠属于出身底层的汉族干部，曾随苏武出使匈奴，是被艰难困苦摔打成铁饼一样的人物。他借力乌孙、征伐龟兹，使汉在西域的政治存在上了一个台阶。第三任郑吉更是从卒伍起步，凭借超强的勇气和毅力走到了这一位置。郑吉领导军垦，兢兢业业。又发诸国兵击车师，分裂匈奴，兼并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因此成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都护”的意思就是“全都护”，属于因事设官、因实立名，是上行社会的特征。汉经营西域有“始于张骞，成于郑吉”的说法。后面的西域都护有一二十位，其中著名的陈汤也是苦孩子求上进，在内地时爹死不奔丧，后来打拼西域后居然伪造朝廷命令发兵干掉了单于。汉代内地的好位置多被皇亲国戚巨室豪右占满，难得西域这儿还为草根留着架梯子。一个制度的形成，背后自有推动它的社会动力。
据史籍记载，西域都护最初的职责包括“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这三项。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域都护的工作范围有所扩大，那里的日常行政管理中也多少能见到其身影。例如前面提到《史记》和《汉书》所记西域诸国人口精确度的不同，也许是因为司马迁之后、班固之前那里进行了某种准编户齐民的户籍登记，以获得课税、兴役、赈灾、治安所需的大数据。再如汉代东疆地区的基层政权组织与中原一带颇为相似，马国荣先生列举了为文献所缺却为罗布淖尔汉简所载的一些职务，如“右部后曲候”“左部后曲候”之类。就连内地亦官亦绅的“三老”都在西域登场，只是不清楚这些老同志是以何种方式了解当地社情民意并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余热的 (35) 。
【汉印绶】
谈论西域史的朋友都会牢记《汉书·西域传》“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这段话，尤其是后五个字。前面的职官有些并非中原制造，“大禄”是乌孙的 (36) ，“且渠”“当户”“千长”是匈奴的。而看似姓“中”的那些，也没准儿是西域职称的汉译，就像中国的“主席”被西方意译为“伯利玺先德”（president，总统）。因为西域无论尚在部落阶段还是过了国家门槛，分工和等级都会无师自通。不过中原王朝琳琅满目的官僚制度及文化，为西域的君臣之道添油加醋甚至添砖加瓦也很有可能，尤其是那些虚衔 (37) 。就说龟兹吧，《汉书·西域传》云：
龟兹国，王治延城……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
其中诸“侯”应属中原的加持。“皆佩汉印绶”给汉皇脸上增光的同时，也给夷臣身上添了彩，可谓双赢。汉印绶权力美学的意味，有时可能还大于营业执照的功用，汉军讨伐西域某国时，国王曾拿出汉印绶退兵，结果没退成。
【汉家仪】
龟兹在西域诸国中算是大号的，跟汉朝的关系，除了赖丹那一段，属于“甚亲密”，后来的西域都护府便设在这里，负责人就是班超。国王绛宾成功劫婚解忧公主的闺女弟史后，就陪夫人去汉朝探亲。夫妇俩在长安享受荣华富贵一年，等于绛宾强化培训了两个学期。结业后他满载着对大汉的看齐意识回到龟兹，开始了与中原的制度接轨：起宫殿、撞钟鼓 (38) ，出行要交通管制，随便动动就很大动静。虽然“外国胡人”见了都说绛宾驴不驴、马不马，简直成了骡子嘛！但从大历史看，这正是华夏文明以发达的官僚政治和等级文化为周边包括西域的治理提供比迪士尼乐园还过瘾的中原方案 (39) 。国王大臣耀武扬威自然心生欢喜，匍匐在路两边的草民未必不庆幸胎投对了地方！其中才思敏捷的可能头都不用抬就想出“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金句。那天偶尔读到《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的一段：
燮兄弟并为列郡……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磐，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
秦皇汉武尤其是“深慕秦皇汉武”的隋炀帝最热衷声势浩大的巡游，对外镇服百蛮，对内镇服百姓。这一套，百蛮的头头会学了去镇服各自的百姓。
【记功碑】
窥探古人的精神世界及人生意义，石碑是个有趣的观测点。除了这一届的衣紫腰金、这一生的封妻荫子，有些世俗官员还会由马斯洛领着拾级而上，去获取某种不随身而没的价值（拿身后名变现眼前利的当然也不少）。“三不朽”中，读书人近水楼台囊括了立言，头头脑脑们要想与天地同寿可以选择立功、立德，并将功德刻在最可持续的材料石头上。秦始皇翦灭六国后五趟巡游、七次刻石，为百代万千君君臣臣的合唱齐颂起了头 (40) ，并定了调 (41) 。勒石记功似乎成为社会激励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平国刻石在记功碑的庞大家族中并不显赫，却极独特：它跟书法史上著名的“三颂”（石门、西狭、郙阁）一样都出自东汉，时间上前后脚，内容、形式也颇类似，差别只在繁简大小之间；它跟近年在蒙古国发现的燕然刻石同属边地记功，虽然窦大将军、刘左将军不在一个重量级。但刘平国刻石和它们又都不一样，它也许是“中原梦”西渐、夷官仿效汉官流芳后世的第一例——我见闻有限，胡乱一说。再者，别的记功碑，无论皇帝还是太守，在讴歌自己的时候多会提及相关下属。而像刘将军这样把六位农民工全捎上，也许算是龟兹特色的中原主义吧 (42) 。
【列与亭】
刘平国所立之德是“人民喜”“宜子孙”，所成之功是“作列亭”。那么“列亭”究竟是什么呢？
先说“列”的字义。有学者认为“列”为动词，意即“修筑”，“列亭”就是筑亭 (43) 。其实，古汉语词性不大固定，名词动用是常事 (44) ，“列亭”可以谓语化为“修筑列亭”；而集体名词也可以个体化。汉朝从“凿空西域”到经营西域，警戒、交通、补给等等都经历了一个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的过程。线即列，“列亭”“列障”“列邮”都是连点成线的设施。
