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国刻石的文学史意义
吴 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东汉刘平国刻石，位于今新疆拜城县东北的喀拉克达格山口，是光绪五年（1879）施补华（字均甫，1835—1890）发现的。有关此刻石的发现过程以及相关问题，马雍先生在《〈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一文中已做过详细梳理与辨析，其结论向为学界所推信 (1) 。唯其中细节尚有可补充之处。
一
马雍先生据施补华于光绪十五年（1889）为王懿荣所藏刻石拓片所作的题记认为，施氏于光绪五年发现刘平国刻石后，于光绪八年（1882）作《刘平国碑跋》，于光绪九年（1883）制作拓片数十，分赠好友，包括盛昱和王懿荣，施氏的这一题记就写在他六年前赠给王懿荣的拓片上。朱玉麒、陶喻之等先生已经指出，早在光绪七年（1881）初之前，施补华已经将刘平国刻石的拓片和释文题跋等寄给张之洞（1837—1909） (2) 。
除此以外，据李慈铭（1829—1894）日记记载，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李慈铭“作书致沈子培（吴案：即沈曾植），赠以新疆近出《刘平国碑》拓本一通”。十二月十六日，李慈铭“得徐寿蘅侍郎（吴案：即徐树铭）书属转寄施均甫书。作片致心云（吴案：即陶濬宣）”询问“刘平国碑原跋”，当天李慈铭即得到陶濬宣所寄来的碑跋 (3) 。徐树铭，《清史稿》有传。据朱玉麒、吐逊江二位先生考证，徐树铭在担任浙江学政时曾拔擢施补华，且为保护并精拓刘平国刻石的拜城知县徐鼎藩之堂兄 (4) 。陶濬宣，为《清儒学案》中所列李慈铭三弟子之一，“深于金石碑版之学” (5) 。由此可见，施补华在光绪八年陆续将刘平国刻石拓片寄赠友人，其所作跋文也曾经随拓片寄赠。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李慈铭又记录：
阅《刘平国碑》，此施均甫所赠者也。据均甫原跋言，己卯（吴案：即光绪五年，1879）六月得之阿克苏所属赛木里城东北二百里山上石壁。文共八行，行约十五六字，汉隶，颇曼患。稍可辨者，弟一行有“龟兹□（似是兹字）左将军刘平国”字；弟二行有“秦”字；弟三行有“阿”字；弟四行有“曰始斫山石作此”字；弟五行有“慈父民喜长寿亿年”字；弟六行有“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字；弟七行有“直逮□此东乌累关城”字；弟八行有“将军”字。又一纸，三行，行约三四字，首一行似有一“安”字，二行似有“于伯”二字，三行有“作此诵”三字。阿克苏在汉为温宿国，赛里木为姑墨国地。后汉桓帝永寿四年六月改元延熹，此在八月，犹纪永寿者，西域距洛阳甚远，改元诏书犹未到耳。是年五月甲戌晦，日食。六月为乙亥朔，七月为乙巳朔，是月小尽，八月为甲戌朔。《通鉴》目录以及近人汪谢城（吴案：即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所推皆同。其山在赛木里城东北二百里，则已接库车竟，库车即汉龟兹国，故有龟兹左将军之称。惟《汉书·西域传》龟兹国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等官，无左将军。且所载皆龟兹所设之官，非汉吏，而此所云刘平国必是汉人。其文字亦是汉制。汉官有左将军，上不应冠以龟兹。疑龟兹上当有“领”“护”或“使”字也。“斫”即“斸”字 (6) 。
李慈铭所记与收入如施补华《泽雅堂文集》的《刘平国碑跋》不同，亦与新发现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徐乃昌旧藏刻石拓片中刘富曾抄录的施氏跋文不同 (7) 。这应该是李慈铭将自己对该拓片的解读融入其中。马雍先生曾经将刘平国刻石的拓片分为三期，并且总结了三期的不同特点 (8) 。但是据李慈铭的介绍，该拓片虽然保留了第二行的“秦”字，符合第一期的特点，但是其所记录的其他情况又与第一期不符，恐怕这是第一期拓片中质量不好的一批拓片之一。另外，韩续先生在《徐乃昌藏本〈龟兹刘平国刻石〉文献价值考论》一文中著录了徐乃昌旧藏拓本中蔡源清过录的光绪二十年（1894）刘贵曾的跋文，在跋文中刘贵曾据四分历推算永寿四年八月朔日确实为甲戌 (9) 。而据李慈铭日记中所录，李慈铭在光绪八年即已据其他材料指出“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之真确。可见，除了施补华之外，李慈铭也是早期对刘平国刻石进行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
光绪十一年（1885）施补华入京，与李慈铭、沈曾植、袁昶、朱一新、瞿鸿禨等人于陶然亭小集；十五年（1889）施补华又入京参与李慈铭六十大寿的聚会，施补华为王懿荣所作题记应该就是借此时机完成 (10) 。施氏于京中结交之友人多嗜金石，其所分赠之拓片及相关题跋当亦不少。去年，韩续先生发表文章介绍了不为学界所知的徐乃昌藏刘平国刻石拓片。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资料被我们发现。
二