再说“亭”的功能。马雍先生认为“亭”即烽火台，刘平国所作为“军事工程” (45) 。这个界定无疑正确，只是稍嫌狭窄。“亭”的功能当不止于警戒候望，王炳华先生指出邮、驿也在其中是有道理的 (46) 。汉朝的西域战略“靡费天下”，屯田虽有自力更生、以农养军之意，但毕竟杯水车薪。因此武帝才会否定屯田轮台的建议，甚至痛切自责。燧、邮、驿皆国有、国管、国用，数线合一 (47) 、互为附着并依具体情形功能上各有进退，既合理又省费，符合“还差钱儿”的汉代基本国情。这样的“列亭”，大致类似今天的一个单位几块牌子。
这次拜城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到刘平国刻石之年，北匈奴势力已经衰落。那么就有个问题：在此“作列亭”还有实际意义吗？我想还是有的。匈奴兵败西迁并不是一下就迁到顿河、多瑙河，第一站恰恰是与龟兹只隔道天山的伊犁河流域。后来还在北疆与汉军鏖战。公元151年，呼衍王被司马达击败，继续西迁至锡尔河流域，到刘平国作列亭的158年，应当还在迁徙途中。本来迁得就不太远，更何况作为踪迹不定的“行国”，谁也没法未卜先知匈奴会一去不返。这样看来，刘平国工程的边警功能应不成问题。
【刘作列亭】
遗址所在的哈拉塔山博孜克日格沟口，位于横贯天山、连通北疆伊犁河谷与南疆塔里木盆地的咽喉要道南端，是起亭举烽、传警告急的理想位置。不过微观地看，刻石处不一定即烽火台，因为虽近沟口却尚在沟内，并不方便通风报信 (48) 。沟内岩壁上的凿痕，也许如马雍先生所说，与“斫山石作孔”未必一事，但与“亭”应密切相关（后代施工的可能性当然无法排除），或者说，就是多功能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地方没有理由不设关卡，先祖父黄文弼当年踏查遗址后说，“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以御外寇”，颇合人情物理 (49) 。至于亭的另一部分烽火台，则有可能在沟口或沟外不远处——那儿的山坡上有个碉堡，据说是民国的遗迹，也不知道考古工作者挖掘过没有。
玩味刘国平刻石会纳闷：在全靠人力畜力的近两千年前，六七个人、十天工夫，别说一系列亭了，就是筑一个亭时间怕也不富裕。那么，铭中的“列亭”究竟是怎么回事，“斫山石作孔”跟“作列亭”又是什么关系呢？马雍先生认为，这十天只是为“作列亭”选线定点，工作仅限于“斫石作孔”，属于一期工程。此说很有道理但又面临两个质疑。第一，八字不到一撇就记功，这合常理么？如果说刻石只是记事，并非记功，那“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又没处放了。第二，“斫山石作孔”搁山沟里好理解，放在平川就难理解了。马雍先生为列城设想的六十千米路线图，不在平川而是“沿”木扎提河的“北岸山岩”。他的“沿”想必是“依”，因为只有贴着山岩，“斫山石作孔”才有可能或必要。与山岩拉开一定距离，在“平远处”筑亭障，要做的就不是斫山石作孔而是堆石布土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刘平国干吗要贴着山岩作列亭呢？山岩曲折、山势崎岖，最影响视线，要想完成候望的任务，就只能多起亭燧、多置吏卒，这又会大大增加已经沉重不堪的边防成本。
可铭文中明明白白的“斫山石作孔”，不正该依山就岩么？我是来围观的，可怜的一点历史知识只够生疑而不够答疑。不过围观群众大多嘴不闲着，就好像他们真懂似的，那我也胡乱说一说吧——
如前面所讲，“作列亭”可以是“作”一系列的亭，也可以是“作”一系列中的一个亭；刘平国八月上旬所作，就是博孜克日格沟口处的这个亭；此亭包括沟内岩壁上留有凿痕的关卡以及（或许）沟外已无迹可寻的烽墩乃至屯田驻军之所 (50) ；“斫山石作孔”说的是“作列亭”的第一道工序而非第一期工程，与“始”字连用省略其他工序，指代全部工程；铭文记的是整个项目的大功告成而非阶段性成果。
那么为什么只做这一个亭而不是一系列亭呢？一来此地系天山要道的南口，北边的敌情要上传敦煌乃至京师，这里是前哨，是警报线的起点 (51) ，重要性不同寻常。二来位于山沟沟口处，需要设关卡，只能依山石。当然，马雍先生设想的十天勘线选址、做些初步的工作也很有可能，只是无须依山岩，也无由斫山石。至于“从□谷关”，该关或许是行程的起点，刻石处才是工程的重点。若按王仁俊和王炳华先生的释读，“□谷关”前面的字不是“从”而是“得”，那么这里就是全部工程的唯一工地了，那样的话，“□谷关”即是刻石处，也是此遗址最准确的定名。
写这一节的时候，仿佛我祖父和马雍叔叔就在眼前，一位形容憔悴、咻咻气喘，一位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他们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真高兴我又能在这里遇见他们，虽然隔着道门框。
称 谓
人类世界，心与物有时不易分清。前面在谈论服装样式尤其出入传呼、勒石记功时，其实已经涉及了文化。这一节，笔者打算专从称谓的角度继续窥测幽隐的人心，思索西域的汉化。
称谓中属姓名最为家常，而且富含社会文化意味。现在不少省市都有姓氏文化研究会，算命、起名、改名的店铺也随处可见。其实姓名原本不过是个体身份的标记，商代帝王名字多用干支，透着上古的淳朴。如今很多监狱里不喊姓名只喊编号，都不妨看作返璞归真或不忘初心。随着社会的演化，名字搭载的东西越来越多，起名要“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改名换姓往往标志着人生的转折，包括崛起和坠落。网上读到两段趣闻：雍正年间一马姓官员犯了事，从此姓了“骂”，几百年间后代就没露过脸的。不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骂家庄集体成为网红，经商的村民感觉这么个姓“特别适合跑业务”。山东也有一支姓骂的，一直这么姓着，直到族谱上只剩下七个人，后来在算命先生的指导下“马”上去“口”，马前加“イ”，人丁才转为兴旺。
【刘平国】
刘平国刻石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在没多少人听说过的龟兹，居然出现了不知多少人都叫的名字。关于“刘平国”的族属及身份，前人所见不一，有说是汉人+汉官，有说是汉人+夷官，有说是夷人+夷官。第一种情况不必说它，因为几乎不存在，正如马雍先生所指出的，汉朝的左将军规格极高，不可能带着石匠来斫石作孔。第二种情况跟汉化有关，但应是“政治”那一节讨论的内容。第三种情况得到多数专家的认可，跟汉名在一起，最能说明文化及心理上的汉化。不过是否说明得了、说明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做些分析。
关于“刘平国”这名字的由来，不妨假设几种情况，请专家裁定哪种可能性更大：
a 龟兹名的音译；
b 龟兹名因风气改汉名；
c 龟兹名因政策改汉名；
d 在龟兹名之外取一汉名；
e 汉朝中央政府赐名；
f 西域军政长官改名。
马雍先生主张a，认为原名可能为多音节，其中首音节音译为“刘”（“平国”亦然）。这种说法有道理，西方很多汉学家及来华传教士的汉姓名都属于这种转音。但问题是，两汉胡名的音译在史籍中比比皆是，如（匈奴单于）“冒顿”、“稽粥”、（车师王）“兜莫”、（罽宾王）“乌头劳”及“本汉所立”的“阴末赴”、（大宛王）“昧蔡”、（乌孙王）“昆莫”、“岑陬”、（龟兹）“尤利多”、“白霸”等等，大都胡里胡气，看着跟“刘平国”迥然有别。“平国”有明白的汉语字义，和汉代的某“安国”、某“定国”、某“广国”像兄弟个；从（龟兹国的）“辅国侯”“安国侯”那儿借鉴来的也说不定。
王国维先生主张b，他以龟兹前汉即慕汉俗，故后汉时君臣有可能改用汉名。王说有一定道理，从绛宾开始，中间虽有过反水，龟、汉总的说来走得很近。作为古代中国软实力的核心部分，儒家上下尊卑的等级文化让龟兹精英于佩汉印绶、进出传呼、撞钟击鼓之际忘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有可能的。不过，龟兹毕竟远在西陲，西陲的西边还有其他文化上的吸引力。即如佛教，虽不产自西域，却经西域大举东传。在西风东吹的过程中，西域的角色有点儿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其与中原的“文化贸易”，属于逆差 (52) 。在这种情况下，西域对中原的“向化”也许到不了班超等给中央报告里说的肝脑涂地的程度。相比较而言，作为汉的紧邻，匈奴受汉的影响反倒大些。匈奴社会本来的特点是礼法少、“约束轻”“君臣简易”，根据唐嘉弘先生对“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的考证，“为鞮”在匈奴语为“孝”，也就是说，匈奴的头目们开始模仿起汉的谥法如“孝文”“孝景”“孝武”之类了 (53) 。
c与b关联密切、互为因果，也有史料上的根据。国王绛宾劫婚解忧公主女儿成功，双双前往长安，在那里见识了什么叫富强什么叫厉害，归国师法中原，留下“非驴非马”的成语佳话。那么，沿着绛宾开辟、班超等护航的路线，某届龟兹君臣决定从此姓人不姓己，也不算多大胆的设想。不过，蛮夷就算不像汉族那样将改名换姓等同于改旗易帜，但也不会当作儿戏。龟兹若真有此举，动静应该不小，史书不至痕迹全无。
d是c或b的小型温和版，即龟兹名与汉名双轨制。双轨只要调度好了，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和谐共存。只是这种假设全无史料的站台，笔者姑妄言之，方家哂笑可矣。
至于e，估计不少学者都想了一下，随即放弃。我历史读得少，印象中唐代特别喜欢赐姓，如李渊赐国姓给功臣徐世
，给突厥可汗颉利、不少内附的酋长也纷纷姓了李。赐姓除了正面激励，也有反面惩戒的意思，如武则天当朝，便让高宗的皇后王氏及爱妃萧氏便分别姓了“蟒”和“枭”。汉代赐姓的情况好像不是太多，但刘邦搞过几次。刘邦属于手边有什么抄什么的主儿，项羽大兵压境，他便跟项伯结儿女亲家，后来黑不提白不提；被匈奴打败，便又要把女儿嫁给冒顿，同时跟女婿“结为兄弟” (54) 。赐国姓跟嫁公主差不多，都是讲政治。娄敬一言兴邦而一举姓了刘，项伯也因鸿门救命之恩成了刘家人。我一直好奇，儿子改了姓，爹爹爷爷跟谁姓？最近读了专家的文章才知道：赐姓及于后代却不上溯列祖列宗 (55) 。那么刘平国有没有可能被汉朝赐国姓呢？应该是没有，赐了国姓，便要属籍宗正寺，享受皇亲的待遇。这样的好事，应该还轮不到他。
f可以说是e的通融版。汉朝派往西域的军政长官，孤悬万里之外，如何兔起鹘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趋利避害、保首级、建功业，实用主义大概是唯一的方法论。环境需要不按常规出牌的非常之人，矫诏发兵的陈汤、君命有所不受的常惠都是应运而出。东汉国力萎缩，常常无暇西顾，出了事派出的援军也就千把人，说班超个人承包了汉朝的西北大业属于合理夸张。班超给接班人任尚的建议是“水清无大鱼……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就是怎么合适怎么来。总之，当时的西域长史或其他什么人为了方便统治把规矩放一放，拿国姓拉拢或忽悠某些龟兹官员，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可能并不等于真实。
【秦人】
刘平国刻石中的“秦人”究竟何指？现在好像比较主流的解读是代表中华儿女。中华儿女自古以来的集体称谓，大致有 “华夏”“中国人” (56) “汉”以及Cina、Seres、Cathy、“支那”之类，前几个是自己叫的，后几个是别人叫、自己不知道的。应该说，“汉”在代表的位子上坐得最稳也最久。“秦”的机会本来比“汉”还好，可惜二世而亡，加之秦政名声太差，九州没什么人愿意拿“秦人”当名片 (57) 。杜牧《阿房宫赋》末尾“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秦人”，是不能善待六国人的秦人，只是中华儿女的一部分。倒是有些“远夷”不知怎么辗转听说了秦，一来二去传成了China并传遍了世界——说China的源头在秦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
关于“秦人”是否泛指“中国人”的问题，汉文史料只有零星的转述并无直接的证据。以下就《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中几段很关键的话，从中国、匈奴、西域三个角度做些具体的分析。这些话都是直接引语，但难保没经过滤 (58) 。
（1） 贰师将军与部下云：“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康居候汉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
（2） 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