据马雍先生的释文，刘平国刻石大约保留下可辨识的105个字的正文和7个字的作者题名。在正文中有“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两句整齐的七言颂词，残存的作者题名则为“淳于伯隗作此诵”。此两处文字颇具文学史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诵”与“颂”为同源字，二字往往通用。比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耆夜》云：“周公……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盟。……月有盈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无疆。” (11) 此处周公所作为祝福的“颂”词，但是却写作“诵”，可见二字从战国时代已经混用。在东汉的《成阳灵台碑阴》中有“立作石碑诵出钱名”句，洪适注云：“碑诵为碑颂。” (12) 这是汉代二字通用之例。
“颂”作为一种文体，可以追溯到《诗经》之“《颂》”诗，《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13) 显然，“颂”是用来纪功颂德、告神祈福的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总结后世“颂”体发展出来的文体特征云：“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14) 刘勰指出，“颂”兼有赋的铺陈和铭的敬慎的特点，以揄扬为主，遣词清丽节制。刘平国刻石记述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斫石作亭事迹，有类于赋，其中两句七言颂词有类于铭，通篇文字正是“颂”体。汉代石刻中有立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的《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刻于汉灵帝建宁四年（171）的《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刻于汉灵帝建宁五年（即熹平元年，172）的《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立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的《槀长蔡湛颂》、立于汉灵帝光和六年（183）的《汉成阳令唐扶颂》等 (15) 。这些石刻汉“颂”，体裁雷同，前一部分为类似于赋的纪功叙事之辞，后一部分则为四言颂词，最后附有题名交待撰文立碑刻石之人以及时代等，刘平国刻石刻于汉桓帝永寿四年（即延熹元年，158），在时代上与上所举诸汉“颂”接近，在结构上也与之相同，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刘平国刻石在内容上大量简省，其“七言”颂词更是罕见。
上所举诸汉“颂”，其颂词皆为四言，即使在不以“颂”为名的汉代碑文中，涉及“颂词”内容的，亦以四言为主要形式，这明显是为了追迹《诗经》之《颂》诗。
当然，在汉代石刻中，并非没有“七言”句式。比如《三公山碑》（汉灵帝光和四年，181）“俨俨明公，民所瞻兮，山（缺）窈窕，石岩岩兮”，《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汉灵帝熹平三年，174）“乾坤剖兮建两仪，刚柔分兮有险夷”，《梁相孔耽神祠碑》（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君之德兮性自然，蹈仁义兮履朴纯”等 (16) 。这些“七言”均为“楚辞”体，皆以“兮”字调节语气，且遣词造句引经据典、颇多修饰，与刘平国刻石“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朴素直白的纯七言并不相同。
尽管刘平国刻石的两句“七言”颂词所涉及的词汇为汉代石刻中常见的习语。比如《李翕析里桥郙阁颂》云“坚固广大，可以夜涉”，《蜀郡属国辛通逹李仲曾造桥碑》（汉桓帝延熹七年，164）云“福流后昆，万寿无疆，干禄亿年”等 (17) 。但是如果结合句式和词汇一起来看，刘平国刻石的“七言”更加接近汉代的镜铭，而非来自石刻的传统。
根据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汉镜分期研究》一文的研究成果，公元前1世纪后叶到公元1世纪前叶，我国的铜镜铭文开始出现比较纯粹的“七言”句，如“湅冶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延年益寿辟不羊。与天无亟如日光。千秋万岁乐未央”，“桼言之纪造镜始。长保二亲利孙子。辟去不羊宜贾市。寿如金石西王母。从今以往乐乃始”。同时，也开始有“王氏昭竟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这样与“人民喜”类似的表达 (18) 。显然铜镜铭文中比较纯粹的七言句式以及朴素直白、不用典故的遣词风格与刘平国刻石的风格更加接近，其时代也早于东汉石刻中所出现的“七言”句。