（3） 武帝《轮台诏》：“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
（4） 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https://www.daowen.com)
（1）出自征西域的汉军统帅之口，说话地点接近宛城。（2）出自叛逃匈奴的胡裔汉臣之口，说话的对象是匈奴单于。两人均以“秦人”与“汉”“汉军”或“汉兵”对举，前者显然不涵盖后者，也就是说，“秦人”不包括“汉”人 (59) ，那么不包括汉人的中国人是什么人呢？（3）出自武帝转述部下引述的匈奴人之口，语境为西域，但贰师将军不在内，其中“秦人”与（1）、（2）不同，显然属汉朝一方，否则武帝发火便没来由。它有可能指汉人，但也存在其他可能（后面将说到）。（4）出自大宛贵族之口，完全以“汉”指汉，没有以“秦”谓汉。综上，“秦人”在中国人和西域人那里指代一般中国人观点，值得怀疑。匈奴人可能有此指谓，他们被秦军逼退七百里想必刻骨铭心，不可能秦一亡便马上改口。但他们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把汉人叫秦人，好像也不大会。跟中国绝少往来的远夷可以一个叫法百年甚至千年不变，但总在跟中国缠斗的集团，似应在称谓上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这样的差异大概也存在于社会的上下层之间。
其实说到周边民族指谓“中国”的时候我很迟疑。“中国”在他们心中究竟啥样？夜郎国君问汉与夜郎谁大，显然对中国全无概念。匈奴倒是比较清晰，单于扣留张骞时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显然单于眼里汉不包括越，就像匈不等于月，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并非我们心中的“中国” (60) 。单于的“中国观”其实挺符合秦汉之际“中国”初具规模、尘埃尚未落定时的真实状态。“秦人”和“中国人”就像历史的扬尘迷雾中摸了几把没摸到彼此的两个影子吧。
这次拜城会议上王子今先生专文探讨了“秦人”问题 (61) 。他认为，由于战国时代秦对西北的开发经营，“秦人”在匈奴及西域人那里成为中国人的称谓。子今先生的结论我虽不尽认同，但他因事立名的思路极有洞察力和启发性。如果“秦人”并不泛指一般中国人，是否有可能特指与秦密切相关的某部分中国人呢？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两种假设。
一是指来自秦地的流人。秦汉时代，血缘/地域社会的特点依然突出，灭族、屠城，几万几十万的坑杀俘虏，都是这种早期社会组织方式的正常表现。于是流亡迁徙便成为硬币的另一面。颜师古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在注解《汉书》“秦人守之”时说，“秦时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 (62) 。言外之意，“亡入匈奴者”为秦时人而不一定是秦地人，有可能是韩赵魏燕故地的“苦秦”之人 (63) 。不过我们也不妨顺着这个思路换个角度，将“秦人”界定为秦亡后担心报复或歧视或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而背井离乡的秦地之人——就像当年的白俄和今天喀布尔机场的阿富汗人——也包括进来。他们可能往北投奔匈奴，也可能到河西走廊自成局面，甚至向西走得更远。这些“秦人”在胡地与胡人混居杂处，“秦胡”是不是他们变异出来的，我就不瞎猜了。
二是顺着子今先生的思路，将“秦人”界定为战国以来随着秦对西部不断的开发而形成的、来自秦地的、具有专业技术特征的群体，类似吉卜赛算命的、菲律宾做保姆的、再近点儿秦祖先牧马的。这类人跟流人或有重叠，但不限于他们。这方面史料也不多，就两条：《史记·大宛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匈奴传上》“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似乎一部分“秦人”干了基建工人兼守城雇佣兵（能筑城自然善守城），刘平国率领的也许就是这么一拨。不过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觉得这些“秦人”是来自秦地而不是祖国各地呢？答案包括三点：（1） 人家标明了“秦”；（2） 秦地（包括秦所影响、开发的西北）离这儿最近，秦人来包工程的可能性应大于齐梁闽越一带的人；（3） 就刘平国石刻中的六位“秦人”而论，其中两位的名字带“羌”，而羌人与秦人在河西走廊就已在融合中了 (64) 。库车地区于什格提遗址出土有“汉归义羌长印”，这位羌长跟刘平国手下的“秦人”夏羌、程阿羌很可能是老乡 (65) 。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秦人”特指塔里木盆地的居民。这是李志敏先生的一家之言 (66) 。李先生大概思路是：“缯”是“支那”的源头，“支那”人在早期实指塔里木盆地居民，“秦人”是“支那人”的汉译。他从历史、考古、语源、训诂各个角度考证勾连，组成复杂的因果结构，属于高难度学术动作。笔者赞佩之余，但觉某些关键论证流于武断，迹近牵强。例如为证明“秦人”为塔里木盆地原住民，他判定武帝《轮台诏》中匈奴人的喊话“秦人，我匄若马”汉人不可能听懂，能听懂的“应为塔里盆地东缘的车师人”，因为车师与匈奴同属突厥语族。车师、突厥姑且不论，汉人不懂匈语，不等于城上汉军没有懂的，汉朝去西域断“匈奴右臂”不会不配备翻译。再者，汉跟匈周旋了那么久，一些简单会话应能掌握。“赏你马”之类就算话不能全听懂，加上动作和神情应该也能看懂。
又如，他从卫律建议单于的“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几件事中挑出治楼、穿井两件，认为“楼”是另一字的假借，该字的意思是地窖；而“井”则不经通假，直接就储存战备粮了；根据这两点再加上塔里木盆地至今保持的挖窖藏粮传统，李先生得出结论：卫律所说的“秦人”必是匈奴虏往漠北的塔里木盆地居民。问题是班固要表达粮窖的意思，放着“窦”“窖”“囷”“窌”不用，干嘛专挑“楼”“井”这些恐怕汉朝人包括班固自己都要误会的字眼呢 (67) ？
换个方向说，穿井、治楼、筑城（兼守城）之类事情，并不是中原人才会。就说筑城吧，“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乌孙城郭诸国皆为（汉）臣妾”，（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西域城郭共击匈奴”。但确实有理由相信中原技高一筹，鲁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拒之”。城在古代多为保命保财之所，其中重要的中央核心区如王城很有可能聘请特别有经验的师傅来操办。关于西域的外来技术人才 (68) ，史书中向我们透露了“汉使亡卒” (69) ，刘平国刻石又添加了“秦人”。二者未必重合，但有可能交叉。
四、 结 语
末了想问自己：为什么要谈汉化？
“求知”当然是一个因素。老婆最恨我的一点的就是，路过个坑呀洞的都要跑过去看。一堆人围观系鞋带，我也在里面。但仅仅是出于好奇心么？显然又不是。好奇心旁边似乎还蹲着一种信念或希望，那就是祖先把什么都预备齐了，我们是幸运的后代子孙。从“上帝的选民”到《美丽的阿美利加》再到《人说山西好风光》，这种集团性的历史文化自豪感十分普遍，有点条件的民族、国家和地方都会有。人同此心的事无须厚非，但读书人最好多点自省。
接着再问：怎么看待汉化？
中国农业一万年，城市五千年，文字三千年，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在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组成的浩大精神时空中，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济济一堂，使人每每思接千载，不知今夕何年。起步早、积累厚的汉文化为周边人民所拜师取法，实属人往高处、水往低处的自然之道。这是我看待汉化的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中国”的地盘本来不大，内容也有限，之所以能混得这么博大精深，靠 “汉化”扩展了自己是一面，经“胡化”丰富了自己是另一面。例子铺天盖地，只说胡琴吧。那种源自西北异域的悠幽音韵早已成为中国的特征，就像黑头发黄皮肤。它不但能诉说民妇怀远悼亡、水流无限的悲怨（《江河水》），抒发落魄艺人往日如月、眼前如霜的感喟（《二泉映月》），还能表现文人雅士乐而能敛、哀而不伤的情调（《良宵》）。后来小提琴之落户中国人心，据说还是拜二胡为师的结果 (70) 。今天席卷全国、为中国大众的精神生活另辟天地的广场舞，其中相当一部分的音乐及舞蹈元素来自内蒙古、新疆、西藏。我由衷钦佩自己能于身心摇荡、物我两忘之际不忘饮水思源，对个性鲜明的这三个地方心存感恩。如果历史跟着孔夫子走、一味地用夏变夷，我们如今的人生不知会少了多少情趣。
第三个，不应像店老板每晚看进账那样看汉化，而应将其视为一个结构，有所分析、有所批判。中国民族关系史及边疆史的著作，坦率地说，对汉化的态度十之七八让人想起店老板和店伙计。这会狭隘我们的视野，偏私我们的立场。中原地区输出的农业纺织铸造技术改善了他方人民的生活，这样的汉化值得称道。而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及文化，自己就够受的了，看它取代别处原本轻简朴素的社会关系、为世间平添一堆磕头虫似的臣工，有什么好兴奋的呢？胡化也一样，上林苑搜罗到的珍禽异兽，慈禧太后往来中南海、北海的火车，虽然跟城市有轨电车、京汉铁路同属夷物，却不可同日而语。汉化/胡化的得失利弊会因境而异、随时而转，但这不妨碍我们每个人挑选自己喜爱的评判标准。我比较倾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和草民百姓的立场。
交完心，便可以交卷了。
此文2021年6月底去拜城开会时只完成小半，同年9月初完稿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and Sinicis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Huang Jisu
The present essay looks into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well known to historian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author discusses in general the sinicisa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area from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in particular such issues as “Lie Ting”， Liu Pingguo， and “Qin Ren”. The essay concludes with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ancient Chinas assimil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cultures from his own stance.
(1) 学者多释读为“从”，但也有释读为“得”的，因与后面的讨论有关，故在此先作标注。
(2) 读了《史》《汉》相关章节再读悲伤的《匈奴歌》，会有此身谁身的不适应感，虽然这歌唱的是北边阴山还是西边祁连，是汉代作品还是北朝作品，都还存在争议。参见阿尔夫丁《关于〈匈奴歌〉若干问题的考释》，《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45—50、62页。历史是用白纸黑字写的，而“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的匈奴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们却只能从他们的仇人即汉人的记载里间接了解。