余冠英先生在《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中曾经指出：“事实上，七言诗体的来源是民间歌谣（和四五言同例）”，“血统上和七言诗比较相近的上古诗歌，是《成相辞》而非楚辞。” (19) 我们看到在汉代石刻中不仅有刘平国刻石的纯粹七言，在其同时或稍后还有大量楚辞体七言存在，所以我们以为余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楚辞体并不是七言诗的主要源头，尽管在汉代石刻中也有类似《张公神碑》（汉桓帝和平元年，150）“綦水汤汤扬清波，东流（缺）折（缺）于河……”这样的纯七言诗，但是在其中所载九首歌词中，仅有前二首大约为纯粹七言诗，剩余七首仍然是楚辞体七言 (20) 。可见，楚辞体蜕变为七言之不易，而几乎就在同时的龟兹，淳于伯隗所作的颂词却采用了汉代镜铭风格的七言，这足以证明民间谣谚的强大生命力与传播力以及其对于古代文学所造成的重要影响。
如果我们认为《柏梁台诗》大约是真实的，那么七言诗似乎从汉武帝之后就已经产生了。而对其表示怀疑的学者，则一般认为我国比较成熟的七言诗为张衡的《四愁诗》，比较成熟的七言乐府为曹丕的《燕歌行》。但是无论是《柏梁台诗》《四愁诗》《燕歌行》，还是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楚辞体七言和镜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句句押韵、不求对仗且韵尾同平或同仄。这是七言古诗的一个特点。然而刘平国刻石的“颂词”，其最可异之处在于它打破了这一规律。
“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这两句从对仗的角度来看，上句乃是赞颂所作之亭以及其给人民带来的福祉，而下句则是祝福作亭之将军刘平国。两句不仅在句意上对仗，在用词上也基本对仗，“坚固万岁”与“长寿亿年”是非常工整的对偶，“人民喜”和“宜子孙”虽然字面略有参差，但是“人民”与“子孙”、“喜”与“宜”相互对照也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从平仄的角度来看，上句为“平仄仄仄平平仄”，如果将第二个字换成平声，则变成标准的律句；下句为“平仄仄平平仄平”，为“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变体，亦为标准的律句。
从押韵的角度来看，它打破了七言古体句句押韵的惯例，上句“喜”字为之部字，下句“孙”字为文部字，二字不押韵，且上句收仄声，下句收平声，亦是相当标准的律句的用法。
我们知道真正开始尝试创作隔句用韵的七言诗的是南朝宋的鲍照，而七言律诗的定型要到唐朝才能实现。然而，我们在东汉桓帝时期的刘平国刻石中竟然发现了如此整齐标准的七言律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喜。尽管这两句七言颂词的用语浅白通俗，尽管这很可能是在汉代镜铭和东汉人物评语谣谚传统中所产生的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它向我们展示出古代汉语特殊的音乐性以及作者淳于伯隗对于汉语语音和节奏感的敏锐把握与出色运用。
对比上文所列举的汉代石刻，刘平国刻石的作者没有采用繁缛的修辞，也没有引经据典，而是用最通俗和流行的话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作了记录、表达了歌颂，考虑到那两句颂词的书写技巧，我们认为，作者淳于伯隗并非因为教育程度而无力运用典雅的语言，而是故意采取了这样一种通俗的方式，这很可能与他所期待的读者人群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平国刻石是一篇经过精心设计的作品。
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在此一提。在刘平国刻石的第八行末尾，有些学者认为残存“仇披”二字，二字尚有文字，然而已经无法辨认。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似乎可以与《隶释·隶续》中所记汉代石刻的有些内容相互对读。《成阳灵台碑》（汉灵帝熹平元年，172）碑阴记载工师仇福“累世同居，州里称术”；《武都丞吕国已下题名》有云“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有“时衡官（缺三字）仇审字孔信”“从史位（缺四字）字汉德为此颂”，洪适认为《郙阁颂》中名字残缺的“字汉德为此颂”即“仇靖” (21) 。可见东汉时期仇氏似乎比较活跃，仇福为工师，仇审为衡官，仇靖则为从史，善于作颂书文。仇靖为武都下辨人，位于今天甘肃成县。不知刘平国刻石中之“仇披”是否也是类似于仇靖的身份，或许其为书文者亦未可知。
(https://www.daowen.com)
The Significance of Liu Pingguos Stone Carving Inscrip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Wu Ya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subjects： Firstly， according to LiCiming（李慈铭）s diary， it supplements the spread process of Liu Pingguo（刘平国）s stone carving rubbings in Beijing at the beginning of 1883. It points out that Li Ciming obtained Shi Buhua （施补华）s postscript with the help of Tao Junxuan（陶濬宣）， and made research on the rubbings.