(3) 据《史记·大宛传》，自从张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其吏卒亦辄复重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当社会楼梯人满为患时，一部分向上的梦想就会转变为“立功异域”“封侯万里之外”的壮志，读汉代开疆扩土运动积极分子张骞、傅介子、陈汤、班超等人的事迹，这样的内心冲动跃然纸上。“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似乎成了风气。
(4) 匈奴人自己也说：“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四）秦汉不能像统一南方那样把中国的西北方也变成西北部，地理是重要的因素，“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班固《汉书·匈奴传》赞）。
(5) 据《资治通鉴·汉纪·安帝永宁元年》，匈奴“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
(6) 匈奴和东边乌桓的关系也差不多，《后汉书》云：“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
(7) 参见阿尔丁夫《关于“信”“传送”“留苦”的确切含义——同林干教授商榷》，《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37—41页。
(8) “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应能代表当时西域人对汉或中原王朝的一般印象。
(9) 《后汉书·班超列传》谓“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余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
(10) 陈汤所言“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似为标准模式。
(11) 《史记·大宛列传》多为大概数，如“十万众”之类。而《汉书·西域传》却精确到十位甚至个位数，不知道具体怎么统计的。领救济金会多报，躲人头税会少报。考虑到拉壮丁、派军粮等实际情形，少报的可能性似乎大些。
(12) 先祖父黄文弼当年在《高昌砖集》序言里谈及西域汉化，承认汉的影响不在宗教、艺术方面，强调了军垦带动的农业技术。
(13) 李艳玲《西域绿洲国农作物种植业生产探析——以佉卢文资料反映的鄯善王国为中心》，《欧亚学刊》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223页。
(14) 最典型的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概括的唯物史观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15) 参见徐敏《汉晋南北朝西域胡服汉化现象初探》，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16) 董莉莉《对汉代“左衽”服饰习俗的再认识》，《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50—55页。
(17) 如尉犁营盘墓地一男子毛织外袍丝织内袍、毛织长裤丝织袜子，感觉较为随意，不像有观念力量在背后盯着。
(18) 北魏不但改朝服甚至颁令民间也不准穿胡服，但阻力好像不小，有位太子党因穿汉服而被保守派杀掉。
(19) 晁错《论贵粟疏》讲：“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史记·货殖列传》举了子贡、乌士倮、巴蜀寡妇清等因富而贵的例子，都很生动。
(20) 按晁错的说法，上交一匹马可免三人兵役，因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陈琳《武军赋》写袁绍的部队“胡马骈足，戎车齐轨”，也不知多少写实多少修辞。
(21) 汉的使团里也有把“赍物”卖了中饱私囊的，按司马迁的说法：“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贱市以私其利。”但那毕竟不是主业。
(22) 其实在中国封贡体制的彩旗缎带下，强行进贡或冒充使节领赏的事情史不绝书。
(23) 宋沈括“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内样”让人想起现在胡同口小铺卖的所谓“人民大会堂国宴指定酒”。又，宋岳珂《桯史》记京城“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这些说的虽是宋代，但也道出了城市文化的一般特征。
(24) 《史记·大宛列传》索引按：“（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康泰下过南洋，西域的事也只是听说。
(25) 武帝派人拿真金做的马去换；“宛王蝉丰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
(26) 西域诸国的侍子、使臣及胡商瞎了眼，行贿清正廉洁的楷模李恂，“数遗奴婢、宛马、金银、香、罽属”，结果“一无所受”。
(27) 《西京杂记》卷二记：“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华，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镊，饰以流苏，走则如撞钟磬，动若飞幡葆。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玟
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熊罴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
(28) 像胡桃、胡麻、胡萝卜这些早已是中国大众的日常必需品，未必曾是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商品。如核桃，据说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种子，植之秦中，渐及中土，与贸易无关。
(29) 公元4世纪马赛里努斯的《历史》就称，过去只有贵族能穿，如今各个阶级包括贩夫走卒都穿上了绸缎。他如饮茶也是通过西方社会中上层的趣味而普及为中下阶层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更是填补了禁酒留下的空白。
(30) 班超上疏开导汉帝：“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的儿子班勇接着说，经营西域固然破费，丢了西域让他们跟匈奴一块儿跟我们为敌，那破费可就是没边了。
(31) 以蜀地最突出，从秦并蜀到化育出扬雄、司马相如这样的文豪，前后没用多长时间。蜀郡成为汉朝“远抚长驾”西南夷的前进基地，任务重、怨声高，故朝廷派锦心绣口的司马相如回去做父老乡亲的思想工作。见西马相如《难蜀父老》。
(32) 如阙特勤碑，唐玄宗的汉碑文讲的是唐与突厥父子情深，可汗的突厥碑文讲的是汉人包藏祸心，要与其保持距离。碑是可汗请汉工匠做的，想必他清楚自己的文字汉人看不懂，传不到大唐天子那儿去。几年前笔者在《青冢》一文中讨论过包头出土汉瓦当铭文应读“天降（jiànɡ）匈奴”还是“匈奴大降（降）”的问题。中央王朝以蛮夷为“臣妾”，确有基于“内附”“归义”的事实，但有些恐怕属于语言文化隔膜，甚至没准儿就是诚心故意的“误读”。
(33) 据《汉书·张骞传》：“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
(34) 当了莎车王的乌孙王子万年以及龟兹王绛宾，也都不像多能干的角色。
(35) 马国荣《汉朝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102—114页。不过，这些也许仅限于东疆地区的内地移民群体。
(36) 不过据章太炎先生考证，“大禄”即尧封舜的那个“大麓”，乌孙西迁之前驻牧河西走廊，就近拿来，不失为一种说法，见洪涛《乌孙大禄》，《光明日报》2013年6月17日第15版。
(37) 晁错上疏汉帝建议让民“入粟受爵”时表示，给他们个称号那还不是您张嘴儿就来，要多少来多少！
(38) 当年华夏边缘的楚国，那儿的国君也是在“钟鼓”声中变成“中国之人”的。
(39) 《史记·叔孙通传》也有生动的描述：“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40) 如果标准宽泛点儿，西周中期的遂公
铭即是禹颂，虽然颂与被颂的隔了千年。
(41) “群臣颂烈，请刻此石”（琅琊刻石）的颂秦石刻，第三人称中透着第一人称，就好像嬴政的口开在李斯之流的脸上。
(42) 六位秦人工匠的列名，当然也可能包含“物勒工名”以保证产品质量的用意，那又是另一种传统了。
(43) 龚泽军《说“列亭”》，《语文建设》2003年第12期，36页。该文所举词例包括《汉书·西域传》中“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以及《新唐书·张孝忠列传》中“茂昭治廪厩，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军”。
(44) 被语法看得很紧的现代汉语又何尝不是如此？经常有人说“我打算低碳一年”，“昨晚上我好好小资了一把”，不过文字编辑多会做“规范化”的处理。
(45) 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颂集释考订》，《文物集刊》第2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45—58页；“亭”字解释见该文56页。
(46) 王炳华《“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56—62页；“亭”字的解释见该文58—59页。周欣、徐佑成《浅谈吐鲁番盆地烽燧现状调查与保护研究》一文，也说到“有的烽燧与驿站合建”，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211/90146599.shtm。
(47) 《塞上烽火品约》中即有烽火不便时邮驿顶替的内容，见江娜《汉代边防体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63页。
(48) 此次去拜城参会，有幸亲往刘平国刻石遗址观摩流连，刻石遗址西南12千米处高坡上积石累累，有唐代烽燧遗迹。两遗址隔着一马平川遥遥相对，如果向统帅部传递消息前者是一传，后者可作二传。古时边警信号包括烽、烟、表（颜色鲜艳的绸布），其中烽和表在沟内都近于无效，而烟对背景也应有一定的要求。
(49)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34页。汉代有一套繁密的燧障候望制度乃至专业术语如“柃柱”“悬索”“天田”之类，参见前文注江娜文，57—58页。至于此处当年如何布置，则需结合文献，根据具体环境如沟壁间距离、沟底水流大小等等做进一步探讨。
(50) 同前注，黄文弼以“关城”命名此遗址，应是基于对遗址现况的了解以及对其功能的推想。他认为此处除了设关，附近还应有配套的屯垦之田、驻军之城，如此方能维持。这种行万里路、亲履其地得到的判断值得重视。
(51) 至于天山通道内如何候望，则有待请教考古专家。以笔者的浅见，山中千曲百折，若置亭谷底实无意义；若于山头筑台，像八达岭一带豪华的明长城那样，汉朝恐怕出不起那钱，更别说让小小龟兹自掏腰包了。
(52) 先父黄烈在《吐鲁番出土道教符箓》（收入其《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曾探讨汉晋间道教的西传。不过宏观地看，道、释一西去一东来，二者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不可同日而语。
(53) 唐嘉弘《记“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考》，《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90—91页。华夏周边的汉化大约是个半推半就的过程。楚王一面向周室要称号，一面以蛮夷自居，“不与中国号谥”。问鼎轻重被上了一堂思政课后，便说我把兵器的边边角角敛吧敛吧，能铸九个鼎。