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Liu Pingguos stone inscription， it should be “song（颂）” style， and should be named “song（颂或诵）”. Through analyzing the rhetorical features of two seven⁃character verses， it shows that it is not a typical Han stele type eulogy， but a popular “mirror inscription”， which gives more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seven⁃character poetry is from folk proverbs. Furthermore， its unique metrical features can be said to be the earliest “seven⁃character metrical verses” we have found， which reflects the author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e of Chinese rhythm， and also reflects that this inscription is a well⁃designed work considering the audience. Thirdly， according to the stone carving inscriptions from the 3rd Century BC to the 3rd Century AD，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damaged word “Qiu Pi” in Liu Pingguos stone carving may be similar to the mason or calligrapher of “Qiu family” in the mainland.
(1)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42—68页。
(2) 朱玉麒《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研究》，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339—357页。陶喻之《东汉刘平国刻石研究资料汇编》，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400—458页。
(3) （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十三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9701—9708页。
(4) 参见本论文集朱玉麒、吐逊江《刘平国刻石的早期保护和拓本流传——以徐鼎藩为中心》。
(5) 徐世昌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166页。
(6) （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十三册，9708—9709页。
(7) 参见韩续《徐乃昌藏本〈龟兹刘平国刻石〉文献价值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1期，134—140页。
(8)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42—68页。
(9) 参上引韩续《徐乃昌藏本〈龟兹刘平国刻石〉文献价值考论》。
(10)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60、115—116页。
(1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150页。
(12) （宋）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6—17页。
(1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68页。
(14)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34—335页。
(15) （宋）洪适《隶释·隶续》，49、52、53、57、60页。
(16) （宋）洪适《隶释·隶续》，44、56、59、42页。
(17) （宋）洪适《隶释·隶续》，52、159页。
(18) 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汉镜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46—110页。
(19)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18页。
(20) （宋）洪适《隶释·隶续》，42页。
(21) （宋）洪适《隶释·隶续》，16、396—397、54页。