(54) 娄敬一定熟悉高祖张嘴就来、抹嘴就忘的套路，故此才在建议和亲的时候特别强调“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
(55) 参见王尔春《赐姓与更姓——与汉代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解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70—74页。
(56) 周天子劝楚“无侵中国”；楚王“欲以观中国之政”；颜师古注武帝《轮台诏》中的“秦人”，“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中国+人”的组词在古汉语中不常用，三个字的名词入诗入文都不如两字、四字的便利，可能是原因之一吧。
(57) 大唐条件不错，可惜排在大汉后边，况且那时打着前朝特别是汉朝的旗号说本朝的人、事已成为一种文化素养——“汉家烟尘在东北”“汉皇重色思倾国”“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
(58) 例如《史记·大宛列传》谓“大宛闻汉之饶财”，这话从宛王口中，经过了译者（可能不止一个，“九译”都成了名词）、张骞，再到司马迁笔下，最起码三个环节，其中哪个环节都有可能把“秦”改成“汉”。另外，关于《史记》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迁入《汉书》后变成“新得汉人，知穿井”的问题，也值得分析。鉴于《史记》其他几处“秦人”班固并未用“汉人”置换，此处“汉人”很有可能如李志敏先生所言，为《汉书》传抄过程中的误植，见下59页注⑦。倘若班固一律改“秦人”为“汉人”，那起码证明：一、在他看来，汉是现在时的华夏，秦为过去时的华夏；二、他没听说或不知道“秦人”为一特殊的群体，而如果他——毕竟是班超的哥哥——都没听说，那也许“秦人”真就不是。
(59) 严格地说，“汉军”（或“汉兵”）<“汉人”，但如果“秦人”=“汉人”的话，跟“汉军”就矛盾了。如果“秦人”<“汉人”而=在西域或漠北打工的那部分汉人，跟“汉军”“汉兵”就不冲突了。
(60) 在很多人的含混不清的论述里，中原也时而广义时而狭义，广能广到广东，狭起来关中都不让进。
(61) 王子今《论西域“秦人”称谓》，见本论文集。
(62) 也就是说，（如果颜师古的“今”指他本人的时代）到了隋唐之际，“秦人”的实体及称呼犹存，只是既非一般中国人，也非秦地的居民，这为“秦人”另有所指提供了佐证。
(63) 中原苦汉之人投奔匈奴的也络绎不绝，参见王庆宪《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4期，80—87页。
(64) 汉胡的融合在董卓那里相当典型，蔡文姬《悲愤诗》记汉末之乱，有“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65) 六位“秦人”除“孟伯山”为典型的汉名，“赵当卑”“石当卑”有可能是汉人，也有可能非汉人，但显然都是下层人名（类似秦简中的“周生小婢”“阳垣奴”“成功奴”之类）。“旧社会”晚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些穷人都没正经名字，待到有机会上学，或政府来登记，这才因陋就简起上一个。两位“当卑”和两位“羌”或许属于这种情况。“狄虎贲”有点超豪华了，因为“虎贲校尉”是汉代边将职称，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干部，没准儿拿外号当正经用了。
(66) 李志敏《史记、汉书中的译名“秦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35—41页；同作者《支那名号涵义及指谓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205—214、174页。
(67) 汉代对“楼”字的使用，如“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古诗十九首》，“仙人好楼居”（《史记》），还有班固笔下的“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汉书·郊祀志》），“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汉书·陈汤等传》），取的都是《说文解字》“楼，重屋”的意思。至于储粮地窖，《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郑注“穿窦窖者入地，椭曰窦，方曰窖”。《周礼·考工记》“囷窌仓城，逆墙六分”，郑注“囷，圆仓，穿地曰窌……窌，依字当为窖”。至于“井”，在班固那儿除了指星宿、井田，就是“吃水不忘掘井人”的那种井了，如《汉书·五行志》中记“元帝时童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如成帝时“北宫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再如《汉书·游侠传》中记陈遵“嗜酒，每天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投”的动作跟水井能无缝对接，跟地窖就方枘圆凿了。
(68) 楚才晋用是先秦时代融合夷夏、走向一统的重要因素。后来汉匈格局确立，这种交流变得稀少。但也不是没有。匈的使节，汉朝动不动就斩首，相比较而言，汉使节、俘虏不少被蛮夷当人才引进，甚至被“和亲”生儿育女。
(69) 《史记·大宛列传》云：“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
(70) 笔者一直觉得“一身洋气”的小提琴真正被中国人的耳朵接纳，应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化蝶”的那一段，后来在一次研讨会上听研究音乐史的朋友讲，《梁祝》的创作者、演奏者专门模仿过二胡，见《盘点新中国文艺》，黄纪苏、祝东力主编《艺术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